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标签为“1970”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23年1月21日星期六

1970.9.5国务院出版口关于《新华字典》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国务院值班室: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请北京市一中、二十三中和特钢厂一起对《新华字典》（1965 年修订重排本）作了一次通读审查。现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这部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它在“不要勉强与政治挂钩”“工具书的稳定性”等修正主义原则支配下，选字、选词收录了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可是毛主席著作中和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重要词语，如“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却没有收录。它在一些注释、举例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在通读中，发现有200 多处明显的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问题，其中严重的有几处，如93 页“毒”字下例句“太阳很毒”。还有几处提到中苏关系的，如158页“好”字和513 页“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又如13 页“保”字下例句“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保障”。鉴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新字典来满足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文化、学科学的需要，也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打算将存书（70万册）加一“致读者”（另附）有组织地在内部按成本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并请他们在批判地使用过程中，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准备组织一个十几个人的班子，同有关单位协作，深入工农兵，着手编写新字典。这样处理如无不妥，即开始发行。

出版口三人小组

    附件：

    致读者

    这部《新华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具书。它在一些条目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将存书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在批判地使用这部字典的同时，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信函请交北京商务印书馆，邮资由商务印书馆总付。

编者
1970年9月5日

出处：方厚枢，关于文革中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 https://www.cp.com.cn/Content/2014/09-16/1453123186.html

2020年12月24日星期四

1970.12.23 中情局FBIS：中共宣传一周动向Trends In Communist Propaganda

主要内容包括：

中共高调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林彪、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参加相关活动；

中共庆祝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十周年，周恩来、西哈努克出面；

中共利用波兰事件攻击苏联在东欧殖民统治；

中苏边界河道谈判；

12月20日广东电台报道本省县、市级中共党委基本恢复。

出处:CIA图书馆，Document Number: CIA-RDP85T00875R000300030056-1

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1970.12.31参考消息：华邮报道中国大学复课、瑞典媒体报道中国赤脚记者

1970.12.31，参考消息，第1版

美报文章：《中国重建了大学》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日刊登了李·莱斯卡兹发自香港的一篇报道，题为《中国重建了大学》，摘要如下：
    中国本月在广州有九所大学和院校复课，这是中国在教育革命工作中所采取的又一个重要步骤。
    关于开学典礼的官方消息，详细地报道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采取的新的试验性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保证中国不会出现两代人之间产生差距的这个麻烦。
    广州电台报道，这些新复课的大学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十二月一日的开学典礼上对群众说，虽然这些学校在文化革命期间停了四年多课，但文化革命使这些学校变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种大学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所不可想象的”。
    王首道副主任在讲话中有好几处提到了批评中国的教育试验的人，他说，“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害怕和憎恨我国的教育革命。”
    同这个国家各地的其他中国官员所说的一样，王说，在这些新复课的大学中一个重要的改革是，工农兵和教授们一起参加了讲课工作。
    几乎所有在文化革命前任教的教授已在农村和工厂劳动之后回到了学校，并且又教课了。
    在课程方面进行了根本的改革，文化革命前，大学的课程被指责是理论脱离实践的。
    除了强调技术训练以外，中国官方的消息自豪地说招生政策进行了改革。王首道的讲话和（香港）《大公报》关于广州这次开学典礼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北京重视正确选拔学生。
    《大公报》说，“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他的出身而自然地被排除在外”。但工农兵的子女有优先权。进入广州这九所院校的学生大部分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庭。广州电台说，此外，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许多分析家们认为，文化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中国的青年体会一下中国目前的统治者所记得的他们当年夺权斗争时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按上述这种说法，这场经历的成果将是培养出决心不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年青的一代。
    既然中国青年已在文化革命中经历了课堂外的训练，领导上现在正寻求在课堂内将能保证学生不堕入修正主义泥坑的教学办法。

