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关锋、吴传启
《哲学研究》1966年第1期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1]
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国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在这个时期，一些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顽强地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吴晗同志就是一个代表。
在这几年里，吴晗同志写了许多文章，在政治领域、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宣传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吴晗同志的道德论，和他的《海瑞罢官》是一脉相承的。他的道德论，实质上是把他在《海瑞罢官》中歪曲事实而塑造的“海瑞”形象理论化。他在关于道德问题的论文中，公然要无产阶级接受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很显然，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力图用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来改造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文要评论的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论。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对吴晗同志的道德观点一一地加以检查，揭露它在理论上的荒谬，揭露它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看看他在政治上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反对哪个阶级；关于道德论上的一些复杂问题，我们也发表一些探讨性的意见，一并和同志们讨论。
真理愈辩愈明。我们希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对我们的观点进行批评。如果证明我们的观点错了，我们愿意检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百家争鸣中，是一定能够辩明是非的。
一、驳吴晗同志的唯心主义道德来源论
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是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理论前提。我们的批评，就从他的这个前提开始，看一看他的道德来源论究竟是什么货色。
吴晗同志说：“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再说道德》）
照吴晗同志说来，历史上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他明白地就：“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说道德》）这就是说，历史上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道德领域里，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阶级斗争。
照吴晗同志说来，无产阶级也是没有道德的，要使自己有道德，就必须“吸取”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如果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那就是要“凭空创造”，而“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来源，并且是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既没有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供批判继承，又不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中吸取道德观念。
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
吴晗同志的这种道德来源论是唯物主义的呢，还是唯心主义的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还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唯心主义者从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原则出发，认为道德观念是天赋的，或者从上帝那里引伸出来的，并且认为有那么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永恒道德，万古流传。吴晗同志的观点，正是这样。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道德只能来源于历史上统治阶级的道德，这也就是说，道德观念只能来源于道德观念；如果说，道德观念来源于社会存在，那就是应该被打倒的“凭空创造”论。
关于道德观念的来源问题，恩格斯曾经说道：
“如果近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从这上面，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
这也就是说，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是从他们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照吴晗同志说来，恩格斯的观点，就是应该被打倒的“凭空创造”论。请看，他所要反对的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吗？
前面所引吴晗同志关于道德来源论的一段话，是不是偶然失言呢？不是。宣扬历史唯心论，反对历史唯物论，在吴晗同志近几年的文章中，是一贯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来谈一谈。
吴晗同志在宣扬海瑞的所谓“好品德”的时候，认为这种品德是天赋的。在《论海瑞》中，引了梁云龙的话：“特其（指海瑞）质多由于天植”。吴晗同志翻译为：“他（海瑞）的本性是天赋的”，并且说这“应该是可信的”。请看，这不是天赋道德观念的唯心主义吗？吴晗同志的翻译也歪曲了梁云龙（梁云龙还是说“多由于天植”），这表明了他比梁云龙的唯心主义更加彻底。
吴晗同志在《谈（三字经）》一文中说：“这本书主张人性本善……都是有道理的”。明明白白，这也是宣扬人性是天赋的。
吴晗同志在《论学习》一文中说：“任何新的知识，取得的途径只有一条，那便是学，向具有这门知识的人学，向记有这门知识的书本学。”（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请问：“具有这门知识的人”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呢？“记有这门知识的书本”上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呢？单从具有这门知识的人那里、单从书本上学习已有的知识，怎么能够产生新知识呢？很显然，吴晗同志是认为，知识是从知识中来，是从书本上来。毛泽东同志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3]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来源于实践，书本知识只是流，而不是源。吴晗同志当然是很熟悉《实践论》的，可是竟大唱其反调，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实践论》、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反对历史唯物论，反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就必然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道德观念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正是这样。他说什么在历史上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被剥削阶级没有自己的道德，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道德领域里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吴晗同志的这种观点，和历史上唯心主义道德家的说教，如出一辙。他们说：只有统治阶级的高贵的人物才能有天赋的道德；卑贱的被剥削的人民是不能有自己的道德的，他们只能在统治阶级的法律制裁和舆论制裁的压力下规规矩矩的劳动。
