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份材料摘自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盛志明1964年2月4日向学校和部分医院、工厂团干部作的宗教政策报告。盛志明在报告中讲了四个问题：一、近二年来宗教方面阶级斗争的形势；二、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态度；三、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四、对开展青、少年教徒工作的意见。第二、三部分有些狡辩，对揭穿中共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很有帮助。但因报告全文太长，这里只摘选第一部分。其中最有趣的事例大概与这位想吃鸡蛋的姊妹有关：
南市区董家渡有个方吳氏说“耶稣对我說满一百天，吃满一百只鸡蛋，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廿分接我上天，去与耶稣结婚。在天堂上已准备好凤冠霞帔。”不少教徒群众听到傳說后都去她家送东西，将近那天时群众都哄去看她怎样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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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团统字27号
绝密 妥为保存 定期收回
宗教政策报告
——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局长盛志明在一九六四年
二月四日向学校和部分医院、工厂团干部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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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年，上海宗教方面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部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配合帝国主义加紧利用宗教，向我进攻。
这几年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搞“反华大合唱”，趁我国经济上由于严重的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时困难，加紧利用宗教，向我进攻，它们在我国周围，运用电台，报刊大肆造謠誣蔑，提出对大陆进行“物质支援”与“灵性支援”。在香港設立“难民服务”处，采取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搞策反，搜集情报，组织地下傳教活动，企图配合美蔣复辟，国内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进行破坏活动，主要表现在:
（一）造谣污蔑，攻击我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近几年，帝国主义乘我国遭遇三年严重自然災害造成的暫时困难，运用宗教报刊及电台等，大肆造谣诬蔑，国內帝国主义代理人大量傳播这些謠言和反动言论。
（二）搜集情报。如原基督教牧师、反革命分子尤树勳，一九五八年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不悔改，反而勾結帝国主义暗送情报。前年七月蔣匪帮妄图窜犯期間，尤树勳搜集了我浙江沿海战备情况向帝国主义作詳细报告。又如反革命子陆充英（天主教修女），里通外国，搜集我国的經济情况、市場供应、人民生活、教会情况等情报送给帝国主义。她还通过“避静”等秘密活动，煽动教徒对抗政府，祈祷蒋介石快来。与陆充英勾结的另一个反革命分子蔣巧娥，—贯搜集情报，一九五三年就搜集土地改革、五反运动的情报，以后一直不断地向国外送情报，前年，还与陆充英等定期秘密集会，散布反革命谣言，她造谣说：“蒋介石用飞机在解放军驻地投下毒粉，使解放军的眼睛都瞎了，不能战斗，国民党軍队很方便地冲了进来，現在沿海都是国民党的軍队，没有—个解放軍。”又說，“国民党飞机在七宝投下一只大面包，里面有—张纸，上面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老百姓为蔣介石祝寿。”又如反革命分子姚悅生、姚民生，两人都是天主教徒，社会青年。两犯接受帝国主义分子指使，搜集天主教内一些正在服刑劳改的反革命分子的情报向国外报告，如某某反革命分子“意坚志純”等。此外，他还搜集我工厂精簡职工和计划供应等情报向国外报告，帝国主义得到这些情报后，表示“非常快慰”，先后寄来港币、食物包裹等。
（三）千方百計地企图蒙混或偷渡出境，投靠帝国主义。如上述的反革命分子姚悦生，支持并协助两个反革命分子偷渡出境投敌，为他们接上香港、沃門的关系，继续为帝国主义效劳。反革命分子蒋巧娥从香港搞到一张假証明，企图申請去港投敌。她还在秘密聚会中，策划其他反动分子投敌，企图拉拢她们同去广州窺测偷渡路线和偷渡办法。帝国主义策动青年出境的情况是严重的，香港有个北角基督教堂，据說，那边有不少青年是上海去的。
