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份反映可以看出，截至1966年5月底，时人普遍没有意识到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将会引起多么大的动荡，还将其按往常的政治运动惯例进行布置。很多人认为“文化革命”只与文学艺术界有关，由宣传部门造造声势，看看文章，团委组织些群众活动就差不多了。至于批判对象，不过是远在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组成的“三家村”黑点，与本单位和本地区基本没什么关系。比如：
在元件五厂，开始中层干部对文化革命普遍不很关心，认识不足。机动科的一个副科长报紙一点也没看，认为文章长，时間少，工作忙，这是文艺界的事情，与我无关。政治处副主任也认为“三家村”黑店 是“小魚翻不起大浪”，没啥了不起；
仪表游絲厂支委会討論时认为这是文化艺术界的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当前生产任务完成不好，质量下降，每天加班，现在正在开展學五好、创五好活动，文化革命插不进。因此，没有专题的研究，只是开了几个座談会。他们还认为文章又长又多又深，看不懂，工人文化低，无法批判。
干部和技术员中存在怕挨整、消极观战、怀疑形势等思想，有的工人则说“社会主义江山应该由中央去保，我们怎么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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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反映（三）
局党委在五月十八日召开了基层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汪敏同志布置了当前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会后，我们了解了上海无线电六厂等十八个单位的贯彻情况。
局党委部署后，大部份单位领导重视，立即行动。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战斗。会后主要的有这样几方面的变化：
（一）干部学习普遍做了安排，—般都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四篇著作及解放军报的二篇社论和有关资料作为干部当前学习的主要内容，党员干部还结合学习党刊。
（二）大部份单位组织了批判战斗小组，并开始了声讨、批判、揭发“三家村”黑店的活动。
（三）群众性宣传活动展开了，运用黑板报、墙报、广播等宣传工具，进行批判声讨活动，有一定的革命声势。
由于各级党组织对文化革命这一伟大运动加强了领导，广大职工群众积极性更高了，对“三家村”黑店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恶毒的攻击，激起了群众无比的气愤，特别是老工人，立场鲜明，斗爭性强，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十二厂工人說：“我们不起来，谁起来？我们不斗争，谁斗争？”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好不关心？”上五六厂工人说：“放开喉头，拿起笔头，握紧鎯头”，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有的工人批驳稿子没有写好，觉也睡不好。上海灯泡厂工人雷永娣，只有高小程度，连续二个晚上，写了二篇稿子。老年女工杜桂珍，文化程度很低，一邊开电梯，一边問别人字怎么写法，写成一篇稿子问了好多人。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激起了职工深厚的阶級感情，在声讨会上，很多工人运用毛泽东思想，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駁斥“三家村”的黑话，用回忆对比，亲身經历，狠狠地驳斥邓拓黑帮的无恥谎言，激动得流下眼泪。工人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駁倒他们。”群众怀着满腔的愤怒，在生产上做出成績。如上海灯泡厂一车间工人徐丽华等二人过去吹发射管一天只好吹二十多只，最近创造了吹四十八只的記录。上无六厂三车间提前完成了五月份计划。邓拓黑帮谩骂毛泽东思想，而群众更加热爱毛主席，热爱毛主席著作。工人说：“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忘本。”金都仪表另件厂职工每天班前会都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
现在看来，局党委部署后，贯彻情况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比较好的，如上无一厂、六厂、八厂、元件五厂、上海灯泡厂、新建电子仪器厂、仪表电讯机械修造厂、金都仪表另件厂等八个厂，约占百分之四十四。