《联系群众，在中国出现了「赤脚记者」》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十日刊载路透社自斯德哥尔摩发给该报的一篇专稿，标题是《联系群众，在中国出现了“赤脚记者”》，摘要如下：
    一位最近漫游了中国的著名的斯堪的纳维亚记者发现，文化革命已使得那里出现了两种新型的记者——“群众通讯员”和“赤脚记者”。
    自由派的斯德哥尔摩报纸《每日新闻》主编、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瑞典第一流记者的奥拉夫·拉格克拉尼茨说，在过去四年中他们一直是在改造中国新闻界，把报纸变为完全是政治性读物。
    他在一系列关于共产党中国的文章中报道了对上海的一家大报《文汇报》的访问。
    拉格克拉尼茨说，这家报纸说，在它的记者当中有数千名普通工人。
    革命委员会解释说，编辑部记者七人或八人一组被派到工厂或农村去工作三个月就被人们称为“赤脚记者”。
    他说，他们第一个月进行体力劳动，“接受群众的教育，学习艰苦的劳动并逐渐了解工人的智慧”。
    拉格克拉尼茨说，剩下的两个月中，记者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选择合适的人把他们训练成为通讯员。
    委员会说，利用群众通讯员的作法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成功的。
    他们说，在党的主席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星期日发表重要广播讲话时，当时报社内缺少记者，就由他们这一大批业余记者骑自行车或者用电话“把群众满怀热情地听取了毛主席讲话”的消息报道上来。
    在去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时收到群众通讯员的五千篇稿件。
    拉格克拉尼茨说，只刊登了少数稿件，但是每个投稿者都收到亲切和鼓励的答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两篇报道的原文,

China Revamps Universities

Lee, Lescaze. The Washington Post, Times Herald (1959-1973);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D.C]12 Dec 1970: A23.

《中国重建了大学》,华盛顿邮报,1970.12.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K TO THE MASSES: 'Barefoot Journalist' Developed in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1923-1995); Los Angeles, Calif. [Los Angeles, Calif]10 Dec 1970: o1.

《联系群众，在中国出现了“赤脚记者”》，洛杉矶时报，1970.12.10.

按:参考消息误以为该报道是发在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其实是发在美国洛杉矶时报 <Los Angles Times>.

附3：《参考消息》于1971年1月1日节选了奥拉夫·拉格克拉尼茨访华结束后发表的十篇观感。

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处处充满集体主义精神

    瑞典《每日新闻》主编拉格克拉尼茨连续发表访华观感，他说中国正在进行巨大的试验，人的作用比在其它国家赋予更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到处可以听到：为集体劳动，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本刊讯】瑞典《每日新闻》主编奥拉夫·拉格克拉尼茨于去年九、十月间访问了中国。他回国以后，从十一月十日起，陆续在《每日新闻》上发表了十篇访华观感，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细腻的描述。文章多次引用毛主席语录并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
    下面是这些文章的内容摘要：

文化大革命是自然合理和明智的
    集体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导思想。如果人们要学习集体思想，那就应该到中国去。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到处可以听到，为集体劳动，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中国人谈论的是集体的、生产队的和党的幸福。
    人是中国的最大财富，因此人的价值很高。相信人及人的无限的创造力在中国是必要的。这样就能造成乐观气氛。在中国，人的作用比在其它国家有更重大的意义。
    以前我从文章上看文化革命，感觉到是抽象的、渺茫的、奇怪的。当我在有限的时间内考察了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又感觉到一切都是自然的，合理的，明智的。
    不要以为我是说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比我们的优越。我完全不是这样想。中国有许多东西是令人苦恼的，还有一些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中国正处于一种巨大的试验阶段。

中国农业的成就是巨大的
    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一部光辉文献。
    目前贫困仍然是中国的大问题。劳动是艰苦的，生产力还很低。但无可置疑的是，作为中国经济重要部门的农业，近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
    在水利化方面已有重大进展。我确信半数以上的中国土地今天可以抵御自然灾害，近年来丰收可以证明这一点。我所看到的水利设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天在中国已没有人挨饿。
    在中国，同我们不一样，人们坚信人定胜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关于创造新人和新生活的可能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毛泽东更为乐观。

体育向工农兵开门
    文化革命期间，西方谣传中国一切体育活动都被废除，足球场也改为农田。我到中国后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是不真实的。
    文化革命以后，体育向工农兵开门。最好的球队经常到工厂、农村、部队为工农兵表演，城市里比赛少些，因此就引起西方谣传：中国废除了体育。
    其实，共产党不仅允许体育，而且发展体育，但是是有保留地发展。

革命样板戏是精彩的
    江青在创造为群众服务的艺术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
    我在北京听到西方人的谈论，他们全然否定京剧样板戏。他们认为样板戏只谈黑的与白的，人物只是精华与糟粕。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历史名著也是那样描写的。
    我所看到的戏是精彩的，思想上富有民间故事的色彩，整个题材是取自于劳苦大众参加的解放战争。
    我们西方更多的是讲究艺术形式，几乎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审美关系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在这方面，听听中国的艺术辩论，对我们也许有好处。

