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6.30张北思想动态第10期：传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消息后的民众反映（机密）

从文件中看，1962年时人普遍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消息是不屑一顾的，有人说“蒋介石在台湾十几年啦，美帝国主义也看不起他啦，他不搞一下反攻，也老羞的不行啦，这样一搞正式消灭他的好机会，我们也满有把握消灭它，”以至于中共张北县委宣传部总结说民众有轻敌思想。就连几名原国民党人员也分别说“蒋介石来进犯是鸡蛋碰石头，是忘想”、“蒋介石反攻大陆就像鸡毛投到炉台上，自取灭亡”、“他来也是送死”。

不过也有人对此消息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吃饭问题更上心，工人李俊说：“我不管他咋着，不干活吃不上，还是搞我的生产去，国家大事没我生产吃饭要紧。”另外有个谣言也显示出人们更关心吃饭问题，比如某生产队长听说有人从井里打出一个会说话的蛤蟆，“一个蛤蟆二斤半，向不向保证今年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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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供领导同志参考）

思想动态                              中共张北县委宣传部编

第十期 （机密 ）                           196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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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傳达和宣传“蒋帮准备窜犯大陆”的消息后的思想反映

    自从23号新华社正式公布了“蒋匪帮准备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的消息后，在全县已经普遍展开了全面的宣传，据两面井、张北镇等公社的汇报，都已分别召开了党、团員、干部、群众和四类分子的不同类形会议。通过宣传，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形的思想反映：

一、大部分群众表示奋恨，要积极准备迎敌，张北镇公社西关街工人胡岱说：“过去的生括是越过越穷，解放后的光景才过的有点眉目了，老蒋又想来欺负咱们呀？我是老了（已50多岁），但我还有两个儿子，要是老蒋真的敢来，就让我的两个儿子上前线去打它。”西关居民苏发仁说：“过去生活不安定，吃尽了苦头，我就让土匪抢过三次衣服。现在过上和平生活了，老蒋又想来，可不能让他来，我一定要好好劳动，支援前线，全部的消灭了他們”。东营盘公社安定堡大队社员马万有说：“蒋介石在台湾十几年啦，美帝国主义也看不起他啦，他不搞一下反攻，也老羞的不行啦，这样一搞正式消灭他的好机会，我们也满有把握消灭它。”城关公社瓦窑湾大队王英（服役期满的义务兵）：“我们过去条件差，武器不好，老蒋也被打败啦，现在我们已经过十几多年的建设，比以前强多啦，蒋介石来正是耗子寻猫自找死，我当过三年义务兵没打过仗，要在这个机会和它干一下。”绝大部分转业军人也都表示态度，要时刻准备服从祖国召唤，一旦需要马上归队。张北镇公社民乐街适龄青年杨再兴说：“我是适龄青年，祖国何时需要，我何时就走，不需要我就在家好好生产”。东关基干民兵芦福兴说：“我要随时把枪擦好，做好准备工作，平时要搞好生产支援前线。”

二、有部分群众有轻敌思想。张北镇公社东关大队一般群众反映说：“老蒋，它不敢来，别说它二三十万人，就是二三百万人来它也不行。”西关大队工人史品高说：“它来也不过是给我们送点东西。”

三、表示不关心。民乐街工人李俊听了宣传后说：“我不管他咋着，不干活吃不上，还是搞我的生产去，国家大事没我生产吃饭要紧。”

四、表现害怕：东关大队基干民兵高纪有（18岁）说：“听了宣传后真害怕，还没上战场心里就跳起来啦。”

五、四类分子会议情况及反映：张北镇公社西关街，25号开了四类分子会，共有九人实到会五人，有两人请假，二人不到，不到的两人是老两口，老婆儿先是去了，因他老头未到让她去叫，结果她也未回。东大街共有20人实到会15人。主要表现有下面几种：

1.认为政府对他们宽大，要在这次争取立功，民乐街许博荣(反革命杀人犯)说：“56年肃反时，我豁出性命不要，大胆坦白了政府宽大了我，使我感恩不尽，现在要老老实实当公民。”东大街王春华（地主）说：“蒋介石来进犯是鸡蛋碰石头，是忘想，咱們这号人平时没机会，都应趁这个机会立功。”西关伪军人翟荣也表示要争取立两次功。东大街王栋财（伪参议员）说：“蒋介石反攻大陆就像鸡毛投到炉台上，自取灭亡。虽然我过去欺压过人民，但解放后，政府宽大了我，不感谢不尽，我的孩子都在张家口工作，蒋匪来了我们也闹不好。”