（四）以组织地下教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七年，罗馬教廷针对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节节胜利，散布了反动的“和平通功”的命令（意即神权可不通过主教，直接与罗馬联系），唆使反动分子进行地下传教活动，对抗反帝爱国运动。近几年，这种地下活动颇为猖狂。如反革命分子张柏林，肃反时被捕，释放后，一九六一年又参加反革命集团活动，这个集团破案后，张仍不思悔改，联络反动落后教徒，为首組織了“梵蒂岡天主教上海总分会”，进行反革命破坏，並企图与海外联系，争取帝国主义支持。去年战备期間，他认为复辟时机已到，妄想寻找机关内部工作的教徒，通过他們了解龚品梅及其他反革命神甫的关押地址，以便在蒋匪反攻时进行劫狱，还妄图在复辟后，殘害爱国教徒，进行反革命报复。去年破获的这类反革命案件还有好几起。
（五）帝国主义以物质引诱国内宗教界人士和教徒，收买人心。近两年，上海各个宗教，包括佛、道教在内，經常收到—些来历不明的食物包裹和汇款，其中还夹有反动传单。基督教有个反动教徒，几个月之内，收到超过—千公斤的食物邮包，他把这些邮包在部分教徒中散发，进行拉拢，趁机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帝国主义还利用各方面关系寄反动宗教书刊，最近基督教会收到一封来信說：“英国教徒准备向你們捐献五万册圣经，每本—公斤”。帝国主义还千方百計地企图建立和恢复关係，特別是梵蒂岡，过去它对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采取硬压的办法，前任教皇郎卡利上台，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战略”，改变策略，千方百計进行拉攏，企图恢复公开的联系。
二、地富反坏分子利用宗教进行复辟活动。
（一）造謠誣蔑妄想变天，前年蒋匪妄图窜犯时，这方面情况十分突出。最近我們举办的—次宗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有七十七人（占学员的四分之一）揭发这方面的材料一百四十二条，涉及一百三十四人。当时这些反动分子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他們叫嚣“出头的日子到了”“就要改朝换代，共产党快垮台了”，“教会要大复兴了。”有人做馒头大吃一頓，以示祝贺，有个和尚（管制分子）连走起路来也唱歌，吃起飯来也用筷子敲碗。这些反动分子公开叫嚣报复倒算，咬牙切齿地喊：“要杀共产党员、杀干部，杀人民警察，杀里弄小组长，杀宗教界积极分子”。有的公然威胁积极分子说：“现在我們是反革命，将来你們是反革命”，“将来要有仇报仇”。有的甚至准备接管前教会学校的財产，索还教会用具。
（二）利用宗教迷信活动进行破坏。前年，郊区群众性的迷信活动很盛行，如“抬老爷”、“待老爷”打醮等，群众性广泛，严重妨碍生产，浪费钱財，毒害群众思想。—部分地、富分子，巫婆，大肆造謠破坏，煽动群众鬧单干。以后经过各方面的工作，大规模的群众迷信活动有所收敛。但是据了解，去年某些地方又有发現。值得注意的是分散的迷信活动，如求仙丹、仙水、赶鬼医病等仍很普遍。上海县有个地主、做道士、兼看风水、算命，又是—貫道的点传师，前年先后为三百三十六个貧农算命，威胁他們不要听共产党的話。南汇县有个地主的老婆死了，請了八个道士做了一天—夜的道場，摆酒席三十多桌。酒席摆在一所小學里，这小学的房子原是这个地主的，小學因此停课一天。
（三）组织反动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反革命分子、基督教徒蒋志国，以传教为名，向青年灌输反动思想，拉拢对党严重不满的人，先入教，后加入他的“人民党”，在这个反革命组织中，蒋自当“总統”制定“党旗”、“党纲”，还要组织什么“生命团”、“爱国軍”，要以福建为根据地，进行武装复辟。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控制的基督教“小群”派，經过肃反，受到沉重打击。但近两年来，反动势力又有所恢复，教徒又有所增加，搞秘密分散的交通聚会。—些骨干分子又形成了新的反动核心，他们以“驯服如鸽，灵活如蛇”的策略与我作斗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们不少骨干在单位里表面上工作很积极，不暴露思想，技术、业务很好，但思想却很反动。有的背后搞反动活动。
（四）刑满释放分子，保外就医和解除劳动教养的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对抗，一九五五年的肃反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天主教中先后有一批反革命分子被逮捕法办或劳动教养。近几年来陆续释放、保外就医或解除劳动教养的很多，他们中的多数人反动政治思想未动，表现很反动，以我们对一百三十名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分子的调查材料看，继续里通外国，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顽固对抗，表现恶劣的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五）宗教界人士中少数反动分子利用政治学习，“讲道”等埸合，公开散布反动言论，有的右派分子叫嚣翻案，对现代修正主义疯狂反华幸灾乐祸，散布謠言，制造紧张空气。在最近我们举办的宗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也有少数反动分子乘机进攻。有个基督教上层教徒說：“共产党来了，吃都吃不饱，国民党时那有这样?”她公开为修正主义辯护說：“我们困难时期，是有人家一条裤子几个人穿，母亲穿了，女儿就没有穿”。又为反革命分子辦护说：“做反革命是因为经济困难，要复辟也是为了升官发财，归根到底—个人总是为名为利。”佛教有个居士污蔑社会主义改造和旧中国四大家族一样，是“大魚吃小魚，和老百姓抢生意，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天主教有个反动神甫污蔑总路线“是凭空出来的，共产党搞运动是为了维护政权。”