“赤脚医生”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早在共产党政权的最初年代，最严重的疾病，如霍乱、鼠疫和天花就被消灭了，其它传染病也大为减少。
    当前，全中国到处都有按红军精神工作的“赤脚医生”。
    这些“赤脚医生”和人民群众同生活，同学习。他们采集草根、菜叶、草枝作药物，用针灸治病。
    在同“赤脚医生”见面时，最容易产生西方人的傲慢感，一开始时我就是这样。我曾想，这样的医生不知医错过多少病人。但是当我进一步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便感到羞愧。
    “赤脚医生”生活在人民当中，他们没有高收入和荣誉来保护自己，使自己成为高不可攀的人物。
    如果一个得了盲肠炎的病人用中药没有治好而死去，比根本得不到治疗而死去相比，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要进行试验。所采用的方法无论如何并没有什么危险。
    “赤脚医生”也许并不怎么高明，但作为病人来说，有人来关心这一事实本身，也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的。
    在中国现在实行的完全是另外一种制度，他们自下而上建立起卫生保健制度，对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这种方法是明智和正确的。
    吃饭和住房都很便宜某些方面的贫困和落后是暂时的
    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只是一部分，大量的工作还在计划蓝图之中。
    贫困和落后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但是是暂时的，这是国内外压迫者多年蹂躏的遗迹。这些不应引起人们过于注意。当春花怒放的时候，谁还去过多地注意初秋的残叶呢。
    工人食堂里食品丰富多样，我想，世界上能吃到这样丰富食物的工人为数不多。一日三餐只花五角钱。在中国，吃饭住房都很便宜。

西方关于中国好战的论调是滑稽可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站在自己家门口

许多人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是仇恨和好战的共产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我并不否认中国学校有进行战备训练的情况。
    中国对别人没有任何要求，因为它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和平对它意味着繁荣，战争意味着衰落。
    如果说中国士兵不是为了保卫家园、土地、学校和水库的人，而是为了别的目的，这种想法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合理的。每个中国儿童都懂得，如果没有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他们也都懂得枪杆子里面出自由独立的道理。
    每个孩子也都了解，当美国炸弹落在手无寸铁的印度支那人民头上时，中国战士就得握紧手中枪。美国基地正包围着中国，每个美国基地对中国都是致命的威胁。今日和过去一样，外国侵略仍然威胁着中国的命运。
    根据中国现代史和当前所处的局势观察，对中国托儿所和学校的军事训练的看法就会改变。西方断言，这类军事训练说明中国是危险的好战国家，因此必须以暴力遏制中国，这种论调显然是滑稽可笑的。中国在国内有着巨大的任务，中国对自己边界以外无任何追求。至于许多人通常提出的世界革命问题，我将在以后谈起。
    我对中国儿童练习步枪早就有另外的看法。中国人是用有名的文明主义武装的。中国士兵欢笑时看起来是一张张和平的面孔。所有的中国业余活动也比我们西方文明得多。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个富有威胁性的充满暴力的社会。我们的孩子从平静安逸的学校放学后，也是立即拿起暴力工具的。（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中国学校里拿步枪的孩子也比我们欧洲的孩子文雅。但关键问题在于每个孩子同他们的老师一样，拿起刀枪是同保护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安全相联系的。因为美国兵就在他们的家门口。
    所有关于中国暴力的谈论和考虑必须了解这个背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自然的。现实本身也是这样。当然，不能否认今日中国的士兵有可能走向冲破孤立和滥用暴力。对此，我还不能有根据地支持或反对这种说法。但是在判断中国政策和群众同军队的关系时，我们应该记住，中国士兵现在只是站在家门口，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还应该记住，对我们来说，军事化这个字眼总是危险而强硬的，但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另一种含义。
    中国的士兵只能用于自卫。

同在苏联看到的情况相反中国工厂工作效率是高的
    六十年代中叶，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的进攻迫在眉睫，落在越南的炸弹，实际是以中国为最大目标。
    中国必须自力更生并准备打一场人民战争。从战备考虑，同时也从心理上和经济上考虑，工业必须疏散。每个省，甚至每个公社在经济上都要做到自给。
    由于在公社建立了小工厂，全国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职业学校。这对象中国这样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实行三班制，人们认为不能允许机器停下来。我所看到的工作效率是高的，这与我十年以前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反。

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1970.11.19参考消息：赫鲁晓夫否认即将在美国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真实性