2.表现消沉，不讲话。西关伪职员陈景财，平时好说好笑，这次会上没发言。其妹陈秀琴在讨论时说：“讨论这个干啥，咱们回吧，”说完后就退出会场。东大街坏分子贺春花—直未发言，而且还质问主持会议的人：“让我来开会，我算哪—类分子呢？”表示不满。两面井公社两面井大队开座谈会时，敌伪人员就是坐着吸烟，有的说：“他来也是送死。”

3.有的造谣也有表现嚣张的，东关地主、特务史介天，平时表现不好。现在锄地见到幹部跟着就說：“回吧，到点了，尽管锄哩，”平时很注意看报，特别是国际新闻。据反映今年春天买回—把杀猪刀子，群众们都说这家伙没安好心。城关公社馬連滩生产队地主范雄说：“什么军头也有个坐够哩，你們該吃的吃吧，該喝的喝吧!”

六、在群众中的—些流言蜚语和谣言及其影响：

张北镇北街饭馆翟拐子说：“听說军队都往前线开呀，现在又要兵哩，咱们和印度打呀！”市民安瑞林母亲这样說：现在打呀，七月里就打平啦，我们院里住的人闹成—股啦，每天早早的就起来啦。苏中关系不好了，群众不拥护了，咱們和苏联借的粮和布人家都要呀，不給人們吃啦。咱们这里每天有无声飞机转，投下了糖和紙条子。我不在这里啦，去保定找我女儿去呀！”张北镇群众中普遍流行着一种打世界大战呀的谣言。

听了谣言引起的后果：有的惊慌失措，如民乐街烈属赵德义，原有三个儿子，已牺牲两个（—是抗日战爭牺牲，一是朝鮮战爭牺牲），6月27日他老伴找到民政科，进門就哭，说：“我三个儿子已死了两个，另一个现在民警队工作，听说民警往前线开呀，这个千万给我留下吧，”也有的大吃二喝不节约了，民乐街新生胡同三号的一个姓田的铁匠，26号一天就买回十斤高价肉。

三号公社小白水淖生产队队长陈发听说，有个担水的，从井里打出一个蛤蟆，会说话：“一个蛤蟆二斤半，向不向保证今年吃饱饭。”

出处：张北县档案馆

   

1968.6.29上海工总司简报第99期：汽轮机厂“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初步情况

按：文中所谓毛泽东的“五·一九”批示，是指他在姚文元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说“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发（68）第74号文件将毛的批示和原文下发全国，也由此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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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总司简报

内部文件 定期收回

一九六八年第七十9期（总第 99 期）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96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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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指  示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

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汽轮机厂对敌斗争初步小结

上海汽轮机厂是一个六千余人的大厂，前身系国民党官僚企业资源委员会所属通用机器厂，筹建于一九四六年，解放前夕共有职工三百六十八人，一九四九年由我军接管。五0年又把精美机器厂合并进来，—九五三年改建为汽轮机厂，一九五八年全部基建完毕。

该厂敌情十分严重、复杂，一批坏人被走资派重用，篡夺了要害部门或领导岗位的领导大权。历年来所发生多起政治性案件，从未破获。

毛主席五月十九日重要批示下达后，厂革会自上而下，组织大学习，在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向阶级敌人发动了猛烈进攻，揪出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取得初战胜利。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厂革会看到毛主席“五·一九”批示后，立即向全场革命群众进行传达，并分别举办厂、车间两级革命委员会委员、造反队队委参加的学习班，以及车间、科室和班组业余学习班。通过学习，使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大大提高了觉悟，擦亮了眼睛。许多老工人说：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和北京新华厂的对敌斗争经验，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我们伟大领袖最了解工人阶级的心情，给我们对敌斗争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撑腰，什么都不怕，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阶级敌人再狡猾，也逃不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干部克服了“三不敢、一怕”（不敢讲，不敢大胆干，不敢接触群众，怕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思想。

