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10.28对华东师范大学反动学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

1967.10.28对华东师范大学反动学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

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

据下文，徐超汉是1961年经常溪平批准未经考试即进入华师物理系作旁听生的，不知道那时的旁听制度是什么样的。常溪平，1954年6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当时的校长孟宪承是共产党安排的花瓶而已），1964年常溪平到北大参加社教时压制了聂元梓对时任北大校长陆平的批判，文革爆发后聂元梓受到毛泽东的青睐炙手可热，常溪平反过来受到折磨，最终于1968年5月在华东师大坠楼而死。

当时中共关于1966届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决定，即中发[1967]290号文件（见附录），说“个别问题确实严重的毕业生，经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暂不毕业，生活上仍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华师物理系毕业生工作组对徐的处理意见是“定为反动学生，不予毕业，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物理系革委会同意该意见，而华师革委会则大幅升级，打算将徐“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所幸，上海革委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所作的最终决定是最轻的，连反动学生的大帽子都没给徐带上，只是说“该生暂不毕业，生活上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从材料中看，徐只是爱想象、爱发牢骚、追求享受、不愿吃苦而已，其实与当时其他的所谓“反动学生”比起来，徐没有什么突出的反共言论和表现。

高等学校在毕业时分配前处分所谓反动学生的做法在1963年就开始了，处分办法就是强制劳动改造或劳动教养，相当残酷，可见王学泰《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和天啸《回眸砖桥——记上世纪六十年代高校清洗“反动学生”运动》，不知道这位徐超汉最终命运如何。相关文件见：
1963.07.23 ，中发 （63）49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
1964.02.10，中发 （64） 96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继续处理高等学校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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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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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一九六六年毕业生徐超汉的处分决定的批复

沪革毕（68）字第36号

华东师大革委会：

你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对徐超汉的处分决定”一文收悉。徐超汉在政治思想上，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且对错误认识较差。根据中央和市革委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通知的精神，经研究决定，该生暂不毕业，生活上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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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汉 男 现年26岁 上海宝山县人 家庭出身 工商业兼地主 本人成分 学生  现为物理系五年级学生。

（一）家庭政治情况

     其父 徐慎行 资本家出身，解放前依靠经商剥削起家 1936年任伪乡长一年，42因受诈而死。其长兄徐超一，工商业地主成份，现在宝山乡下劳动，二兄徐超群，工商业地主成分，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伪自卫队员，加入过反动的情报组织，搜集我党和新四军活动情报，并在自己家里设立反动的“誓明站”自任站长。1951年混入我革命队伍长期隐瞒上述历史，59年被川沙县人委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其二姐徐兰英，三姐徐惠明解放前均参加过伪自卫队。徐惠明曾参加过一贯道，任一贯道上主地，解放后包庇过反革命分子。

       （二）本人主要问题

      徐超汉于1961年未经入学考试，私自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平拉进我物理系作旁听生，因此徐本身就是一名黑学生。徐超汉自入学以来，一贯坚持剥削阶级反动立场，为工商业地主家庭翻案，散布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1964年“九评”学习中曾受群众背靠背揭发批判，但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包庇，而未作处理。现经同学们进一步揭发，将其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1.恶毒地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1964年苏加诺到上海，当大家谈到苏加诺腐化生活时，徐超汉竟说“国家领导人都是这样的，毛主席的私生活也是十分腐化的，他有好几个老婆”。徐超汉还配合着赫秃反斯大林，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也有个人崇拜”。在提到工资问题时，又别有用心地污蔑说，“毛主席削减工资是做样子，其实他也不要什么工资，需要什么就会分给什么的。”1964年学校里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并每周开设了几节毛选学习课，徐超汉又攻击说“学毛选也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用处，情愿多看点专业书”，还说“毛泽东思想又不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

2.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积极为其家庭翻案。1950年土改时，徐超汉的母亲与二哥、二姐的成分都被评定为工商业兼地主。而其大哥的成分则错评为贫农，58年复评时又换评为地主，到1962年纠正为工商业兼地主。