1970.11.19，参考消息第4版

外电报道：美刊将连载《赫鲁晓夫回忆录》

    塔斯社报道赫鲁晓夫发表声明说这是“造谣”。合众社说发表赫鲁晓夫声明表明苏要“事先搞臭回忆录”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四日电】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在将于本月发表的引起人们争论的回忆录中说，他讲他的不愉快的往事是为了对俄国共产党的“纯洁作出贡献”和帮助后代不再犯过去的错误。
    下周出版的《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被认为是赫鲁晓夫所说的这段话，这篇文章叙述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内容，《赫鲁晓夫回忆录》将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在《生活》周刊上连载。
    尽管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一周前对一位亲友说，说她的丈夫写了回忆录是“不真实的”，然而，出版商说，他们相信他们的原稿是确实可靠的。他们不愿说他们是怎么搞到手的。
    赫鲁晓夫现年七十六岁，由于心脏病在他的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卧床不起，显然人们没有要求他谈回忆录的事。
    《生活》周刊说，回忆录全部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并附有过去未发表这的照片。
    【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电】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新闻界发表了如下声明：“据美国和某些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报道，目前有一本所谓的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正在准备出版。这是造谣，我对此感到愤怒。我从来没有把任何回忆录或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过任何人——没有交给《时代》周刊，也没有交给其他的外国出版社。我也没有把这样的材料交给过苏联的出版单位。因此我声明，这一切纯属虚构。被人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的这种谎言已经被不止一次地戳穿过了。”
    【路透社莫斯科十六日电】时代出版公司十一月六日在纽约宣布，一本题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的书十二月二十一日将出售，但是，该书的摘要将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在该公司所拥有的《生活》杂志上分四次连载。
    时代公司说，这本书将由它所属的一家公司出版，是由各种来源的材料写成的，出版者“毫无疑问地确信，并且煞费苦心地证实”，这是赫鲁晓夫的话的确实记载。
    上周在伦敦，英国出版商多伊彻说，他将不顾赫鲁晓夫夫人的否认，将在英国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这本书。
    在被问及赫鲁晓夫夫人的否认时，他说：“除了否认外，我们预料不会有别的情况。我们不曾预料她会说，‘啊，是的。很高兴。我能免费得到三份吗。’”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六日电】前总理赫鲁晓夫今天否认行将在国外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说这是“一个捏造的产品”。
    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许可和克里姆林宫官方宣传机器的全力支持。塔斯社发表了赫鲁晓夫的声明，并提供了声明的照片。
    发表赫鲁晓夫的声明一事，异乎寻常地背离了无视这个人存在的官方政策。莫斯科的一些观察家说，这表明，苏联人认为事先搞臭拟议中的回忆录是多么重要。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电】前克里姆林宫的有力人物赫鲁晓夫昨天否认曾把他的回忆录交给任何外国或苏联的出版者一事，只是增加了人们对《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的真正的内容的猜测。
    美国出版者“时代有限公司”的发言人立即反驳赫鲁晓夫的否认。它声明说，这位前苏联总理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回忆录是“完全真实的”。
    这里的观察家们说，不论出版者通过什么途径取得这些材料，赫鲁晓夫本人的否认似乎可能保证这本书将是一本畅销书。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十七日电】（记者：亨利
    ·夏皮罗）据说苏联一度的最高统治者所写的回忆录很轰动，外国已把它发表了，这使苏联的新闻机构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或者像赫鲁晓夫夫人所说的，这个回忆录可能是“荒唐的，是开玩笑”，或者像这位前总理所声称的，这个回忆录可能是“造谣”和“虚构”，但是赫鲁晓夫又在西方报纸头版上占主要位置了。

南通社说：赫鲁晓夫的声明不否认回忆录确实存在

    【南通社莫斯科十六日电】赫鲁晓夫的声明的发表是相当突然的。自从他于一九六四年十月辞去总理职务之后，他在这里的一个郊区的别墅里过着隐居的生活。除了投票或参观当地的展览会之外，他很少出头露面。
    把他的声明告诉苏联公众，这是他离开政治舞台之后的第一次，就象他们首次知道西方关于赫鲁晓夫回忆录正在付印的推测一样。
    最近，他的健康情况，已成了外国记者的种种猜测的对象。与此同时，西方正在大事宣传出版他的回忆录的事。
    引人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他今天发表的声明中否认他曾把他的回忆录告知任何西方的或苏联的出版者，但是他不否认这种回忆录的确实存在。