大家通过回忆建厂历史和文化大革命斗争史，用亲身经历愤怒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对工人的虐待、压迫，揭发了隐藏的阶级敌人，还提供了很多新的线索。学习开始时，由于少数人存在着资产阶级派性，曾有人提出：这次对敌斗争，“要揪幕后人，必须先揪幕前人”，还有的说：“要揪出真正的阶级敌人，必须先揪出造反队中的坏人”。通过学习，大家说：毛主席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表示—定要把自己组织里的坏人端出来，增强团结，共同对敌。

财会科分部的大权，原来被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特嫌分子XXX窃取，大家提高了认识，发现这个家伙总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挑动群众与干部之间的关系，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了他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破坏干群关系的根子，小将体会说：革命的老干部最了解敌人情况，最富有革命斗争经验。我们要能够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也需要依靠他们。

二、依靠群众，分析敌情，打一场人民战争

厂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关于“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斯，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的教导，分析了本厂的敌情：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的高级特务，明静暗动，既隐蔽，又狡猾；一种是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的阶级敌人，混入在革命群众组织中，蒙蔽群众，大搞分裂主义；再—种是公开挑拨离间，利用所篡夺了的领导权，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文化大革命新秩序；第四种是已经揭露或尚未揭露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新社会不满，或明或暗地拉拢腐蚀革命群众，把矛头指向革命小将。

通过四面八方，上下结合，大谈、大摆、大查、大揭敌情，群众充分发动了起来，揭出了大量材料。一向认为自己是“红色保险箱”“清水衙门”“三多部门”（干部家属多，党、团员多，造反派多）的XX科，通过查敌情、找线索，看到“清水衙门水不清”，挖出了一个两次破坏军工产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XX。XX科也发现一个“最关心体贴阶级兄弟”的“好领导”喇XX，竟是特务分子。

厂革会掌握大量材料后，根据群众要求，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全面彻底的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长期隐瞒重大政治历史的工特分子、原工会副主任姜XX，混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青团骨干张XX；反共反人民的特嫌分子朱XX；还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阶级异己分子张XX．群情振奋，斗志昂扬，纷纷上台揭发批判，并当场揪出了国民党特别党员，敌特分子，破坏军工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十名阶级敌人。

这次对敌斗争大会后，群众进一步广泛地发动了起来，厂革会根据毛主席“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教导，对挖出来的敌人采取了大会揭，班组批，小会追等方法，使敌人无计可想，无机可乘，无空可钻。这是阶级敌人最害怕的“人民战争”，也是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有效方式。

大会揭：人多声势大，从政治上精神上压倒敌人，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既打击了敌人，又教育了群众。

班组批：可以把一小撮坏蛋从政治上、思想上批深批透，人人可以得到发言和批判的机会，这样既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得到政治上的锻炼，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又能批得敌人哑口无言，举手投降。

战斗组小会追：这是一种单刀直入的作战方法，它能够收到大会、班组会收不到的效果。这样作既便于顺藤摸瓜，扩大线索，又便于个别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使其进一步交代问题，扩大战果。战斗中发现新问题，必须穷追猛打，一追到底，使敌人没有一点回避的余地，以便进一步揭露矛盾，突破缺口，各个击破。

与此同时，厂革委会还遵照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对敌斗争政策，运用所有的宣传工具，向敌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不断发起猛烈的进攻战和攻心战，促使一伙阶级异己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等国民党残渣余孽，纷纷向厂革会接待站、车间、科室革委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对于已被揪出来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利益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凡是态度较好，主动坦白交代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其坦白的程度，给予不同的从宽处理。尽量缩小隔离面。

三、加强领导，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一、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对揪斗的对象，进行摸底排队，按级审查批准，避免揪错对象和引起“派性”斗争。

第二、厂和车间革委会都成立三结合的对敌斗争核心领导小组，由革委会、总部、分部第一把手和战斗突击组的组长参加，深入第一线，掌握对敌斗争的活思想、活材料，及时研究分析敌人动态，加强斗争指导。

第三、以政治条件可靠的老造反为主，组成十至十五人的战斗突击小组，再抽出一定数量的干部配到各个战斗突击组中。通过对敌斗争，锻炼和培养老造反，也使干部得到锻炼、考验的机会，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