1962年，国内刮起了一阵翻案风，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徐超汉也蠢蠢欲动。当年8月份，他就写信到中央国务院，为其大哥的地主成分，二哥、二姐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提出翻案。信中说：“五〇年土改的时候……我大哥徐超一被评为贫农……这些本来就是已得到法律保护的事实了……可是在五八年后问题发生了变化。”企图要把其大哥的成分恢复为贫农。并恶毒地污蔑公社干部说，“当时宝山县横沙乡乡长陈正兴，因对我大哥曾有私人意见，千方百计寻找麻烦，……把我大哥的成分由土改时的贫农重新定为地主，”在同学面前攻击农村干部“水平低，不执行政策，光凭个人感情。”在同一封信中，徐超汉又为工商业地主成分的二哥徐超群，二姐徐兰英辩护，说什么“二哥根本没有参加过剥削生活。”最后向中央提出要对其大哥、二哥、二姐“不合理的成分加以否定”。同时还竟提出要用法律来“制裁”前乡长陈正兴。同年九月，徐超汉又写信给上海市法院，提出要对其死去的母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加于“重新考虑”，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3.大肆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宣扬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坚持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徐超汉在同学面前经常吹嘘父亲如何能干“会赚钱，在许多地方开花行，酒坊，旅馆等，还在宝山、川沙、常熟等地制了产业”，并很感叹地说“现在是开不好了，一世的工资还不如我父亲做一次生意赚得多。”徐还经常宣扬其家庭的穷奢欲极的剥削阶级生活说：“解放前家有许多丫头，环姨”，“家里还养了一条狗，睡在床上”，“每年总要吃几只天鹅肉，还经常吃燕窝，鱼翅等山珍海味”。同时还散布许多今不如昔的反动言论，说什么现在吃的东西“还不如解放前倒掉的”，“比倒在泔脚里的还推板”，“现在布象发符这么少，解放前我家里是整匹整匹部买的”等。徐超汉还竭力宣扬资产阶级玩乐的人生哲学，腐蚀周围青年，他经常对同学说：“乘年轻时吃吃玩玩，现在是生命的黄金时代，正是玩的好时光，现在不玩，还待何时？”并污蔑雷锋同志说“雷锋傻，是没有脑袋的螺丝钉，这种生活没有乐趣。”并公开说“叫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不愿意的”公开表示“毕业后除了上海什么地方都不去”，扬言“如果不派在上海，我就叫姐姐到学校来朝，反正姐姐是家庭妇女”。还无耻地说“新疆是好地方，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好地方让你们去，我只好留在上海这个坏地方。”不仅如此，还唆使其他同学不要服从分配，叫大家“在毕业时不要多发言，啥人积极就要叫他到外地去，外地比上海苦得多，到外地有得你们苦了”。徐超汉还死心塌地地站在剥削阶级家庭一边，决意要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1963年徐曾以剥削阶级家庭代表的身份与横沙粮管所签订了房屋租赁关系的合同，并亲自从58年至66年向粮管所领取房租费1428多元。1963年还从大哥手里要了一份股票，开始向国家领取定息，一直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直接参与剥削。

4.攻击人民公社，漫骂农村干部。1962年春天，徐超汉曾污蔑说“人民公社不是人民搞起来的，是地方领导为了表功得奖，看到别人搞了也硬撑起来的。”徐超汉还恶毒地漫骂横沙粮管所的干部“比国民党还不如”，“比土匪还厉害”等。