社会自从分裂为阶级以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道德。社会上有几个阶级，就有几种道德。各个阶级长期站在特殊的阶级地位生活着、斗争着，就产生了他们的特殊的阶级利益、特殊要求、特殊的心理习惯和特殊的道德观念。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从他们的阶级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各个阶级的道德观念是指导他们行为的规则、规范，是他们评价行为善恶的准绳，而且是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剥削阶级的道德总是占着统治的地位，严重地欺骗和毒害着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但是，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还是从自己的阶级地位、从对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了本阶级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是同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根本对立的。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各有不同：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被剥削者认为恶的，剥削者认为善”。[4]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抗税、抗租、武装起义，在农民看来，是善的，道德的，在地主阶级看来，则是大奸大恶，大逆不道。
道德观念来源于道德观念的这种观点，是极端荒唐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也不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的道德，虽然它继承了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痛苦的基础上这个道德原则。例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作为政治范畴，是同封建特权、封建登记制度对立而来的，作为道德范畴，是同封建的天然尊长关系对立而来的；同时，它又是自由贸易、等价交换的观念表现，是欺骗和反对工人阶级的东西。
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其它任何类型的革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无产阶级革命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彻底消灭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工具——共产主义道德，决不可能来源于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它只能“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6]当然，对于历史上的劳动人民的道德，无产阶级要批判地继承；而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如列宁所说，却只能摒弃，不能继承。达一点在本文第三部分再来详细讨论。
吴晗同志说，批判地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批判”二字是纯粹的空话。我们知道，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从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中形成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所谓批判继承才有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批判的原则，取舍的标准。试问：无产阶级不能“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即不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阶级斗争中产生共产主义道德，那么，它又用什么作为批判的武器，用什么作为取舍的标准呢？按照逻辑，吴晗同志所说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只能是现成地拿来。这一点，他自己在许多地方也露了底。吴晗同志自己就说过：旧道德“可以移用在今天”（《说道德》）。他还说：要使历史上某些统治阶级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再谈历史剧》）请看，这不是现成拿来，又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对于海瑞一生的活动和品德绝对肯定，赞扬备至，要人们当作榜样来学习，这里又有什么批判呢？实际上，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他不是没有做多少批判，而是毫无批判，并且根本不想批判。
吴晗同志既然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来源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那么，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只能是现成拿来，全盘接受。这是必然的逻辑。
二、吴晗同志要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
吴晗同志一再就要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某些优良品德”。前面说过，他所谓批判是假的；“某些优良品德”云云，也是一种掩盖。实际上，他是要无产阶级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全盘接受下来，当作自己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就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而这一些，正是地主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一再强调：“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历代的封建王朝，总是尽力宣传“忠”、“孝”、“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把他（她）们当作做人的楷模，要大家当作榜样来学习。这一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原则，也就是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地主阶级道德的其他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派生出来的。
礼、义、廉、耻是维护三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主要道德范畴。《管子·牧民篇》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所谓的“国”就是封建王朝，就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什么是“礼”呢？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讲得很清楚。《左传》上说：“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宋荣、尹文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郑玄说：“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孝经注》）司马光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礼辫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资治通鉴》）什么是“义”呢？宋荣、尹文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孟子说：“义者，人之正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敬长，义也”，“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达就是说，“义”就是各个等级的人，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各自尽伦尽职，规规矩矩地行事，它是和忠君、敬上、孝悌密切联系的，所谓“以下事上，古之义也”，“义不可缺”，“理所当然”。（《海瑞集》）在封建社会里，仆人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主人，叫做“义仆”，甚至把驯犬叫做“义犬”。什么是“廉”呢？朱熹说：“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注》）尽管朱熹说得很抽象，但是同整个的封建道德体系联系起来看，就是严守封建法律、忠于王朝、忠于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所谓“不苟取”，实质上也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东西。什么是“耻”呢？地主阶级认为不按着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行事和思想，就是可耻的。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可见，差恶、羞耻，是以封建的礼义等等为基础的。