第四、斗争的方法，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灵活掌握。一般在大会上点名、揪斗的，都须经过预先批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五月份以来，由于狠抓了革命的大批判和对敌斗争，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促进了生产的新发展。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止，全厂、车间批判大会组织了廿九次，班组批斗八十余次。在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掀起了新的高潮，收到了立竿见影效果。原来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得到了克服。六月出勤率达到80%以上，机床动率大大提高，二金工450匹马力的柴油机原定五台，完成六台。全厂商品产值预计六月份比五月份增长18%。

出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1962.6.28合肥市东市区一把手工作压力大要求调动职务

该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合肥东市区一把手謝鸿溶感到工作压力大，自己工作有缺点，更由于上级不配合、不公道、不信任，故要求调动职务，回到老本行做商业工作：

工作压力大是指粮食供应紧张，局面难以缓解，下级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

自身工作缺点是指态度生硬，作风不民主，发生问题好爭论，粗暴乱批評。

但謝要求调动职务的真正原因应该是他感觉上级对他不信任、不配合、不公道，这至少有四个表现：1. 大兴集公社缺粮时，赵凯市长不准许粮食局调拨粮食过去，以致于谢认为“这样，不是积极减少矛盾，而是加剧矛盾发生”；2.他认为毛泽东所说的“老实人不吃亏”并没有在他身上实现，原因是合肥市领导没能正确掌握处理问题，尤其是在粮食供应方面；3.同僚殷树南（东市区区长）的职务调动问题原本是上级决定的，但把责任推脱到中共东市区区委身上，谢感到“这样推法，回避答复，把问题推到区委很难理解的”；4.前合肥市一把手傅大章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后，谢也受到牵连，上级派人到谢的原籍查他的历史，这使得谢在此之后不敢表达意见，他说“对上级很少爭論或提出自己的意見，抱着唯命是从。有些問題只能带有勉强性的”。

信中人物和事件简介：

傅大章，1952年2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1955年8月任中共合肥市委书记（1956年5月改称第一书记），1958年5月在反右倾运动中下台。先降级复出，1960年7月任中共濉溪市（即现淮北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濉溪矿务局局长。1962年平反后，1963年9月升任中共阜阳地委书记。文革中下台， 1971年3月复出回到安庆，先后任中共安庆地委副书记、书记（1973年2月至1978年7月）。

刘征田，1958年5月至1965年9月任中共合肥市委第一书记、书记（1963年2月第一书记改称书记），此前曾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1952年8月起）、计划委员会主任。文革中下台，1975年复出，任安徽省政府顾问。

赵凯，1958年10月至文革初期任合肥市长、中共合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书记（1963年2月书记处书记改称副书记）。此前任中共安徽省委工交部副部长，文革中下台，1973年复出，先后任安徽省淮北市革委会主任、中共淮北市委书记（1975.6-1982.4），后任安徽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謝鸿溶，1956年底起长期担任合肥市车站区（1960年改称东市区，2002年改称瑶海区）区委第一书记，文革前职务变更，文革中下台，1972年7月前复出。更详细信息待查询《合肥市瑶海区志》。

殷树南，曾任合肥市车站区、东市区区长，后受到批判审查，1962年被平反。详情待查《合肥市瑶海区志》。

信中提到的“大兴集划归东市区”，是指1960年6月城市公社化运动时，安徽省政府将合肥市原车站区改称东市区人民公社，并将大兴集划归东市区。但1963年7月大兴集公社又改属肥东县，大概就是由于信中所抱怨的大兴集造成东市区粮食供应局面非常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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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阅，请书记处同志阅。

刘征田 6月29日

刘征田 赵凯二位书記同志：

今来信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向领导和组织上坦率地表露，并同时要求把我的工作調动。这些思想活动和要求调动工作，这还是我工作以来第一次。

—、我的思想活动不安定现在的工作岗位，是自大兴集划归以来东市区的粮食就发生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再加上近两年农业生产不稳定，农改菜、多变，社员意见很大，不少的田既没收菜又没收粮。而东市地区城市人口多，需要供应的菜也多，可是东市区耕地面积有限，农业人口多，处于人多地少这一客观现实情况。要求粮菜兼顾安排包干，特别自60年以来到61年，这两年，菜新改没有搞好，城市菜供应不上去，意見多，而社員过多改种菜少收了粮食。