苏修党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的声明

【本刊讯】莫斯科消息：苏联《真理报》十七日在第四版刊登了赫鲁晓夫十六日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全文。

~~~~~~~~~~~~~~~~~~~~~~~~~~~~~~~~~~~~~~~~~~~~~~~~~~~~~~~~~~~~~~~~~~~~~

附：1970.11.24，参考消息第4版

佐尔扎就“赫鲁晓夫声明”发表《致克里姆林宫的公开信》

    【本刊讯】英《卫报》十八日刊登佐尔扎的《致克里姆林宫的公开信》，摘要如下：
    你们要不让赫鲁晓夫回忆录成为这十年中出版界的轰动事件，且不管这个回忆录是真是假，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莫斯科越是否认，你们就越是在为这本书以及报上的连载作宣传。要是你们扬言要把连载这本书的报纸的记者从莫斯科赶走，就如你们在“潘科夫斯基文件集”发表一事上赶走了一些记者那样，你们只会使得西方大多数舆论疏远。
    从你们所显示的不安中清楚地看出，发表赫鲁晓夫“回忆录”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然而，已经说过了，赫鲁晓夫的否认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一否认可能是逼他作出的。
    只有一个办法来确认这一点的真实性，就是能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赫鲁晓夫先生提问。要是他的健康状况不让这么做，那么，应该让记者去访问他。如果是一个苏联记者去访问他，西方会象怀疑赫鲁晓夫先生早先的否认那样怀疑这种访问结果。因此，应该由一个西方记者去访问他。
    显然，这样一次访问将会是新闻事业上的一大成就。要是我是一个去访问赫鲁晓夫的记者，我将追问真相。诚然，本人之所以长期专门研究东西方心理战中惯用的伪造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世界报刊上刊登的这类伪造品多得不胜枚举。你们自己的心理战部门同某些西方国家的一样积极。
    最著名的一次也许就是一九六五年的“潘科夫斯基文件集”事件。那时，我写了一篇详细的分析文章，表明据说是（在此前几年已在苏联被处决的）西方高级间谍奥列格·潘科夫斯基的回忆录，可能不完全是真实的。文章还探索出“潘科夫斯基文件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
    当时，东西方围绕“潘科夫斯基文件集”激烈进行的宣传战自然使这本书成了畅销书。苏联驻西方国家的大使的外交抗议，苏联报纸上措辞严厉的文章，对这本书的真实性的愤怒否认，只是使得公众对它的兴趣更大了。同谎言作斗争，只有一个好办法，这就是靠事实真相。要是赫鲁晓夫的书是假的，有许多办法可使事实真相占上风，正如我昨天写给莫斯科外交部新闻司的信里所指出的那样。

合众社报道：赫鲁晓夫因“回忆录”问题心脏病复发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二十日电】前总理赫鲁晓夫的健康由于在据说是他的回忆录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国际争论而稍微恶化。他家的友人们说，他已被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
    自从十月二十日以来，赫鲁晓夫一直在他乡村别墅里卧病不起。据说是“心脏机能不全”。他的心脏病在今年夏天再度发作，使他住了三个月的医院。由于害怕他的病状加剧，他的家属一直不让他知道有关他的回忆录的事情，直到情况发展得如此快以致不能再瞒他了。
    结果，赫鲁晓夫在几天前发表声明否认他曾经把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其他材料交给任何外国的或本国的出版者。
    但是，争论并不因此而缓和下来，因此，易激动的赫鲁晓夫的健康便进一步衰退，以致入院。

2020年11月18日星期三

1970.11.18参考消息：法新社报道中国社会、瑞士记者访问东德

1970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第1版

法新社记者孔帕雷赞扬我国社会风尚

    【法新社中国边境深圳十六日电】（记者：孔帕雷）北京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出门可以不锁家门的城市。
    住在北京的绝大多数外国人习惯于从来不锁门，那里也没有关于发生盗窃事件的报道。这个城市的安全是绝对的。你可以在白天或夜间在街上漫步而没有丝毫的危险。
    可能落到你头上的唯一不幸，是碰上一批负责保证安全的民兵，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在闲逛可能感到诧异。但是在经过长时间谈话，这个外国人在显示了他的和平意图后，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往前走而不会再遇到困难。
    如果你想在没有得到准许的地方，特别是对街道景象或过路行人照相的话，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些。在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发现突然被“群众”即过路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将要求你作出说明，有时候是十分详细的说明。
    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最后出现一个警察的话，那么警察的作用一般是缩短说明的时间。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干预的始终是“群众”，而从来不是警察。警察如果能使他的观点占上风的话，总是起一种相当节制的作用。
    警察不带哨子，他用手向你作表示。罚款是像哨子一样从来没有的。
    海关官员也是极其礼貌的，其客气程度可以与瑞士的海关官员相嫓美。
    公务人员整个来说是惊人地温和的。有一次在广州，邮局职员为了给我时间让我发完一条电讯，把营业时间延长了四十五分钟。