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完完全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元素”。可是，吴晗同志竟要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
在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在我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并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吴晗同志宣扬封建地主阶级道德，当然要使用一些掩人耳目的手法。然而，这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看看吴晗同志是怎么说的。
关于“忠”，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要继承封建道德的“忠”，说什么“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道德》）又说：“‘忠君’，是过去的道德观念，除了个别遗老外，今天没有人讲忠君了，是不是连带这个‘忠’字也应该否定呢？我看不应该。”（《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试问：有谁主张不要“这个‘忠’字”呢？人们在口头上，在文章里不是经常地使用这个“忠”字吗？如果是为了保留这个“忠”字，那里用得着吴晗同志出来大声疾呼呢？
试问：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是从地主阶级道德的“忠”继承来的吗？不。地主阶级的“忠”要消灭反封建的运动，保卫地主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忠”，则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道德观念。两者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非要破除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不可。
吴晗同志说什么要保留“这个‘忠’字”，“忠于社会主义建社事业”云云，不过是骗人的手法。表面看来，似乎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都舍掉了，然而这是假象。如果真的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完全舍掉，继承又从何谈起呢？在这里，他是利用“公众成见”来宣扬封建道德。由于封建道德的长期影响，对于封建道德破除得还远远不够彻底，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宣扬继承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就会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不知不觉地想到去继承而不是破除旧道德的“忠”的内容。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作了具体交代，他说：今天的爱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忠”有历史继承关系，并且不是“两码子事”（见《三说道德》）。明明白白，达不是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吗？哪里只是要保留一个“忠”字呢？
吴晗同志的手法，不过是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从前门赶出去，从后门悄悄地引进来。前者是假象，后者是本质。
关于“孝”，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封建的“孝”，说什么“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说道德>）又说什么“父母抚育我们成人，现在他们老了，难道我们要象英、美资产阶级那样，父母到儿女家吃一顿饭还要付钱？我们不是资产阶级，对父母还是应该有孝心，父母年老了，照顾父母，尊重和帮助父母是应该的。”（《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请问吴晗同志，有那一个革命者主张父母丧失劳动力不应照顾呢？有那一个革命者主张父母到儿女家吃一顿饭还要付钱呢？我们记得，在“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旧道德的稚护者就骂主张废除旧道德的革命者，不孝父母，打爹骂娘。照吴啥同志说来，摒弃封建道德的“孝”就是不照顾父母，就是父母到儿女家吃一顿饭还要付钱。这种说法和“五四”时期的旧道德的维护者有什么本质差别呢？
无产阶级关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以及照顾父母、瞻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这里并没有从封建道德的“孝”继承什么东西。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我们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一点，在革命同志之间早已成为习惯了。
无产阶级根本不能继承封建的孝道。这一点，看一看封建道德的“孝”的具体内容，是非常清楚的。封建道德“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儿子对父亲绝对服从，所谓“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这是封建道德孝的根本原则。难道无产阶级要继承这条原则吗？共产主义者所要绝对服从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党的组织。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绝没有什么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按着这个道德教条，无产阶级战士为革命而流血牺牲，就是不孝，彻底摒弃“扬名声，显父母”也是不孝。难道这个道德教条，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按着这个道德教条，革命者父母在而“远游”，以四海为家，就是不孝。对于这个道德教条，不也是应该完全摒弃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子为父隐”是合乎道德的，否则就是不孝。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自己的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这跟“子为父隐”的封建孝道，不是截然相反吗？
封建道德认为，绝后是最大的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传宗接代是封建的最大孝道，并且只有男孩子才成，女孩子是不算数的。无产阶级对这种道德教条，当然只能唾弃。
吴晗同志也许辩解就，我所说的继承不是继承这些东西，而是继承“照顾父母”啊！这种辩解是无用的。把“照顾父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同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割裂开来，把它说成独立的规范，并且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这不是宣扬封建孝道又是什么呢？
关于节，吴晗同志说，“不应理解为妇女守节的节”，而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谈封建道德问题>的讲话，未发表；见吴晗同志最近发表的《是革命，还是继承》），这“有骨气”，难道不应该继承吗？
可是，吴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祖先”是谁呢？是哪个阶级呢？他在反对批判帝王将相的时候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可见，吴晗同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等地主阶级的人物，他要继承的“骨气”，就是地主阶级的“骨气”。所谓“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就是说“我们”的骨气是地主阶级的骨气的扩大，而没有质上的任何区别。说穿了，这就是要更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立埸；他所谓的“骨气”，就是他塑造的“海瑞”的敢骂，“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所谓“骨气”。