二、东市现有耕地包产面积三万—千亩，包括今年各征地未用退地在内，今年秋收后压到菜地七千亩，粮油棉面积二万四千亩，有农业人口二万七千人，秋收后国家供应一万一千人，自给一万六千人。同时，大队人口还一定不断地增加，生新、结婚、下放，这样，农业人口平均每人一亩五分地。今后如果国家供应的队种粮食的那部份田所收支粮食征购去，那么全区自給粮食水平还是很低，若发生問题，就不好处理。从现在的生产水平，粮菜矛盾在东市特别突出，布局安排不好，特别是兴集公社秋后全种粮食，就不能自保，今年午季虽然超产很大，包产内生活安排各队有所不同，个别生产队八两、七两、六两。該公社口粮安排平均六两半不到，今年午季补助十余万斤，今年午季该公社平均包产九十五斤。今年午季全区包产平均每亩八十五斤留后，生活安排每人每天七两以下，市委从调剂粮中拨七万斤，都是用到兴集公社。缺粮队支口粮到6月20日，现在停止支发口粮。这个問题自兴集划归以来，因生活口粮是感到压力很大，伤了很大脑筋，但社員还是不滿，对安排标准有意见。市委也因为东市調粮也感到为难。兴集公社，某些队午季少或者午季到28日停止八天支口粮，社员非常有意見。粮食局說市委赵书记不同意拨粮。这样，不是积极减少矛盾，而是加剧矛盾发生。

三、我们今年以来也犯了多变、降指标减任务，社队干部、社員很好接受，但增加任务就非常办不通。油粮、副食品，处于政治上很被动。东市地区社员自留地，因地少没有按标准留夠，养母猪二分飼料地，育肥猪一分地是未执行的。我們说調不能超过7%～10%，全区平均不到一分，佔大大超过耕地总面积比例数，这是人多地少所致。但这些问题未落实解决，副食品派购任务增加，干部、社员思想不通。集体母猪、种禽，社员都不愿饲养，紛紛出售，因为午季未留饲料，饲料地也未留，我因为市郊区人多地少，副食品任务要輕於区别农林，发展家畜禽、猪鸡鸭，没饲料不可能大量发展的。过去三年之前副食多，正是粮食比现在几年来多的结果。

四、主席說老实人不吃亏，这个问题在於正确掌握处理问题，否則老实人就吃亏的，这是我的見解。我有个不正确经验，拿近几年来，市委对市郊区粮食和菜的问题处理上，我在思想上就不通。东市区受責备的偏多些，不是从各区的面积、单产、人口情况去比较，离开基数，不认真把各区实际的情况去分析，決定任务，就发生过輕过重的情况。生产报进度，有的报得快多，会議通过的計划产量，最后可以变少，开头完成好似很好，得到表揚；到了一定时期又回銷数字很大。在这些问题上，东市区碰釘子受批評就多些，这个問题今年更为突出，請市委审查。东市区在这个問題从种到收，最后结算面积产量一般都无过多过大的变动。在这个问题上，区委经常听到公社、大队干部及社员的反映，因为他们相互通气，情况熟識，說区委掌握的偏紧太认真了。近几年粮菜的关係很难处理好，包产安排都是满打满算很吃力。

五、在6月28日上午淮河路会議室，殷树南同志问我，关於他在东市区未调之前，市委就通知区委要调他，但长期没有調走。殷树南同志原是第二书記兼区长，二届选举时，市委告诉区委要调他，区长由我兼任。現在殷树南同志向市委提出，无人答复，而问组织又推问区委，这样推法，回避答复，把问题推到区委很难理解的。我回忆殷树南同志问题，区委从未討论过，也未提出过什么问题，本人和区委也未口头或报告提出要变动他的工作，怎样要区委答复这个問题。

六、二位书記对我这个人了解的不深透，对我的严重缺点错误不全掌握，很有必要暴露一下。我这个人最严重问题是态度生硬，处理問题主观，作风不民主，待人不和睦，盛气凌人，对同志、同级相处，发生问题好爭论，对有缺点或不对头，看不慣的问题，不能平信静气耐心说服教育，而是斥責过分，不讲方式，粗暴乱批評。这种不良本性是我的缺点错誤重点中心，历次不断檢查，受到来自群众、同志們帮助，有时突出，有时好些，时起时浮，很不正常的。这是我严重脫离羣众影响团結的主要问题。近几年来，对上級领导同志—起对问题討論采取謹慎态度，尽量不发言或少发言。这个问题自市反右傾运动，傅大章同志在市后期受批评，派人到我原籍查我的历史之后，对上级很少爭論或提出自己的意見，抱着唯命是从。有些問題只能带有勉强性的。我自56年底到东市区到現在，长期我担負班長，但没有当好班长，不可能当好班长，因为自己有个人主义所产生的缺点错误，而造成东市地区某些方面工作被动，我要负主要责任。今天大胆提出以上思想和要求调换工作也是我自工作以来第一次，历次自己是听从组织分配，从不讲价钱的。

