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6日星期一

1973.3.3张北县革委会减轻对蒋锦芳的处分

 蒋锦芳是张北县红卫公社购销社业务员,1970年被揭发其主要问题包括“1.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2.偷听敌台;3.散布反动言论;4.吹捧刘少奇”。

1970年6月份,蒋的单位就上报申请对蒋给予“开除公职,送农村劳动”的严厉处分,但直到1973.1.31经中共张北县委常委会研究,才决定为“有严重政治错误,行政降一级(由19级降为20级)”。

 



 

出处:张北县档案馆,案卷号50-13-65 

2023年3月5日星期日

1973.3.3张北县革委会同意减轻对摘帽右派张运的处分

 张北县革委会1972.1.27对张的处分是“同意开除,送农村劳动”,1973.1.31经中共张北县委常委会研究,降为“有错误言论,给予批评教育”。



 
出处:张北县档案馆,案卷号50-13-65

1973.3.1合肥手工业管理局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情况报告

 该局被揭露出的所谓不正之风包括:

1.以物易物,影响计划生产;

2.大吃大喝;

3.干部利用职权私分计划物资;

 4.留用无户口人员;

5.弄虚作假私安工人;

6.谎报工龄。

不过揭了也没有用,有些本来就是体制性问题,有些个别人的问题处理了也影响不大。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6-0003-004

1973.3.2湖北松滋县计委调整综合肥皂销售价格

 调整的原因是因为之前计算成本时没有把税计算在内,现在就调整为含税价格。

 


 

2020.5楼继伟谈为什么要搞中国版FBI

 


楼继伟2020年5月在清华大学《朱镕基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课程的讲稿上提到了为什么要搞中国版FBI,他从分税制改革谈起中共国的央地关系不合理,以下为摘录: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治理体制的状况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治理关系,借鉴于苏联,少量事务,如国防、外交等,作为中央事权,其他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行使类似的功能,“上下一般粗”,由中央通过文件和指示,要求部门和地方贯彻执行,层层下发文件,直至基层,部门机关化。国家治理体系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上的不合理,在财政上综合表现为中央财政支出占比过低,2018年约12%(加计政府性基金等按可比口径匡算),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在50%以上,OECD国家平均约61%。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治理体制的不合理,还表现在中央公务员占比上。剔除军人及涉及国家安全部门人员的不可比因素,我国中央公务员占公务员总数仅为6%,如果计入公立学校教工则更有国际可比性,我国仅为4%(2011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为41.41%,最为分权的是美国,中央公务员占比超过12%。  

   从上述两组数据看,我国是全世界“最小”的中央政府。我国除税务、海关、金融监管机构和近年来适度改革的机构是实体化的以外,绝大多数部门都是机关化的。各领域事务大都报经党中央、国务院统一决策,各部门分解,层层下达,由对口的地方部门去执行,直到基层,方法一般是将文件细化,有的还附加报表,隐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可能性。再通过各种形式的巡视、督导、督查,层层检查落实的情况。从这个角度说,又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央政府。督察组抽调各方面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再增设格式标准,由于组成人员专业性不足、各自的经验理念不同,检查中难免叠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责(我国称为事权),应遵循“外部性范围”“信息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原则,而且可由低级政府承担的职责,尽可能下放。按这样的框架分析,总体上看,我国应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的职责不适当地下放了。  

   国家整体安全是全域外部性的职责,应由中央管理并作统一协调。例如,缉私原由多部门参与,以地方公安为主管理,造成明目张胆的走私,1999年改为海关总署设立直属缉私警察部队。再如,“海岸警卫”长期是“五龙治海”,多部门共同管理,而且多依赖地方对口部门。直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列为改革的重点,并提出适当增强中央事权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经过数年协调,才实现了海警部门统一管理的格局。还如,武警部队原为“央地双管”,弊病很多,现在列入军队序列,实现了“中央垂管”。这些职能还实现了中央部门实体化管理。  

   跨区域外部性职责,也应作为中央事权。我国相应的中央部门是机关,地方各级对口部门做实质性管理,办法是“压实属地责任”。这种职责划分不符合“外部性范围”和“激励相容”原则,低级政府有利于处理“信息复杂性”,但有可能损害整体利益,是不合理的治理体制。例如,近年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养猪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疫情输入地或是不重视或是瞒报、不报,疫情蔓延开来,已经找不到源头,无法追责。又如,当年发生的毒奶粉事件,也对奶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经过近十年才恢复信誉,事后调查处理,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当地的质检部门是知道的,但为了保当地的利益,明知不管。再如,长春疫苗案,也是当地主管部门放松质检,国家食药监局建立了“飞检”制度,在“飞检”中发现了问题,未及时处理,有害疫苗已对接种者造成损害,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还如,鸿茅药酒案,该药酒确有毒性,却大做广告广为销售,被外省医生公开质疑,被药厂所在县警察跨省抓捕,事件影响恶劣。所列举的事件有共同的特点,监控跨域销售的食品、药品质量和会造成跨域传播的疫情,应由中央部门及分支机构垂直管理,并俱有要求地方有关部门配合的权利,以加强对“信息复杂性”的处理。  