关于礼义廉耻，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也必须继承。他说：“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着重点引者加)
请听，吴晗同志用封建道德的“礼”对我们进行说教了。如果不接受封建道德的“礼”，那就只能是野蛮的人，那是会“光着身子进电影院”的。吴晗同志禁不住破口大骂了。试问，有谁提倡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并把这叫做“朴素”呢？大概在吴晗眼里，劳动人民都是臭烘烘的。他骂了我们一顿之后，把地主阶级的“礼”捧了出来，非要无产阶级接受不可。
请问：革命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难道是从封建道德的“义”继承来的吗？封建的“义”，有什么彼此爱护，互相批评吗？“士为知己者死”，倒是封建的“义”的一个内容，可是我们对它不是必须绝对摒弃吗？共产主义者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
“爱护国家财物”，“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从革命的利益引伸出来的，这种品德的普及是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结果。它决不是从地主阶级的道德教条中继承来的。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难道这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诽谤吗？
“不好的事不要去做”，难道是从封建的道德教条那里继承来的吗？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耻辱与光荣也是这样。地主阶级认为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地主阶级“耻”这个道德教条呢？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这个道德教条，就要尽做坏事了！？
在这里，吴晗同志采用的手法，是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贴上社会主义道德名词的标签。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把封建的礼义廉耻打扮成似乎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东西，以便于推销它们。这个谜底，吴晗同志自己也把它暴露了。他在讲了上述种种必须继承封建的礼义廉耻的“理由”之后，接着说：“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这里应该指出：他这篇文章发表于1962年第7期《新闻业务》时，并没有“批判地继承”，这几个字是收入《学习集》时加上的。加上这几个字，就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吗？当然不能。很显然，什么“批判地继承”啊，什么“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啊，什么“公私分明”、“爱护国家财物”啊，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些迷惑人的名词术语而已。
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一些也恰恰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费尔巴哈说：“利己主义是美德之第一立法者和原因”。[7]有奶就是娘，金钱是资产阶级的最高道德标准。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8]列宁就：“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9]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继承。他说：“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方赚钱，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则？”
请看，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把为了赚钱的资产阶级经营原则也当作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原则、当作无产阶级道德吗？
资本家说：“打来骂来，亏本不来”，“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没利不干”，即“多方赚钱”。这是资本家经营企业的目的和原则，也是资产阶级的道德。难道它不是同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原则，完全相反吗？难道它不是同无产阶级道德完全相反吗？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供销社黄山背篓商店负责人王砚香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光从赚钱多少考虑，大买卖要做，小买卖也要做。只要对生产有利，对群众有利，那怕是一分钱的买卖也是有意义的。”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这岂不是违背了“多方赚钱”，犯了大错误吗？
商业工作者李素文同志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身在柜台，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商业工作者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这种高尚品德难道是从“多方赚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那里继承来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它是和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斗争的结果。几年来，我们党领导企业职工在企业内部，广泛地开展了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这是为了克服企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的斗争，也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教育人、改造人的斗争。吴晗同志却把资产阶级“多方赚钱”的所谓“道德”硬塞给无产阶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资本家的“精打细算”，是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剥削工人。它包括有经营管理的技术方法，例如计算成本等等；但同时也包含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内容，诸如偷工减料，克扣斤两，掺杂施假，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等等，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道德观的表现。对前者，即属于经营管理的技术性的一些东西，无产阶级当然可以批判地学习和利用；对后者，即属于资产阶级道德观的东西，则只能摒弃。
很显然，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继承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并且实质上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提倡钞票挂帅、利润挂帅。