七、那么为什么这次提出了呢？正是建立在以上的思想基础和自己的缺点错误而提出来的。我因为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很不适合担任党委的工作职务。自己有这些错误不相信还应继续现有的工作职务。这是取於内心的话，区委现在书记很多，我认为有可能把我调到商业部门回老本行，因为我未工作之前就是店员出身，我要求归队，由44年到55年这个时期内从事革命的商业工作，我因为适合我的情况。目前正是非常时期，这样提出来，烦神二位领导是很不应该的，本当面请示，由于是我个人思想认识和要求，因而选择用书面提出来为好。如果不能回商业或调动，将来区划几个公社，就下放到公社去从事行政工作。我这样提出来，是不是因为个人现职务有意见？忠诚表示不是的。是不是因为现在区委同志之间闹意见，我可以断定，现区委领导成员之间是团结的，特别是自钟长新同志甄别平反后，参加常委会议，该同志原来的气基本平息了，从我个人与这些同志关系保持正常的。个人主义关系到思想，这种成份一点没有，也是不真实，个人主页所要联系的就是上述中的若干问题，有为难思想，因为刘宏同志没有来之前，曾在那些问题提过意见，没有得到解决。刘宏同志来后，粮菜布局兼顾自保，在五干会议討論时，也未恰于其份的解决，結果受到批评。后来中央托大工作会議后调整了指标，最后定案是有产可超。但到午收生活安排，大降面积，减少单产，最近又压东市午季，市委不抓变的大、机动大的地区，不算午季面积产量，不算吃粮人口，默认了降低产量、减少面积，又要把调剂给东市的生活安排粮食停止支援，因此思想不通，因为全区午季单产包产并不比别区降，按原计划满打满算，标准又不高，特别土地被征之队干、社员情绪非常不安定，议论纷纷，国家不征田，我们不但能多吃，而且还要出售给国家，区委只能作些解释，但很难讲通的。今年午季安排，能够被社员接受，主要有自留地、开荒地、超产粮，比往年多，所以才安排下去，因此自己失去信心，这样对待问题，东市区永久处于被动，农业人口继续增加，土地就那么多，在这个方面被动受批評受到社员埋怨，搞不好这个工作，很难担负起这个责任，自己担心。这就是我的这一书面提出的思想问题和要求调动工作。以上请问二位领导同志考虑，不对之处希批评，我保证不因为这个问题闹情绪，我这个人历来就是有问题不论提与不提，从不影响工作。写到此处结束。

此 致

敬礼

职

謝鸿溶

六月廿八日下午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0193-014

1967.6.27中共驻东德外交官遭遇车祸造成四死一伤

1967年6月27日中共驻东德外交官遭遇严重车祸，临时代办傅体广（二等秘书）、随员杨先文、使馆工作人员程信泉、黄小康四人死亡，三等秘书王仲龙受伤，还有一名德国人也受伤。7月5日傅四人的骨灰和王仲龙一起通过专机运回北京，陈毅去机场迎接。（见人民日报1967年7月6日报道《我驻德使馆临时代办傅体广等四同志骨灰运回北京 因公受重伤的使馆三等秘书王仲龙同志同机回京》）

7月7日，英国驻柏林军政府的E.H.B. Gibbs向英国外交部西欧司、英国驻西德波恩大使馆、英国驻华代办处报告说：东德官方称这起车祸的原因是中方车辆在试图超车时打滑并撞上迎面而来的卡车，东德外交部长Winzer已致电中共国外交部长表示慰问。事发后的几天里东德方面关闭了通往中共国大使馆的交通，但外国观察家们看到使馆前有小规模的抗议示威。7月5日德方解除交通限制后，BBC的记者看到使馆外面有中方的德文告示，其中几乎把这起车祸描述称谋杀，并抗议德方阻挠调查。Gibbs猜测之前的抗议就是德方安排的以抵消中方的指控。