三、各宗教内違法活动很猖狂。
基督教的“自由传道”“家庭聚会”活动很突出，据去年初步了解，市区就有一百多处“家庭聚会”。各宗教内的反动違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有：造謠污蔑，进行反革命宣傳，破坏国家政策法令，赶鬼医病；奸污妇女；骗钱财；投机倒把，高利盤剥；妖言惑众，扰乱社会治安，散布极端消极厌世情绪等。如南市区董家渡有个方吳氏造谣说“耶稣对我說满一百天，吃满一百只鸡蛋，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廿分接我上天，去与耶稣结婚。在天堂上已准备好凤冠霞帔。”不少教徒群众听到傳說后都去她家送东西。将近那天时群众都哄去看她怎样上天，影响极环。又有一个王老太专門赶鬼医病，教徒沈九妹患胃下垂，神经衰弱症，請她看病，王老太說：“你身上有狐仙，耶稣要給你换心换肺，她拿馬捅水給她吃，叫沈九妹头顶圣经，用馬桶刷子刷她的嘴，用狗粪煮汤。結果病越来越重送进了精神病院，而王老太在她家白吃白住了一年半。上海县有个尼姑，用锈針刺病人耳杂，叫病人吃馬桶沙，吃蜡烛煎蛋。用粪水擦眼睛等，詐骗錢財达一千七百元。
四、宗教界人士政治思想上大反复，千方百計扩大宗教势力和影响。
（一）在政治思想方面，仅从最近的宗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上他們自我檢查情况看，主要是：怀疑东风压倒西风，怕战争，怕帝国主义，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力量。认为现代修正主义的“和平、人道、福利主义”符合宗教道理。怀疑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导。不甘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响往资本主义。在經济困难时期，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人心惶惶”，“不知困难何时了”，千方百計搞穿吃用，“一切为了保护一只肝”。在蔣匪妄图窜犯期間，有些人十分恐慌，严重动摇。有些人准备好鈔票、粮票、炒米，打算逃难， 有些人储藏了米、煤、火油等，准备应变，有人甚至准备“低头认罪”投降。
（二）在反帝爱国守法方面，他们对反帝爱国和教制改革的成果有不同程度的怀疑、抵触和不满。不少人力图恢复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教会局面，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天主教多数神职人員对梵蒂冈抱有幻想，他们强调在宗教上要承认罗馬教廷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教内不少人幻想恢复同帝国主义教会的联系。特别是看到现代修正主义同罗馬教廷和帝国主义控制的国际基督教组织勾勾搭搭之后，更增加了有些人的幻想。此外，各宗教要求或已经自发恢复宗教场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
（三）大搞宗教活动。他们搞宗教活动总是规模越大越好，人数越多越好，想尽方法扩大宗教影响，近二年，各宗教新入教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显著增长。例如六二年圣诞节，全市天主教徒进堂的为二万一千三百人次，比六—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九，比六〇年增加百分之九十。基督教市区进堂人数为二万五千五百五十人次，比六一年增加百分之廿一，比六〇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一；去年春节期间，道教城隍庙烧香拜佛的有四万七千九百七十五人次，虹庙烧香的有三万八千六百四十一人次。佛教龙华寺去年三月三的庙会烧香有九千九百四十一人次，初二晚上坐夜的有二千人。
（四）由于教会的吸引和宗教职业者及家长的影响，反映了宗教方面与我们争夺下—下的斗争也很尖銳。青、少年参加宗教活动和要求出家、入教的显著增加。川沙县道教去年新收十二岁至十八岁的小道士约六十名，大都是初、高小毕业生。去年春节，青少年进虹庙烧香的五千五百人次，龙华寺三月三庙会的香客中，青少年有—千六百四十九人，比六二年增加二倍。徐家汇天主堂，由教徒儿童组成的輔弥撒班，五八年已垮掉，近二年又恢复了，据去年了解有儿童二十三人，其中十九人是少先队员，二十三人中有一半认为“应该先爱天主，后爱毛主席”，有十九人不知道“五爱”的内谷，但能把輔弥散的拉丁经文背得滚瓜烂熟（輔弥散活动现已停止）。去年复活节，徐家汇天主堂青少年儿童进堂的有一千人次。教堂附近的漕北小学二百五十二个教徒儿童中，有九十七人经常进堂。基督教中不少人考不上学校，不服从分配和从外地回来的社会青年，经常到各个教堂做礼拜。又如南市区董二、董四两个小学八十八个教徒儿童中，进堂“望弥撒”、“办神功”的有四十二人，其中少先队员二十一人。教徒教师的队伍也很复杂，南市区共有教徒教师七十九人，其中担任班主任的三十六人，担任少先队教导员十九人，他们给儿童施加宗教影响。如薛家浜小学一中队辅导员在家却不准子女 带红领巾，做功课前要小孩先念经。也有的教师自己怕鬼，弄得全校紧张，有的小孩—进教堂門口就摘下红领巾，这还是龚品梅反革命分子的规定。
大学里的教徒，除部分公开进堂外，也有些人表面隐瞒教徒身份，实际上偷偷地到教堂或在家中过宗教生活，还有些人虽不进堂，但仍保持着宗教信仰和一整套宗教的人生观。
出处：上海 C2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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