    因此，当你在中国不间断地生活了一年之后跨越边界时，你不能不感到这条边界意味着什么——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琐屑事情方面。
    当你走过罗湖——这条河把红旗和香港的英国国旗隔开——的桥梁只有几码路时，你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桥那边，你发现了差不多已经忘却了的东西，如交通拥塞、收小账、烟雾腾腾的旅店，还有那贪婪、商业上的穷凶极恶、你推我挤的人群、廉价的色情的东西、浅薄的公务人员，以及那个上帝——金钱。

————————————————————————————————

1970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第4版

瑞士记者谈访问东德观感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里斯不久前访问过东德，九月十三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安于“现实”》的通讯，摘要如下：
近几年来，西方记者报道东德情况时基调有变化。以前往往大量报道种种压制自由的情况、困难和弊端，现在的明显倾向则是着重强调东德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它巩固的情况。

    东德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个人自由有所扩大，并且有了国家观念的萌芽。与五十年代初期相比，较多的老百姓已不再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持那么拒绝的态度了。他们向往的理想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联邦共和国目前的制度。
    东德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继续受到压制。老百姓对东德国家的赞成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听天由命，看到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改变政权状况而安于现状。现在，东德公民干同样的活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仍比西德工人少。由于现政权有种种可能对同党的意见相反的看法施加影响，人们在知心人圈予以外不说真心话，许多人被迫适应形势。
    在整个东德都可以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据官方统计，最近十年间，工厂全日工的月工资已从五百三十一马克提高到七百十五马克。总的说来，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有保证的。大多数食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与西德的水平相当，但南方水果、龙须菜及其他特殊物品还很难买到。由于储备少，进口能力有限，东德的经济在例外情况下仍很脆弱。一九六八——六九年，一九六九——七○年，冬季特别长，供应就发生过很大问题，包括一般水果、蔬菜和土豆的供应。
    东德是目前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其工业产值约为西德的四分之一。它对在困难起点上取得的这个“红色经济奇迹”感到自豪。能取得这个“奇迹”，主要是因为老百姓辛勤劳动，国有化政策比较温和（目前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是私营或部分私营）以及它通过东西德内部贸易从西德进口了现代化机器。
    农业方面，一九六○——六一年集体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克服。许多农业社社员显然很赞赏农业社的工资和劳动情况。在机械化过程中，大面积耕作起了积极作用。
    东德平均生活水平比捷、匈高三分之一，比苏联高一倍，但比西德低四分之一，原因之一是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联邦共和国低四分之一。
    经济上的进展使许多公民对国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最后是欧洲人。尽管大力宣传德苏友谊，但几乎没有什么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虽然这里比起西德来，人们更感到德国对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是有罪过的，但仍然认为苏联部队大量驻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占领。除了专门显示友谊的集会以外，苏军与居民接触很少。在我们参加的一次舞会上，所有德国姑娘都拒绝同年轻的苏军军官跳舞。东德学校从五年级开始，唯一必须的外语课是俄语，但人们从俄语课记住的东西少得令人吃惊。
    如果问起东德人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设想，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答案大致一样：一小部分人赞成统一社会党现政权；比这一部分人多一些的人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多的人追求西方民主；但是，如果能自由选择，人数最多的一批人则会主张一种既有言论和旅行自由，又保持国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模模糊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总的来说，这更近于西方民主的方案，而不是共产主义教育国家的理想。
