别了，鲍古诺维奇
美刊对这个专搜集申国情报的南斯拉夫记者的被赶出中国表示惋惜，说这是“资本主义、铁托主义、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中国事态观察者的一个损失。”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二十一日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为《一位中国事态观察者垮掉》，全文如下：
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召见。通常冷淡的中国外交部邀请了四十七岁的南斯拉夫记者鲍古诺维奇去谈话。饮毕印度红茶之后，负责新闻司的妇女念了几段毛的语录。然后她就开始谈正事。鲍古诺维奇由于写了“歪曲和诬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而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从北京发出了二千五百篇报道的鲍古诺维奇于是就匆匆带了他的妻子登上一列前往苏联的火车。
鲍古诺维奇的被逐，对世界各地的中国事态观察者，不论是资本主义的、铁托主义的、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中国事态观察者，都是一个损失。他们为了也许是发自中国的最准确最详尽的报道，曾弄得必须依靠他。一九六○年，他首先报道了肯定将出现中苏分裂的迹象：俄国技术人员撤走。一九六六年，是他首先报道了一度权力极大的北京市长彭真的垮台。当其他驻中国的记者还在吃不准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报道了林彪已被选定当毛的继承人。
跟其他外国记者一样，鲍古诺维奇几乎是被幽禁在北京的，并且不得同高级官员接触。他十年里只看见过毛一次。北京一年最多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
但是，鲍古诺维奇认识的中国人，足以使他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可以得到点启发。根据他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他能够从党的公开文件中领会到字里行间的意思。他所推测的，结果往往证明是事实。
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使鲍古诺维奇可以又一次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开始活动。
突然之间变得有新闻——以贴满北京墙上的招贴传单形式出现——可采访了。新闻记者徘徊街头收集消息。据鲍古诺维奇说，这些招贴传单，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和令人迷惑的，但有很大一部分“打开了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大门。”
但是，鲍古诺维奇的报道开始超过了这个政权的容忍程度。他不再被中国人称“同志”，而是不祥地被称为“先生”’。当他采访苏联大使馆门前一次示威时，红卫兵包围了他的汽车。他回忆说，“他们开始敲打汽车玻璃窗，猛烈地摇动汽车，大喊大叫。这是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在他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对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严厉申斥。一切都同他以前在北京的恬静生活成了对照。他说，“我们过去亲身感到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全。我们可以让小孩到街上去。我们可以离开家，不锁汽车，不会有东西失窃。这次暴力行动是可怕的改变。”
因此，他对他的被赶出来并不感到特别不高兴。他在中国所受的耻辱也没有影响他在南斯拉夫的前途。他在上周回国后获悉，由于他的报道，他很有可能当上南斯拉夫通讯社的社长。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从中国赶出来的第五名外国记者，鲍古诺维奇预料他在北京的三十名左右同僚，也将遇到类似的命运。他说，“（中国）不欢迎那些知识和经验超越了印在招贴传单上的事实的目击者。”
【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二十一日一期登载一篇文章，题为《一位中国事态观察者垮掉》，全文如下：
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召见。通常冷淡的中国外交部邀请了四十七岁的南斯拉夫记者鲍古诺维奇去谈话。饮毕印度红茶之后，负责新闻司的妇女念了几段毛的语录。然后她就开始谈正事。鲍古诺维奇由于写了“歪曲和诬蔑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报道”而必须离开这个国家。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从北京发出了二千五百篇报道的鲍古诺维奇于是就匆匆带了他的妻子登上一列前往苏联的火车。
鲍古诺维奇的被逐，对世界各地的中国事态观察者，不论是资本主义的、铁托主义的、莫斯科修正主义的中国事态观察者，都是一个损失。他们为了也许是发自中国的最准确最详尽的报道，曾弄得必须依靠他。一九六○年，他首先报道了肯定将出现中苏分裂的迹象：俄国技术人员撤走。一九六六年，是他首先报道了一度权力极大的北京市长彭真的垮台。当其他驻中国的记者还在吃不准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报道了林彪已被选定当毛的继承人。
跟其他外国记者一样，鲍古诺维奇几乎是被幽禁在北京的，并且不得同高级官员接触。他十年里只看见过毛一次。北京一年最多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
但是，鲍古诺维奇认识的中国人，足以使他对正在发生的情况可以得到点启发。根据他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他能够从党的公开文件中领会到字里行间的意思。他所推测的，结果往往证明是事实。
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使鲍古诺维奇可以又一次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开始活动。
突然之间变得有新闻——以贴满北京墙上的招贴传单形式出现——可采访了。新闻记者徘徊街头收集消息。据鲍古诺维奇说，这些招贴传单，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和令人迷惑的，但有很大一部分“打开了党和国家高级机密的大门。”
但是，鲍古诺维奇的报道开始超过了这个政权的容忍程度。他不再被中国人称“同志”，而是不祥地被称为“先生”’。当他采访苏联大使馆门前一次示威时，红卫兵包围了他的汽车。他回忆说，“他们开始敲打汽车玻璃窗，猛烈地摇动汽车，大喊大叫。这是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在他向外交部提出抗议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对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严厉申斥。一切都同他以前在北京的恬静生活成了对照。他说，“我们过去亲身感到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全。我们可以让小孩到街上去。我们可以离开家，不锁汽车，不会有东西失窃。这次暴力行动是可怕的改变。”
因此，他对他的被赶出来并不感到特别不高兴。他在中国所受的耻辱也没有影响他在南斯拉夫的前途。他在上周回国后获悉，由于他的报道，他很有可能当上南斯拉夫通讯社的社长。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从中国赶出来的第五名外国记者，鲍古诺维奇预料他在北京的三十名左右同僚，也将遇到类似的命运。他说，“（中国）不欢迎那些知识和经验超越了印在招贴传单上的事实的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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