前中国驻德国商务参赞杨来春曾撰文《“革命”年代的记忆》，较为详细地讲述了这起车祸的起因和后果，他说事故发生后第二天中共外交官就在大使馆外贴出“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德文标语。相关内容转引如下：

“1967年我驻原东德（民主德国）使馆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车祸发生在从柏林至东德北部港口城市罗斯托克的96号公路上。因为我国一艘万吨远洋货轮停靠在罗斯托克港装货，使馆决定前往看望。当时使馆大使、参赞都已调回外交部参加“运动”，使馆由一名二秘任临时代办，主持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 的使馆工作。使馆除了守摊，基本上没有什么外事活动。这时候有一条货船从国内开来，所以大家都想前去看看。经过研究，决定由代办带队共5人前往。

96号公路只有上下行两条车道，若遇堵车，后面的车只能跟在前面车的后面慢慢开，只有在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超车。而我使馆车在没摸清路况的情况下贸然超车，结果在逆行道上与对方开来的大卡车相撞，导致发生车祸，造成包括临时代办在内的4人当场死亡。这起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方，然而就是这样一起事故责任非常明显的车祸，当时我驻原东德使馆却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外交闹剧。

车祸发生之后，东德外交部副部长前来使馆吊唁，但使馆十多个工作人员蜂拥而上，把人家给轰走了，骂人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第二天，使馆还用德文写了一副大标语“血债要用血来还！”挂在使馆门外的二楼墙上。中国使馆外挂了这样一条大标语，过往行人驻足观看的很多，原东德外交部认为这样影响不好，深夜派了一辆工程车试图用白灰喷涂掉标语。谁知刚喷了一会儿，被我使馆值夜班的工作人员发现，立即按响警铃，叫醒全馆的人。大家起床后，敲锣打鼓一通大喊，把对方喷涂的车辆吓跑了。第二天出门一看，标语被涂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没涂。使馆当时往国内发的电报坚持认为车祸是德国人蓄意制造的，直到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事情才得以最终解决。”

邹一民在《文革1967年乱象丛生的外交部》一文中列举了中方对这起事故的应对措施：

“6月27日，我国驻东德使馆临时代办傅体广（二等秘书）等四人因车祸遇难。

6月27日和28日，我国驻东德使馆因德方拒不提供现场见证人和照片，向德方提出最强烈抗议。

6月28日和29日，乔冠华副部长两次约见东德驻华大使，要求德方彻底调查我国使馆人员车祸遇难事，并通知德方在我国使馆调查时给予方便和协助。

6月28日，我国驻东德大使馆院子临街墙上贴出揭露德方阻扰我方了解事件真相的德文大字报。当晚，数百名德国群众聚集在我国使馆门前示威闹事。

6月29日，我国派往德国的调查小组抵达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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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ED

External Department,

British Military Government

BERLIN,

B.F.P.0. 45

(1851 S)                          7 July, 1967

Deaths of Chinese Diplomats

You will no doubt have seen western press reports of the deaths, apparently in a road accident, of the Charge d’affaires ad interim   at the   Chinese  Embassy in East Berlin, Fu Ti Quang, of an Attache and of two other members of the Embassy, and serious injuries caused to a third secretary. The official   East German version is that on 27  June a Chinese Embassy car attempted to overtake a number of vehicles on a country road, skidded and crashed into a lorry com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ne East German was also injured as a result of the accident. The East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Winzer, expressed his condolences over the accident in a telegram to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2.  In the days following the accident the approaches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East Berlin were sealed off by police, but foreign observers were able to see small crowds of demonstrators in front of the Embassy. By 5 July the police cordon was lifted and the BBC correspondent here was able to see notices in German on the outside of the Embassy in which the Chinese complained that the East Germans had prevented an objec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cident in words almost amounting to an accusation of murder. It may well be tha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s outside the Embassy following the accident is that they were arranged by the East German regime in order to counter this charge.

3.  I am sending copies of this letter to Western Department (with additional copies for 'S' distri­bution) and to Chancery in Peking.

(E.H.B. Gibbs)

D.A.S. Gladstone Esq.,

British Embassy,

BONN.

RESTRICTED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 FCO 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