   这类事务,市场经济国家无一例外都由中央垂管。例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署(FDA)有约2万人的队伍,研究和检测部门设在马里兰州,有数千人,其他人员驻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就地监管,并指导地方机构协助溯源。跨州、跨国销售的食品、药品,都必须向FDA送检,无验证码不得销售。实际上绝大部分食品、药品都由FDA监管。对饭馆和地产地销食品的监管,由基层政府负责,有利于处理“信息复杂性”。为监督各分支机构,FDA建立了“飞行检查”制度,由专业人员随机抽检,我国的“飞检”就借鉴于此。我国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跨区域外部性领域,涉及的中央部门应加快实体化改革,并建立协调机制。在此类领域还有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跨地区环境保护等。  

   在地区之间公平正义的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做出了一系列改革。例如,由于中国法院、检察院行政体系属地方,存在司法地方化的问题,甚至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干扰办案,法院不受理涉嫌行政违法的诉讼,或者插手案件,在涉及地区之间的案件中“拉偏架”,党中央审议通过了“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试点方案”,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着手试点。目前的“庭”,可以一定程度上纠正地方法院的“拉偏架”,但一审还在地方法院,效率不高,存在漏洞,目前高级官员贪污案件,采用指派管辖权的方式,降低了属地影响,也有其他问题。“庭”改为“院”,排他性负责跨区域民事和重大刑事案件的一审,接管当地法院不受理的涉嫌行政违法诉讼,以及审判高级官员贪腐案件,更有效地解决此类问题。与此相关联还有侦查权的配套,可以建立公安部直属、派驻全国的警察队伍,类似FBI。再如,社会养老保险,关乎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我国为地方管理,在可比国家中是唯一的,从2018年起,开始了向全国统筹过渡,但实现中央统一管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处理好“信息复杂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如前所述,食品药品监管等需要以中央实体化管理为基础,指导地方政府协助处理相关事务。还有一些职责,因高信息复杂性同跨域外部性交织,适合于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例如,社会医疗保险,信息复杂性超过社会养老保险,我国是地方管理为主,中央整合了多部门管理职能,成立国家医保局,指导跨地区医保衔接,建立医保药物负面清单等。再如,义务教育也有类似的性质,以地方管理为主,可应对信息复杂性,中央给予专项转移支付,并建立专项转移支付随人口流动可携带制度。大量信息复杂性高的事务具有域内外部性,应为地方管理,自主决策,这方面我国中央政府各部门干预过多,设立的一些专项转移支付是不必要的。

  

  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的实现方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将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作为改革重点。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提高了财政定位。财政一半是“财”,一半是“政”,财政改革与政治制度高度相关,重大政府职能调整也都与财政相关,我国如此,各国无一例外。

      美国在“进步时代”,由社会舆论推动政治共识,产生现代预算制度,有效防范了腐败。FDA也是在那一时期建立,结束了联邦多部门监管不能统一、各城市分散监管、标准不一致、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横行、人民备受痛苦的局面。“进步时代”还推动了“修宪”,将含混的“州际贸易条款”加以明确,为联邦管理跨区域经济事务提供宪法支撑。这一时代及以后陆续建立的现代治理体系,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战后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配置具有高度集权化和机关化色彩,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通过机关委任事务制度,大量介入地方政府事务,约有600余项。通过专门立法等方式,中央政府将事权委托地方执行,但保留最终决策权,地方在具体执行时也必须接受中央的指导和监督,地方议会不得干预。据统计,都道府县事务的80%、市町村事务的40%,属于中央政府委托的机关委任事务。这种体制效率低下,在景气时代还可以容忍,但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陷入了衰退,需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低效率体制广受批评,改革的共识增强。90年代中期执政党抓住机会,开始分权化改革,撤销了几百部法律,取消机关委任事务,按照事权属性将其重新配置。其中,约300项划归地方政府,改为地方自治事务;约250项改为法定委托地方事务,并明确中央的干预限于“改善劝告”或“代理执行”;其余约50项改为中央事务,由中央政府机构自行实施。  

   我国政治体制的显著优势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主题,并强调“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遵照这一总要求,宜全力推进相关改革,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食品药品安全、国家安全、跨地区司法公平公正、跨地区环境保护等领域所涉及的中央部门,加快实体化改革,明确中央地方共管事务和分工机制,对明确属于地方管理的事务坚决放权。通过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出处:http://m.aisixiang.com/data/132787.html 

2023年3月2日星期四

1973.2.27湖北洪湖县财政局关于外出经管征税管理的通知

这个税收规定所针对的外出经营行为包括国营企业(包括供销社)外出销售或经营,集体企业外出销售货物及从事劳务经营(包括建筑安装、装卸、运输、修理修配、加工等业务),个体副业人员外出承包工程或从事加工修理、修配、装卸、运输以及劳务,对应收取百分之十的工商税。




 

 

1973.2.26中共沈阳第一商业局党委批准马向东为先进个人

 这个马向东就是2001年被处决的那位沈阳副市长。

马1953年5月生,1970年9月初中毕业后没有下乡而是直接分配到沈阳市医药公司药材站做工人,1971年4月调任沈阳市医药公司政工组宣传组报道员,做笔杆子工作,1972年9月还不到20岁就加入中共,在当时属于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