吴晗同志还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政治范畴和道德范畴，要无产阶级继承下来。他说：“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掌握了政权，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是没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样。这样，民主和自由也就变了质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下来呢？”接着他也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掩盖真相的词句）；但是，他却断言无产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照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说来，无产阶级不可能抛开剥削阶级的道德而“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按这种逻辑，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是来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接受过来。这是完全荒谬的。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极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0]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仅在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他的思想家所创造的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的，绝没有一点全民的、超阶级的内容。在这个时候，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束膊”；另一方面，又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因为，这时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吴晗同志只谈资产阶级“兴起初期”民主、自由“反抗封建制度束缚”的一面，避而不谈它们的资产阶级内容，它们欺骗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正是为了要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完全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来说，对于劳动人民，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11]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作为观念体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则实行专政。请看，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完全相反、没有任何共同之点吗？从道德观念方面来说，资产阶级认为用全民民主的口号欺骗人民是道德的，它们各个集团及共代表人物，在民主的口号下，互相争权夺利，是道德的；无产阶级认为，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们，一定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很显然，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道德的，他们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是道德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其污浊、极不道德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只给予人民，绝不给予反动派。无产阶级认为，消灭资本、消灭剥削，不给它半点自由，是道德的，认为在人民内部，自由也是对纪律而言的，按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个原则行动，才是道德的。而反动派则骂我们没有自由，不要道德。请看，无产阶级的自由跟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完全相反的吗？
综合以上所说，可以完全证明，吴晗同志就是主张无产阶级把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接受下来，作为自己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这是他的无产阶级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道德的必然结论。因为，照他看来，无产阶级绝对不能抛开剥削阶级道德，而“凭空创造”自己的道德，即不可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吸取道德内容，不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形成自己的道德，那么，当然只有把剥削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接受过来，才能成为有道德的阶级。
用剥削阶级的道德，改造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的秘密。
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摈弃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
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从这种或那种剥削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为建立和巩固这种或那种剥削制度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则是无产阶级在反对一切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为彻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因此，两种道德观念的基础，不能不是完全相反，完全敌对的。
牺牲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大多数人弄得饥寒交迫，使他们处于被侮辱的地位，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们的特殊权利与特殊享受，达就是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的基础。剥削阶级的道德核心都是利己主义，它的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引伸出来，并且从属于这个核心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尽一切努力争取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少数人的特殊权利，消灭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心为革命，它的一切道德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引伸出来，并且从属于这个核心的。要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就必须破除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这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继承关系。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曾经分析剥削阶级的道德。他指出：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道德都是从上帝意旨、唯心主义引伸出来的，“为的是要贯彻他们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接着列宁说道：
列宁认为，我们必须摈弃冒充超阶级的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吴晗同志却反对摈弃；列宁认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愚弄工农、禁锢工农头脑的东西，吴晗同志却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当作香花，硬塞给工农。究竟是列宁对，还是吴晗对呢？
然而，反列宁主义的吴晗同志，却振振有词地引证列宁。他在论证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时说：“列宁不是就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达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再说道德》）
这是对列宁的极大歪曲。
列宁总是把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文化一分为二。他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一种是反动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文化。[13]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又说：“关于‘遗产’，我同意您的意见，把它看做一个统一的东西是糟糕的(80)年代的糟糕传统。”而吴晗同志却在“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和资产阶级文化、地主阶级文化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歪曲吗？