这些厂领导重視，思想较明确，决心较大，行动迅速，抓得较紧，群众发动较广，声势较大。—般都做了五方面的工作：（1）抓了干部學习和思想务虚；（2）在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中进行了思想动员；（3）群众进行了全面的发动；（4）战斗队伍迅速组成，队伍较大，力量较强，开始了批判活动；（5）运用各种形式，充分发挥了宣傳工具的作用，声討“三家村”黑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如上无六厂，局党委部署后，当晚就召开扩大会議傳达，组织干部务虚采取上下結合的方法。—方面组织干部四看（看毛主席著作、看解放军报社论、党刊評論、看各种批判黑线的文章，看反面材料），同时召开骨干座談会，用群众的革命热情来教育干部，党委书记周继度同志带头亮思想，反复解决干部中与我无关的思想。这样干部认识了当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爭，是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大事，认清了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危险、更毒辣，不斗到它们，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干部思想提高了，工作方向明确了，就采取大会报告，全面討論，有准备召开大型座談会，駁斥邓拓的反党言論。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无比愤慨，到处可以听到广播声、批判声，看到拿起笔杆子写文章，连日来收到了一千多篇稿子，声势较大。
又如上海灯泡厂，局党委部署后，当晚即在党委会上作了傳达、讨论和部署，决定由党委统一领导，作为当前中心工作，集中力量抓。通过抓文化革命推动正在开展“三查四节”及學五好、创五好运动。全厂成立了由党政工团領导干部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采取全面发动，重点掌握，点面結合的方法，各车间都由党支书亲自抓，党委在骨干中专门进行了战斗动员，组织了由二百六十四人参加的十三个战斗队。在群众中作了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进行了广泛的动员。最 近群众活动都以文化革命为主要內容。并且加強了宣傳工作的领导，整顿和充实了宣傳队伍，从厂到車间大造声势。在十多天的时间中，收到了一千二百多篇稿子，厂报出了五期，增出了二期墙报。各部门都召开了群众性声討会，厂部举行了三次广播声討会。
再如元件五厂，领导上对文化革命较重视，局党委会議前，就已组织了干部思想务虚，提高干部的认识。会議后，在干部中，又进一步作了动员。开始中层干部对文化革命普遍不很关心，认识不足。机动科的一个副科长报紙一点也没看，认为文章长，时間少，工作忙，这是文艺界的事情，与我无关。政治处副主任也认为“三家村”黑店 是“小魚翻不起大浪”，没啥了不起。经过反复学习后，干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提高，认识到当前文化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关係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因此决定拿出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集中发动群众。党委先在研究所开了—个声討会，向全厂职工广播，接着其他各部门紧紧跟上，普遍开了声討会，有六十多人发言。厂部也组织了二个广播声讨会，收到了群众五百多篇稿子。全厂组织了七个战斗队，政治力量较强，大部份都是党团员、五好工人及单项标兵。
第二种情况是—般性的，如新时代木器厂、中原电器厂、无线电仪器厂、上无二广、九广、十二厂等六个厂，占百分之三十四。
这些厂领导也较重视，组织了干部学习，组成了战斗队伍，也开展了一些声討会，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一定的声势，但群众发动不广，声势不大，战斗队伍也不强。如上无二厂，厂党委在傳达局党委部署后，到二十五日为止，干部学习及群众中读报讲报活动开展了。在二个车间和全体科室干部中作了动员，但是大部分群众沒有很好的发动。全厂共组织了三个战斗小組，共三十个人参加，黑板报只出了二期，只有二十多篇稿子。
第三种情况是比较差的，领导不夠重视，行动较慢，动得不多，这些厂占百分之二十二。如仪表游絲厂支委会討論时认为这是文化艺术界的事情，与我们关系不大。当前生产任务完成不好，质量下降，每天加班，现在正在开展學五好、创五好活动，文化革命插不进。因此，没有专题的研究，只是开了几个座談会。他们还认为文章又长又多又深，看不懂，工人文化低，无法批判。局党委会議后，气象仪器厂、仪表冲压件厂到五月二十二日还没有傳达。中国唱片厂到五月二 十七日只是在群众会上动员一下，战斗队伍也未组织起来。
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勢是很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题：
