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66年1月28日合肥公共汽车公司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酿成一尸两命的惨剧，另有两人重伤、一人轻伤。时隔5天，合肥市检查组就交出调查报告，其中还蛮有内容，这么神速的调查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据报告所说，该事故“影响极坏”“群众议论纷纷”；2.事发安徽省城核心路段，中共安徽省委立刻就此恶性事故做出反应；3.两周前合肥市刚刚召开高级别的“关于整頓城市交通秩序”的会议，这一事故狠狠地让当局丢了面子。
根据报告，发生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合肥公共汽车公司在面对客运压力大、車辆少、駕駛員数量不足的限制时，单純强調完成任务，忽略安全。比如该公司在内部評比中，不把安全好作为标准，相反在評比的材料中几乎每一份都把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开車等列入“先进”事迹，这是違反安全行車的。
～～～～～～～～～～～～～～～～～～～～～～～～～～～～～～～～
对公共汽車发生重大恶性交通事故情况的調查报告
根据市委指示，我們檢查組对一月二十八日公共汽車发生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情况和原因进行了調查研究，現报告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合肥市公共汽車公司二路队司机王昌炎駕駛301号公共汽車由西向东开行，經长江路时，使用五擋排高速行駛（据計算时速达四十公里），临站的时速仍为三十五公里，因車速过快，思想不集中，在临近站时，急向右架方向盘，高速冲向人行道，压断站台栏杆，撞倒站牌鋼管立柱和行道树一棵，撞死候車乘客一人，重伤两人，輕伤一人。死者孕妇徐时萍系公安大队战士黄信元同志的家属，腹内胎儿有七、八个月被挤出当場死亡，娘家住肥东卅里鋪，重伤刘子登系合肥开关厂工人，郑雯文系市五金厂工人黄永德的家属，輕伤陶生翠系客車修配厂保育員。事故发生后，汽車公司即对受伤人員送院医疗，对死者进行了安葬，并对伤員和死者亲属进行了慰問。
这次发生的肇事事件是很突然的，当时車站附近无障碍物；車輛机件全部完好，并无失灵現象。完全是駕駛員主观方面所造成的过失。駕駛員王昌炎，男，二十四岁，家庭出身下中农，学生成份，于一九六一年正式开車。据公司二路队指导員、队长等同志反映王一向工作表现“积极”，不久前有入党要求，最近又被評为先进生产者，他駕駛的301号車还評为五好单車。但經我們深入羣众进行調查了解，发現这个人的思想問题很多，最主要的是：驕傲自滿，狂妄自大，平时好出风头，好开“英雄”車，別人提意見他不听。如去年十二月下旬因开快車，为避让行人横穿馬路而紧急刹車，使車內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队指出这次事故虽然是非責任事故，但王开快車有責任，因此，两次通知他到队談話，他未加理睬。最近評比时別人提出批評，他还为自己辩护，路队干部也为他庇护，这就更助长了他的驕傲自满情緒。出事故的当天他也是开快車，公司規定七十至七十二分針来回，他用六十四分钟跑完。加上最近恋爱談得火热，春节期間与女方来往密切，在事故前一天晚上还与同宿舍的駕駛員芦业务、田逢春等在一起吃酒談論此事，芦还向王介紹恋爱經驗，更促使他脑子发热。他是上第二天早晨四点钟的班，而他却搞到九点多钟才入睡，并在深夜两点半钟醒过一次，因时間过早又睡了一会。由于兴奋过度影响睡眠，也是造成他第二天开車精神不振，思想不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月二十八日的事故，从直接原因看，虽然是一个司机駕車思想麻痹，玩忽职責所造成，但造成这一流血事故，并不是偶然的，根子是該公司領导思想上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問题，主要表現在四个方面：
一、企业管理方向不明确，指导思想有錯誤，不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一，而是业务第一、任务第一。在公司的各項工作中，特別是行車工作，涩有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領先。在交通运輸部門，保証交通絕对安全是突出政治，坚持毛澤东思想挂帅的重要标志。突出政治就必須突出安全质量第一，做不到这一点就談不上突出政治。这是客运部門生产管理的方向問题。公司領导上虽然也經常讲安全，但只是讲在咀上，写在紙上，思想上并未真正重視。如元月十五日市里召开省市各单位負責同志会議，由楊效椿同志作了“关于整頓城市交通秩序”的报告，軍区張震东副司令員到会作了重要指示。公司对会議精神没有及时向职工羣众傳达貫彻，直到十九号下午才召开职工大会傳达，但到会人数仅七、八十人（公司职工总数六百七十余人），而駕駛員到的很少，讲的內容杂，没有突出交通安全，也没有傳达張震东同志的指示。会后，又没有及时組織补課，因而多数駕駛人員对負責同志的指示精神不了解。两年多来，虽然每星期四都执行安全活动日，但实际上是流于形式，許多駕駛員不是自觉地去学习，而是为了安全卡上盖章才去的。在进行教育时，讲技术业务的多，没有引导大家提高到为誰开車，对誰負責的政治意义上来认识，同时也没有认真結合本单位发生的事故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所以大部分駕駛員在思想上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盘。因而政治空气稀薄，紀律松弛，大小事故屡次发生。公司在解决客运压力大、車辆少、駕駛員数量不足的矛盾上，不是通过突出政治，确保安全，来解决运輸上的矛盾，而是单純强調完成任务，忽略安全。如在最近評比五好駕駛員和五好单車时，没有把安全好作为一条，在評比的材料中几乎每一份都把加班加点、带病坚持开車等列入“先进”事迹，这是違反安全行車的。