在《列宁全集》31卷253-254页，列宁论述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吴晗同志所引的列宁的那段话，就在254页上。从267页开始，列宁才开始论述道德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道德问题的全部论述，不但没有说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且说我们必须摈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并且指出，“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吴晗同志却假借列宁的名义说，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试问：吴晗同志的这种引证法又是哪一种道德呢？
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等，我们当然要批判地继承，即如毛主席所说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却同上述思想遗产不同。经典作家都没说过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但是他们却指出：“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就是说，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可以批判继承，而对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彻底摒弃。吴晗同志用“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来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这是徒劳的。广义地说，法权规范、法律也属于文化范畴，难道我们也要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法律，也要继承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全书》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中就包括着打碎和完全摒弃资产阶级法律。
在上层建筑中，道德观念、规范和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是有其不同的。哲学、经济学是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反映，文学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道德观念、规范和法权规范、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法律、法权规范，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成文法和习惯法），并且由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道德则通过社会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观念、规范和法律是紧密桔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道德教条都直接写在法律条文上。例如，《唐律》、《明律》规定，不忠、不孝、不节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汉律》、《唐律》、《明律》规定：“亲亲得相首匿”、“亲属相为容隐”，这就是就，“子为父隐”之类的道德教条也就是法律。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法律和剥削阶级的道德，是统治阶级巩固其社会制度、压迫劳动人民的武器。剥削阶级的法律是对劳动人民暴力制裁的力量，剥削阶级的道德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舆论制裁的力量。对劳动人民说来，一个是鞭子，一个是绳索。剥削阶级一方面用暴力强迫劳动人民守法，一方面用它们的道德禁锢劳动人民的头脑，让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守法，忍受剥削和压迫。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道德是法律的补充，是维护法律的舆论力量；法律是道德的靠山，是道德的政治支柱。
剥削阶级的法律保护剥削阶级的道德；剥制阶级的道德宣传，则使剥制阶级的法律深入人心，成为公众舆论。而被剥削阶级的道德，在剥削阶级看来，不但是不道德，而且是非法的。被剥削阶级宣传自己的道德观念，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不但要受到剥削阶级的舆论的打击，而且要受法律制裁。
尽管道德和法律是有区别的，但是，它毕竟和道德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
或者有人问，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除了它的核心和主要规范以外，是不是还有某些超阶级的东西，可以继承呢？不，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东西，尽管有些道德教条是以极抽象的形式表达的，但它的内容却是阶级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道德规范、道德说教都是和它们的核心、主要规范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都是直接配合剥削阶级的法律的。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
吴晗同志，除了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以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道德观念要无产阶级继承。在这里，我们择其主要的讨论一下。
吴晗同志要我们继承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共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吴晗同志引了这段话，要无产阶级继承，并且说，“在近、现代革命史中，也出现过符合这个标准的无数烈士和英雄人物”。
请问：孟子所说的“道”，难道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地主阶级之“道”为前提的，就是说，不论是富贵的引诱，贫贱的折磨，强力的压迫，决不改变实行地主阶级之“道”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丈夫的品德。这里表现的是地主阶级的顽固的党性。例如，现在一个地主阶级分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死要独行其道（即坚持地主阶级的立埸）”，这不是十分反动的吗？这种所谓道德，怎么能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呢？
照吴晗同志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是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孟夫子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不是十分荒唐吗？我们有时候，也借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说明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这里绝不是说无产阶级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从孟子那里借用了语言资料。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绝非来源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的。
吴晗同志在论证必须继承封建道德的时候，还说：“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都可以移用在今天？”
试问：有什么抽象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吗？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实于地主阶级，对地主阶级诚实；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党、对人民老老实实，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也“诚实”，那是出卖党的秘密的叛徒。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被地主阶级及颂扬为“忠勇可嘉”、道德高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地主阶级分子还讲他们那个阶级的“勇敢”，这就是顽固不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所畏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地主阶级的“雄心壮志”是万贯家财、荣华富贵或个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中国和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等等完全是具体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与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绝然对立，怎么能把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移用在今天”？