    东德国家对老百姓的全面控制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但统一社会党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盒，现在更多地采用谨慎小心的办法而不是暴力。几乎没有一个公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改变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表面上和内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现状。人们试图在可能的限度内过一种有内容的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要求。虽然还受到一定限制，许多人也就满足了。
    东德生活表面上的正常状况却有一种谁都明白的明确界限。国家想通过教育、训导和讨论保持这种界限，但必要时也动用警察暴力。最近，平均每年判处政治犯罪三千起，大多数是企图逃跑，约百分之十五是“煽动”、“诽谤国家”或类似的罪过。由于批评占领捷克而公开判处的有七十起，多数是青年人。对自发的政治行动竟然害怕到了如此地步：东柏林洪堡大学学生自发地要求举行反对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示威，也公然遭到禁止。
    在东西德边界上，一九六一年以来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逃跑时被打死。冒着极大危险越界逃走的，一九六九年有九百五十人，一九七○年上半年有四百人。在这一时期通过非法途径进入联邦共和国的有几千人。逃跑未遂的数目就更大了。一九六九年年初以来，有两万人（大多数是领养老金的）经允许迁居西德。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年中，有三百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的生活自由了一些，人们发展的可能大了一些，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老百姓感到自己形成了一个劳动集体，而且可以看到国家观念的萌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是巩固了，老百姓不再把它看成是暂时的东西。但这种正常化却是在墙后发生的，并且暂时还是建立在一种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就是：人们不得不看到，任何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企图都是毫无指望的。

2020年11月14日星期六

1970.11.14参考消息：挪威报纸刊文《今日的苏联》称苏联物资匮乏

挪报文章：《今日的苏联》

【本刊讯】挪威《世界之路报》八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今日的苏联》。摘要如下：

食物匮乏
    食品十分缺乏的现象也反映在旅客的生活中，除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外，在其它地方无法获得肉类。面包的情况要好些，大多数日子可以得到。鱼总是坏的，无论如何根据挪威的标准来看是如此。
    在莫斯科定居的外国人可以在特别的免税商店购物，价格异常低廉，最高级的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进去。在外面人行道上站着所有其他的人，向里面探视。当人们拿着外面的人无法获得的食物出来时，心中感到内疚。
    黑市
    苏联是休假便宜的国家，没有值得花钱买的东西。如果每周利用机会出卖一、两件衣服，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随地，包括在莫斯科主要街道上，会碰到有人问你是否有旧衣服出卖，提出的价格通常是我国新货价的三倍，如果有比较时髦的东西，可达到六、七倍，但仍比苏联商店里的价格要便宜，特别是式样和质量不能同日而语。黑市交易活跃，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在买卖，塑料口袋值一顿饭的钱，一双鞋子等于十四天的饭。今日的苏联不能吃饱
    在这个大国好几个地方作较长的停留后，我试图找出苏联社会最通常的担忧的原因。
    有这样一些：一切都缺乏，从食物到必需用品。此外，腐败，通货膨胀，对国家领导人和前途的怀疑，战争威胁，缺乏个人自由。
    今天苏联的人们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免受饥饿之苦。
    最近十个月来，在集市上的肉类越来越少见了，在亚洲共和国，肉食几乎完全绝迹，在莫斯科，四个月以前还可以买到一点，但要排队几小时。今天根本看不到了。在饭店吃到的东西经常使人生病。
    其他食物也不多。全国都严重缺乏家禽肉。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和昂贵。几乎得不到牛奶、黄油、干酪、鸡蛋和水果。
    在排队行列中，可以听到烦燥的言词，这是忧虑和担心的结果。我一位朋友为买一公斤土豆排队两小时，另一位买一点肉排队两小时，然后为买一点水果和蔬菜又排队一小时。我经常听到有的妇女在排队时哭泣，有好几位高叫，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话，她们宁愿挨饿也不愿排队。有时有的人再也站不下去了就去饭店吃饭，但那里也要排队。
    贫血，低血压，抵抗力弱是普遍现象，殡葬不断，以致没有那个人真正愉快，这种现象在巴库和埃里温这些小城市特别明显。
    长期、广泛的匮乏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开始携带包袱来往。
    从莫斯科到亚洲共和国的人携带柑子、咖啡、茶叶、服装、家俱。从其他共和国到莫斯科则带着水果、蔬菜，那些首都根本买不到的东西。
    在几百公里的路程上载运着种种奇特的包袱。如果你坐在火车里，可以看到那些妨碍通道的包袱肯定属于黑市商人的。

有一次我从黑海休假地加格拉到第比利斯去，我和一个小伙子合住一个房间，他毫不掩饰他搞黑市交易的事实，他的行李中满载桔子，可以照官价三倍出售。当我们抵达第比利斯时，我立即被捕，在警察所，成排的黑市商人坐在那里。我旁边一位农妇高声哭嚷，说她根本没有想在黑市出卖她箱子里的东西。冲天的价格
    我本人在半小时以后被释放。误会澄清了，但显然他们曾把我看为黑市商人。