5.十分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竭力抵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徐超汉曾对同学说过，他的母亲是“气死的，因为一解放，家中东西被分光了，如果不解放，她还可以多活几年”。1964年召开第三届人代会期间，徐又污蔑说“人民代表大会没啥大作用，只会举手通过一下决议”。还把人代会比作资产阶级众议院，把人大常委会比作为参议院，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64年我系揭发了反动学生姚根发的反动日记后，徐站在反动立场上说：“姚根发平时看看蛮聪明，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姚根发真笨，枪杆子掌握在人家手里，写日记有什么用”，十分仇恨无产阶级专政。1964年农村四清运动开始后，徐超汉又顽固地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立即给工商业地主的姐姐写信，要姐姐“千万要留心，免得引火烧身”提醒姐姐“行事许看形势”以更阴险的手段来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6.仇恨党的阶级路线，漫骂，污蔑贫下中农。徐超汉经常拉拢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有进步要求的同学，挑拨他们与党的关系，叫他们不要跟党走说：“我们是先天不足，生不逢时，革命有啥意思，还是多想想自己，落得白相相。”1964年在马陆公社参考三夏劳动时，徐又污蔑和丑化劳动人民说：“他们只有食欲和性欲”看到贫下中农子女因为参加劳动饭量大，就污蔑他们是“造粪机”。平时在学校里也经常污蔑工农子弟“笨”，“土里土气”，“呆头呆脑”。并拉拢一批同学来打击工农子弟，常常提些政治性绰号来污蔑工农子弟。1964年“五四”青年节，老工人江桂兰同志来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当谈到她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时，徐超汉却在下面哈哈大笑。总之，徐超汉对工农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

7.向往资本主义世界，多次想到香港去。徐超汉在1959年就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童小鹏，要求到香港去。并经常宣扬“香港好，工作轻松，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香港的电影有噱头，看了能感动人。”1962年正值蒋匪窜犯大陆，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时，徐又想到香港去，并有偷越的想法，他曾在同学面前说过“到香港去只要有钞票可以偷越国境，分三个等级，钞票化得越多越保险，钞票少就碰额角头。”

8.美化帝修头子，鼓吹修正主义道路。1964年肯尼迪被刺杀，徐十分惋惜地说：“肯尼迪年轻有为，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统”，“死得太年轻了”。他还美化赫秃，说什么“赫鲁晓夫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好的”，“赫鲁晓夫虽然下台了，还是合算的，资本捞足了。”他还鼓吹“铁托的工业管理好”。鼓吹美国的工业如何如何发达“只有八百万农业人口，农业就过关了。”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却轻蔑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人家美国早就有了。”不仅如此，他还在同学中散布说，“过几十年，以后情况怎样很难说，将来中国富了，很难保证中国不会象苏联那样变成修正主义。一切事物都是穷则富，富则修的。”

9.野心勃勃，妄想做中国的总统。徐超汉在同学中曾不止一次地说，“我将来要做总统”。1964年报上报导了马里总统来我国访问的消息，他就指着报纸说“二十年后的今天，你们到现场去欢迎从外国回来的总统我，看看那时我徐超汉是什么样子”还说“肯尼迪上台后，他的同学都做了部长，如果我当了总统，就封你们做部长”甚至梦里也在想做总统。有一次他对同学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竞选总统的梦，梦见我当选了总统。”当时有人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却得意忘形地说“人生就是梦，谁也不能说我将来不能当总统。”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还恶毒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62年法国竞选总统，当时戴高乐当选总统，徐超汉就说“戴高乐八十多岁，还与别人抢当总统”过了不久，徐超汉就污蔑说“中国领导人年纪这么大了，还不退休，像戴高乐一样不肯放下宝座。”

10.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与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徐超汉的表现也是极端恶劣的。从去年6月份以来，根本没有很好参加运动，非但不狠触自己灵魂，向党和人民认罪，相反，还陈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浑水摸鱼，到处找人谈话，制造舆论，否定过去的罪行。多次写信，要为其在“九评”学习中受批判给予翻案。不仅如此，徐超汉还继续站在反动立场上，于67年1月份，配合社会上斗争里弄干部的一股歪风，伙同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赤膊上阵，斗争里弄支部书记郭兰芝，进行阶级报复，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场被革命群众扭进房间进行说理，在此情况下，徐才被迫“认错”。