二、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没有做好人的工作。公司核心領导不健全，公司本身没有人做政治工作，生产第一线車队領导弱，四个路队的党員也很少，没有支委会、指导員，队长能力又很弱，不少干部在教育管理上縮手縮脚，不敢大胆領导，对某些歪风邪气斗爭不力。近几个月来，虽然也抓了主席著作的学习和学习王杰的活动，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但并没有真正抓住每个人的活思想，如王昌炎有許多思想問题，該队指导員、队长还不知道。业余时間无人过問，特別是集体宿舍秩序很混乱，在走廊内喧鬧、踢球的都有，使駕駛員不能很好休息；家属工作也没有人抓，有些家属經常以家务吵鬧拖职工的腿。
三、从規章制度来看，有的規章制度由于規定不合理，不利于安全。如准点制度，虽对保持行車間隔均匀控制車速起了一定作用，但据路队职工反映，时間定得过紧、車次过密，回起点站休息时間过短，駕駛員往往为了怕脱班而加快速度，尤其在客流高峯时，更是如此。同时安全监督机构不健全，干部不强，安全、技术合設一科，名义上有五个人，实际上分管安全的只有一个半人，其中一人还經常生病。
四、以往对事故处理不严肃，沒有认真总結，吸取教訓。在近几年来，每年差不多都有大小事故发生，去年一年就发生伤亡事故十余起（死亡一人），其中以赵广才雾天撞車，冲上人行道的严重事故最为典型，但是他們只是就事論事的进行处理，在羣众中一般的进行教育，而没有治本。也就是没有抓住人的因素第一抓住活思想，没有从企业管理指导思想上去挖根源，发动羣众，总結經驗教割，反复教育，提高认识，落实行动，把駕駛員安全开車建立在高度政治自觉的基础上。因而发生了問题，紧張一段，日子一久，就云消雾散。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車管干部对駕駛員違章事故苗头不但不能严肃批評教育处理，反而姑息迁就，如王昌炎在去年年末紧急刹車擦伤乘客，安全科曾向二路队提出是事故，不能評发奖金，而路队竟将王評为先进生产者，还是五好单車的成員之一，这不仅滋长王的驕傲情緒，而且也助长某些駕駛人員滿不在乎的坏作风。
这一事故是严重的，教訓是沉痛的，羣众議論紛紛，影响极坏。公共汽車公司的司机、职工心情也都很沉重，有的害怕再出事故，精神过分紧張，甚至有的司机吓的不敢开車，要求調做别的工作。針对这一情况，我們在发动全公司司机、职工找事故教训的同时，协同公司和路队領导，加强对司机的教育，稳定情緒，端正态度，突出政治，突出安全，号召大家开好革命車，以积极态度对待这一事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把这一坏事变成好事，防止再出問题，我們根据省委和市委指示，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是：
一、彻底解决公共汽車公司当前所存在的問题。市委已經派出力量到公司蹲点，加强公司政治工作，发动羣众，檢查总結事故的教訓，切实做到突出政治，确保安全，服务周到，实現企业管理革命化。
二、这一事故的教訓，带有普遍的教育意义，除通报教育外，还应分批召开全市司机和安全人員会議，并将这一事故和有关交通事故图片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展覽，使每个駕駛人員都能受到深刻教育。
三、建議市交通安全委員会抓好对春节前市委、市人委召开两次交通安全会議的精神，贯彻落实，一定要按会議要求，做到家喻戶曉，老幼皆知，深入人心。特別是交通运輸部門，要把突出政治落实到安全行車上，彻底反掉只抓生产、忽視安全的資本主义經营作风，以安全第一为前提，修訂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真正象解放軍那样，坚持四个第一，管理教育好汽車司机。
四、为了消除羣众一些誤解，已根据市委指示，于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了省市各单位保卫干部、办公室主任、安全干部、街道基层干部会議，讲明事故情况和应記取的教訓，要求他們分头在羣众中做好解釋工作，进一步发动羣众，依靠羣众，搞好交通安全。
五、肇事司机已經拘捕，建議司法部門依法从严处理。对公司和二路队的领导干部，应深刻檢討，真正吸取教訓，并視檢查情况再給予必要的处理。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請批示。
市委檢查组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
出处：合肥001-01-0297-041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