至于“勤劳”、“刻苦耐劳”，这根本不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勤劳”、“刻苦耐劳”总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卑贱人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勤劳”、“刻苦耐劳”的品德。吴晗同志把劳动人民才可能有的“勤劳”、“刻苦耐劳”的美德挂在地主阶级的头上，这不是露骨地宣传地主靠自己“勤劳节俭”起家吗？
吴晗同志还宣传地主阶级的“刚直不阿”，把它说成超阶级的，硬要无产阶级接受。这也是完全骗人的。超阶级的“刚直不阿”是没有的。所谓“刚直不阿”，在地主那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坚持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的原则，而不逢迎破坏这种原则的上司；如果说到无产阶级道德时，有限制地借用“刚直不阿”这个词汇，那么它指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两者是极端相反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领导，这是应有的美德；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把这种美德骂为“阿”，骂为“逢迎拍马”。在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就这样恶毒地攻击过我们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宣扬抽象的即故意掩盖其阶级内容的“刚直不阿”，只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世界上还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14]
吴晗同志，利用人们还在使用的在历史上形成的语词、语言，掩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性，把它说成“全民性”的东西，要人们把它接受下来。这完全是骗人的戏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到婚姻制度时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又说，无产阶级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恩格斯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说，在无产阶级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都除去了。“无产者的婚姻，决不是在一夫一妻制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就这个词的语源意义上说来，是一夫一妻制的。”[15]我们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必须把词的本来的意义即“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埸，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6]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瓷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另外，古人有许多关于修身的理论，这一些我们也可以批判地利用，作为思想资料，即想问题的参考资料。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曾经引用了孔子关于自我修养的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很显然，刘少奇同志是借用这段话来帮助说明共产党员的政治成熟要有一个过程。在那里，刘少奇同志还明确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才能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17]这既不是把孔子的修养方法现成拿来，更不是说要继承孔子的道德观念。如果把这种引用，说成继承了孔子的道德，那不是不明事理的蠢人，就是恶意地欺骗群众。
我们说无产阶级决不能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当然不是说，就不要研究道德史了。为革命而研究道德史，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地研究道德史，这是完全必要的。例如研究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对于劳动人民有何等毒害，研究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在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它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历史上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道德观念领域中的斗争，等等，这对于当前的革命斗争，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对于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丰富思想资料，都是有益的。然而，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方向对道德史进行有成效的批判的研究，却必须打倒吴晗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
四、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政治言论和思想言论，都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来考察，揭露它们的阶级实质，弄清楚它们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心声。对于吴晗同志的言论，也必须这样。只要放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他的道德论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是十分清楚的。
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放厥词。这个时期，阶级斗争形势是怎样的呢？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文化战线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向旧道德、旧传统、旧习惯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猖狂地向党进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在一九五九年党内出现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恶毒地诬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说这个“搞早了”，那个“搞糟了”。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我们党予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的反击。
由于现代修正主义破坏和严重自然灾害，我国在经济上出现暂时困难的期间，国内阶级敌人大为活跃，牛鬼蛇神纷纷出笼，从经济、政治到文化思想，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进行复辟活动，企图死灰复燃。有些地方，在地主富农的操纵下刮起了“单干风”，搞起了投机倒把活动。有些地方，地主、富农煽起了“续家谱”之风，妄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这时，在思想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也一时甚嚣尘上。在道德观念领域里，一些坚持资产阶级立埸的知裁分子，除了宣扬资产阶级道德以外，还大肆宣扬封建道德。他们对我们破除旧道德恨极了。他们展开了反攻；他们把孔子当作封建道德的化身，而极力加以颂扬。他们说：孔子的“仁”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光辉”，孔子的精神“松柏常青”，在今天也还适用。他们简直是要用“孔子的理论”治天下了。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山东孔子讨论会上，有那么一些人，吹捧孔子，宣扬封建道德，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次会议上，对吹捧孔子、宣扬封建道德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可是，会后还有些人到曲阜孔庙，向孔子塑像鞠躬敬礼。