（三初步意见

     综上所述，徐超汉一贯站在剥削阶级反动立场上，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工商地主家庭翻案，攻击人民公社，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谩骂与丑化贫下中农，打击工农子弟，仇恨社会主义制度，响往资本主义世界，大肆宣扬剥削阶级腐朽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思想极其反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态度又非常恶劣。目前徐超汉仍然极不老实，百般抵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根据以上情节，我们认为可以定徐超汉为反动学生，不予毕业，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当否，请批示。

物理系毕业生工作组 

1967年10月28日

同意毕业生工作组意见，不予毕业，先发动群众批判，组织处理留待运动后期进行。——物理系革命委员会1967.10.30

拟开除学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华东师大革命委员会1967.11.9

出处：上海档案馆B105-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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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1967.09.07；中发 ［67］ 290号

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决定对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九月起，开始进行分配。为此，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毕业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学“老三篇”，破私立公，反对个人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树立全局观点，服从国家分配。毕业生在离校前，要积极参加本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学校的斗、批、改作出贡献。

四，分配毕业生的权力机构：

（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分配和接受毕业生的领导小组，负责处理毕业生的分配和接受工作。

（二）大专院校，凡是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校、系及班的分配小组。尚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组成三结合的分配领导机构。派有解放军的学校，应有解放军代表参加领导。

五、中央批准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调整后的分配计划，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应据此立即制订具体分配方案，通知有关院校和所属单位。在分配过程中，院校如发现分配方案与实际情况不符时，经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后，可作适当调整。经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分配方案，接受单位必须坚决执行。暂时不能接受的单位，毕业生可先到厂矿劳动锻炼。原高教部报经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准的所谓《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文科毕业生到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请示报告》，应彻底批判。一九六五年按照这个报告分配的毕业生，尚未安排工作或安排确实不当的，由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或调整。

六、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可以采取根据分配计划，由个人自报，系的分配小组平衡，征求群众意见，院校分配小组审定，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的办法进行。

七、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把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分配到文化大革命和国防，经济建设等急需的岗位上去。分配到国防机要部门的毕业生，必须保证政治质量。经过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同意，国防机要部门可以派人到院校了解情况。各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少数骨干，需要留校工作时，经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可以留校。个别问题确实严重的毕业生，经省、市、自治区分配领导小组批准，暂不毕业，生活上仍按学生待遇，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八、几个具体问题：

（一）鉴定问题。凡是有条件对毕业生作鉴定的院校，都应该进行鉴定。鉴定内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为主。没有条件进行鉴定的院校，可以不做。

（二）档案处理问题。毕业生档案暂存学校，以后根据中央的规定进行处理。分配时，可重新填写登记表，转交接受单位。

（三）毕业生中党员党籍的处理问题。按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执行。

（四）劳动实习问题。大专院校毕业生继续实行劳动实习一年的制度。

（五）工资待遇问题。一九六六年毕业生的工资待遇。暂按原定的临时工资标准（注：毕业以后见习期间的工资标准，如北京地区为四十六元）执行。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九月一日起计算。如有些院校目前不可能分配毕业生，或者接受单位目前不可能接受，这些毕业生可以暂时留校闹革命，从九月份起，发给临时工资。

（六）一九六五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尚留在学校没有分配的，由主管部门和省、市、自治区随同一九六六年毕业生一起分配。原定在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学生，不要提前到一九六六年毕业。

九、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高等学校毕业生，仍按办学部门原来规定的办法分配，其待遇也按原规定执行。

十、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在今年十二月间，进行分配。

十一、现在在校的研究生，随同一九六六年大专毕业生一起分配。分配计划，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和有关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其工资待遇，在整个工资制度未改革之前，一九六四年入学的按结业研究生、一九六五年入学的按大专院校毕业生的临时工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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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四集）》， 北京：1967年11月

转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