第一，是对文化革命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不够明确。有的反映群众动员了，队伍组织了，声討会也开过了，再怎么深下去呢？有的认为：现在要抓突出政治大討論，文化革命要告一个段落了。有的厂准备把文化革命交给团委具体去抓。有的厂反映文化革命如何与突出政治大讨论結合起来不明确。
第二，部份干部的一些思想。
1.有怕的思想。如上无二厂有些中层干部討論时不发言，据分析，这些干部都是在五九年反右倾时“刮”了一下的；上无十二厂副厂长王鑑廷說：“我不写（指文章），写了要变成‘四家村’。”
2.有麻痹思想。如上无二厂保卫科负责人王凱镜说：“‘三家村’没有什么了不起，‘秀才’造不起反，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国民党几百万军队也打垮了，这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
3.怀疑当前形势。如上无六厂一个干部說：“国际上有修正主义，印度尼西亚搞反华，国内有人反党，形势究竟好不好？”
第三，技术人员的思想。
1.怕挨整。如仪表游絲厂—个技术员说：“现在批判要注意，不要随便发言。現在是整知識分子的时候，搞得不好与五九年反右倾—样，要戴帽子的。”
2．輕視工农兵参战。如上无六厂一个技术员說：“工人的文章都是回忆对比，理论少。”十二厂陈认认真真“工农兵的文章都是人家分析好后写的。”上海灯泡厂陆志清说：“工农兵文章看不懂，怎么好批判呢？”
3.消极观战。上海灯泡厂徐萱培只钻研英文，大家都在写文章，他就叫别人写，自己签个名。该厂余贤良报纸也不看，說“一看头就痛。”
第四，少数工人对这场斗爭的性质认识不清。上海灯泡厂黄成华在小组里讨论有人提为什么过去不批判时说：“过去需要这种人，现在我们有了高级知识分子。”中原电器厂有些青年工人说：“这部电影（指舞台姐妹）很可惜，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这二句話有毛病。”有些工人随大流：如上无六厂二車间翻砂小組有十八个人，二个人发言有願虑,问别人怎么讲法，三个人不发言，三个人别人怎么說，他们也讲几句。他们說：“社会主义江山应该由中央去保，我们怎么保法？”写文章有些任务观点：如上海灯泡厂王如兰說：“我迟早会交一篇給你的。”上无六厂有些工人为了完成写稿任务，就抄写报紙，結果写錯的也有。
第五，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
1.地、富、反、坏、右的动态。上无六厂有一个右派分子说：“我与邓拓有共同的話言。”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说：“我们反革命是历史上客观存在，邓拓他们这样高的地位反党，比我们大。”另—个反革命分子說：“他们（指邓拓）的反面材料与我们差不多，我不要看。”
2.资本家小心多，发言少，照着稿子念。有的钻空子，暗中放毒。如上无六厂—个资本家在小组会上跟着回忆对比，说：“現在世界上三分之二人民没有办法解放。”上海灯泡厂小业主吴根根在小组会上说：“我们跟地（指邓拓）到底是什么矛盾？过去怎么叫吴晗是同志。”
3.“三家村”黑店伙计徐以礼的情况。徐以礼是前上海唱片厂中国唱片社编辑部主任（现是编辑部編輯），父亲是大资本家。他反对现代剧，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他认为文艺标准政治和技术没有第一第二之分，只有先后之分，积极为《海瑞上疏》吹捧。当报上揭露批判《海瑞上疏》的反动本质后，第二天就积极写稿子声讨邵拓（支部没有刊登），第三天又拿一篇反动文章“老地保”。文汇报编辑部找他談話时，他說：“我是好心，没有坏意，动机是好的，我称赞的是周信芳的表演，不知道戏有问题。周信芳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有不相信，你们报纸自己也写过错误文章。”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又说：“你们不要去找黑线，我就是黑线，你们向我开火好了。不要以为我年纪大了（今年五十九岁），你们批判好了。”
4.少数思想品质不好的人，趁机放毒。如上无二厂岑雨亭（小业主家庭出身，平对思想很落后）说：“报纸有啥看头，都是坏东西，連雷锋也有问题。雷锋对敌人残酷无情，一点儿也不讲人道。”上海灯泡厂李兴法（作风不正派，同资本家老婆关係不正常）在小组会上說：“《燕山夜話》为啥过去不批判，現在才批判。”他又说：“《燕者北京，就是北京人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夜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
（印）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政治部宣传教育处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103-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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