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25日，张北县召开了该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判大会，有3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有两万多人到场参会，全县境内十五万多人收听有线广播。这种大型的公判大会在1970年特别多，文革时期遇难的政治犯大多数是在此期间被枪杀的，详情参见丁抒先生所著《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
1969年底中共最高当局根据错误的情报，发动了应对苏联即将入侵的紧急备战。虽然苏军并未打过来，但中共并未立刻放松警惕。1970年初，以战备为名由周恩来主导经毛泽东批准，发动了一场打击所谓帝、修、反别动队（即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要求“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见1970年1月31日，中发【1970】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上述指示还明确要求“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于是，公判大会浪潮席卷中国大陆。
下面这份简报就是张北县革委会汇总的公判大会后各地和民众反映：有些人很兴奋，也就是所谓“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比如某人说“这些家伙都该杀，杀得好。杀了他们就是割了苏修的耳朵，挖了苏修的眼睛”（按：张北县离中蒙边境不远，此地的备战工作抓得很紧）；有些所谓阶级敌人很害怕，只好“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认罪投降”；有些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家人无奈之下也揭发了一些问题以划清界限，比如地主刘进义的老婆揭发他“64年戴避孕环时，说过你这会儿戴上，八路军走了谁给你摘？”
但公判大会对有些人没能产生作用，或者甚至产生反作用。某天主教徒在被迫写交待时还说“不到高山不显平原。天主教是死了下地狱，我是活着下地狱，我的生命幸福都是天主给的”，这真了不起；某所谓贪污分子先前交待了贪污2000元，但得知公判大会消息后认为这样讲性命难保，就立刻翻供，说“反正我够一颗枪子了，该咋办就咋办吧”；至于3位被判死刑者，其中两位的家属均表示不满，比如有一位说“我父亲没有血债，只有职务罪，如果有血债，杀了也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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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北县革委会办公室编
农村斗批改简报 （第二十三期 ）·绝密·
*************** 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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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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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张北县召开了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会议声势之大、规模之广、人数之多、震动之大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大会的达到23000多人，同时还有153600多人收听了实况广播，占应参加人数的94%。
这次大会开的及时开的好，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革命群众一致反映：“这样的大会开得真解气。”火炬公社西伙房大队老贫农崔英说：“这些家伙都该杀，杀得好。杀了他们就是割了苏修的耳朵，挖了苏修的眼睛。”先锋公社黄石崖大队76岁的老贫农任才在广播里听到将三个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激动地站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立刻沸腾起来。阶级敌人吓得胆颤心惊。粮食局直属库特务分子马全斌大会上吓得哆哆嗦嗦，低着头不敢看台上一眼。会议动员了群众，震慑了敌人，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大会以后，各公社、各大队借东风，开展了一个新的攻势，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会后196个大队批斗了反革命分子325人，红旗公社西盐淖大队现行反革命分子吴永福一年多装病，群众斗不上他。这次大会后群众气愤地揪斗了他，制服了他，群众说：“这回可打下了敌人的威风。”两天的时间，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问题697件，涉及到273人。五一公社小水泉大队贫农社员方玉贵听了大会，提高了认识，擦亮了眼睛，揭发富农分子焦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五一公社马家村军属何启亮母亲揭发历史反革命分子范永茂曾以关怀的口气，制造战争恐怖，煽动军属叫儿子回来的错误，阶级敌人看到群众起来了，满头冒汗，只好低头服罪。两天来有30个阶级敌人在大会震慑下，在群众专政的威力下，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认罪投降，有的还揭发了问题，使阶级敌人分化瓦解，交械投降。反帝公社落花营大队地主分子芦建义大会后主动地找宣传队交待了双爱堂惨案是他拉线告密，使我军受到严重损失的罪恶；东升公社元山子大队地主姚殿宝大会后交待了他和他父亲姚广珠46年杀害我农会主任周振荣的罪恶。前进公社黄石崖大队历史反革命、一贯道点传师张洪德还检举了本公社永红大队现任贫协主任张义长期隐瞒一贯道坛主反革命身分的问题。反帝公社叛徒赵有义揭发了叛徒张永隆曾和他说过：“咱们这号人不行了，死也得杀他几个贫下中农，要杀先杀×××，×××。”，阶级敌人分化瓦解。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四类分子家属、子女也纷纷揭发问题，表示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大特拉大队地主分子刘进义，他儿子刘进在大会后揭发他在1968年还引他儿子到地里认地，“这块是咱家的”、“那块是咱家的”，妄想变天，他老婆揭发他“64年戴避孕环时，刘进义说过你这会儿戴上，八路军走了谁给你摘？”在儿子、老婆的质问下，这个反动透顶、妄想变天的地主分子刘进义只好低头认罪。红旗公社后水泉大队地主子弟郭万枝揭发他父亲彭明（戴帽地主分子）仇恨贫下中农的罪恶，郭万枝揭发：“和我说过你心里要长牙呀！”
但是，也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出于他反动的本质，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战海公社和顺大队重点人郭光珍（天主教）交待问题还写着：“不到高山不显平原。天主教是死了下地狱，我是活着下地狱，我的生命幸福都是天主给的”反动词句。红旗公社学堂地大队叛徒、贪污分子李福元3月24日交待了贪污2000元，25日听了大会全部推翻，他说：“反正我够一颗枪子了，该咋办就咋办吧”，企图顽抗到底。物资局被杀子弟彭志忠大会以后唉声叹气，表现不满。东升公社深胡同大队陈廷选儿子陈维刚，把他被杀的父亲拉回去装了棺材埋了，还说：“我父亲没有血债，只有职务罪，如果有血债，杀了也不屈”，替他被杀的父亲喊冤叫屈，反动之极。
会后，不少公社专门召开会议，大借东风，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推向一个新高潮。红星公社在会后，地区宣传队王金恩同志给大队专门开了电话会作了部署；城关公社27日召开大队指导员会议专门研究运动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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