坚持资产阶级立埸的知识分子，宣扬封建道德，是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武器的。这是因为，封建道德在我国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正当地主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贩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吹捧孔子十分猖獗的时候，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硬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其政治意义不是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反对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既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文化革命的反动，又是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从我国革命史上看，每当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腐朽、反动的势力总是要抬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这块灵牌，总是要大肆宣扬封建道德以对抗革命的道德。太平天国革命时，刽子手曾国藩便抬出孔子的“圣道”、“伦常”来对抗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前夕，反动官僚张之洞之流，便提出“尊孔读经”，大肆宣扬封建的道德；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前夕，窃国大盗袁世凯则掀起了复古尊孔的逆流，提倡保存“国粹”。戊戍变法时的进步人物、这时成了反动政客的康有为，竟无耻地说：“灭国不足计”，灭孔子的道德思想“是与灭种同其惨祸”。“五四”运动之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一批趴扑在段记北洋军阀政府周围的灰色人物，又发出一阵宣扬封建道德的叫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讲中国的伦理哲学，要“恢复并发扬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夕以及战争期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一次大肆宣扬儒家“伦理哲学”，又大肆叫嚷说：“我们中国国民固有的道德”，如“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等等，乃是“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封建道德的复辟活动，每一次复古尊孔运动，都是反动阶级政治复辟运动的先导，都是对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反动。而当这种反动逆流受到揭露、批判之后，坏事就变成好事，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革命的前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鉴古有助于知今。温习历史上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当前这埸斗争的巨大政治意义，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进行这埸斗争。
既然旧道德，从来都是反动阶级用来对抗革命，用来进行政治复辟的工具，那么，我们应该动员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彻底地揭穿用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来欺骗人民群众的种种手法，揭露他们隐藏在美丽动听的道德言词之后的实际内容。
五四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是坚决的。但是他们还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勇敢地宣布了两千多年的封建道德都是吃人的道德，但是他们不能够科学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封建道德。仅仅宣布封建道德是吃人的道德是不够的，只有科学地揭示了封建道德的吃人本质，才能从理论上真正克服旧道德。毫无疑问，今天，只要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揭露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如何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如何凶恶的敌人，那么，就一定能够彻底否定它。当然一种思想，只要产生这种思想的社会力量尚存在，即使理论上被克服了，它仍然要出现。但是，只要我们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的批判，就会使反动的社会力量更难于用旧道德这种思想武器向革命进攻。
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宣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宣扬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无产阶级道德的发扬，同破除旧道德是分不开的。旧道德不破，新道德不立，旧道德不止，新道德不行，旧道德不塞，新道德不流。一句话，不坚决摒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吃人道德，就不可能发扬无产阶级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发扬和巩固，又将加速旧道德的最后死亡。
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
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埸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历史是这样的多情，又是这样的无情。它多情地为革命者写下了一页又一页光荣而伟大的诗篇，它又无情地嘲弄了那些不愿前进的灰色人物。在革命的激流中，不前进就要倒退。资产阶级改良时期的一些“英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堕落成了“保皇党”，成了革命的死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某些革命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变成了落伍者。
吴晗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完全走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反对旧道德的反面，和历史上大肆宣扬封建道德以对抗革命的人唱一个调子，反对无产阶级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这表明了吴晗同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道德维护者。不批判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道德论，旧道德就不能清除，新道德就不能发扬。我们同吴晗同志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是大是大非的争论，也是现实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毛泽东同志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8]
目前，思想战线上正在进行着的这场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这场斗争胜利地深入地进行下去，并且毫不动摇地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坚持到底，而我们自己也要在文化革命中，在同工农群众结合中，改造思想。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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