    尽管搞抽查，定期检查和经常逮捕人，在苏联特别是在高加索共和国，仍然存在活跃的黑市。在那里，合法的集体农庄商摊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黑市窝。每个集体农庄将产品的一部分卖给国家收购站，然后有权自由出卖其余部分。而每个集体农庄把最坏的产品，卖给国家，而国家又将最坏的东西交给公共商店，而其余的农庄产品交给商摊，以冲天的价格出售。举例说，在国营商店，西红柿一卢布一公斤。在集体农庄小摊上，西红柿质量好得多，但价格高达八卢布一公斤。
    党僚
    象其他商品一样，国营商店的柑子价是一个半卢布一公斤，但私营的是四个半至五个卢布，家禽肉在国营商店是五至六个卢布，在商摊上是十至十五个卢布。还有蒜头、大米、蔬菜和肉类，都是如此。但在国营商店不是经常有一切商品。
    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有物价控制，自然有，这里终究是苏维埃制度，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区别。一桩轶闻可以说明我的意思：

埃里温一个集体农庄商摊经理名义上每月得到工资是一百五十卢布。一次一位党僚向这位经理借一千卢布，经理听错了数字，打开皮包而拿出十万卢布。所有集体农庄经理看来都是富翁。衣服也通过黑市大量出售，但多数是暗地进行。本国出品的衣服、鞋子等等通常质量低劣，对从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进口服装有大量需求。
    商店经理，配销中心负责人，工厂经理都能从黑市贸易中得到大批款项，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贿赂党和国家的代表——特权阶级第一代。苏联少数批评声音中一些为人熟知的腔调
    近时期来，苏联的情调变得阴暗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即将同中国打仗。更多的招兵，召集预备役
    ——包括十八岁的姑娘
    ——以及越来越多的军事演习，加上目前对华关系中的紧张调子和报刊广播加强宣传，——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人们的怀疑心理：要同东方人口众多的邻居公开冲突。
    有些人批评政府花费过多的钱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而对本国社会性事业花钱过少。
    其他一些人批评对宇宙探测用钱过多。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缺乏这么多日用品却花费成百万卢布到空间去。
    这种情绪有多种表现，去年在塔什干有二百人左右为面包和改善生活状况举行示威，大多数参加者遭逮捕。有些人不敢说话，有些人悄悄骂人。
    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发动一个地下运动，从书籍和刊物中表达自己的愿望。甚至还有不少人想要恢复沙皇制。
    苏联许多人对不断增长的腐败现象和下降的道德感到不安。

大家排队上厕所
    四家共住五个房间，一个洗澡间和一个厨房。邻居之间的话互相都能听到，大家要排队上厕所。一个苏联笑话简要地描绘了情况：一只母鸡和一个跳蚤在苏、波边界相遇，跳蚤从波兰来，它问母鸡：“你为什么离开本国”，母鸡答道：“我奉命每年生六百个蛋，我办不到，因而外走。”然后问跳蚤为什么到苏联去，跳蚤答道：“在我们那里每个房间只睡一、两人，听说苏联经常十人一间，我想那可太好了”。
    苏联主要经济学家私下并不掩饰苏联存在厉害的通货膨胀。勃列日涅夫自己承认，为了改善情况，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但一般市民对改善情况并无特别的信心。
    苏联平均收入是一百至一百二十卢布，最低是六十卢布，幸亏房租一般在十卢布左右，而教育和医疗费完全免费。其他物价都很高。
    一个白面包，名义上是一公斤，但分量不断减轻，要付三分之一卢布，鸡五卢布，一双鞋子五十至六十卢布，一套服装一百五十至三百卢布。而当这些东西只有在黑市上以再加数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时，就不难理解这些对苏联市民来说是多么昂贵了。因此居民们对公家的诺言，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漂亮言词是十分怀疑的。全国是一座监狱缺乏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困惑所在。有时突然解除职务。最好的朋友之一忽然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被逮捕。下一次轮到谁呢？墙里有窃听器，担心邻居告发——这一切使得这个国家变为某种监狱——而难以幸免。
    普通人从宗教中寻求安慰。莫斯科一次无神论会议上的一个报告说去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特别是农村，在那里宗教头头比党领导人更有权威。在莫斯科，教会的影响也上升。星期天上午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农村，可以发现教堂内挤满妇女，男人们在附近咖啡馆喝咖啡，这也是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

共产主义的实践
    苏联笑话——关于共产主义实质。
    先引一句话：众所周知，赫鲁晓夫规定一九七○年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刻，到那时将进入一切人什么东西都能充分获得的时代，货币将取消。
    但请听：一天，一位老人来到一家商店，他问老板有多少啤酒。老板回答说：“二百桶”。老人全部都买下了，并说：“现在啤酒都属于我了，我要把啤酒留在你的店里，并送给你的顾客喝。”
    当人们听说免费供应啤酒，他们就蜂拥而来，互相拥挤，争夺和殴打，打破盘子和窗户，把家具毁坏了。
    整个商店都打烂了，啤酒也被抢光，人们便离去，而只剩下老人和老板在废墟上。
    老板说，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你把我弄成这个地步？
    老人回答说：“我年纪很老了，我活不到实行共产主义的年代了。但我想在死前看到一次，到底它是如何实行的。”（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