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史料

2020年8月23日星期日

1953-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招揽留学生回国的三份文件

原出处：中共中央档案馆

转自： 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

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

1953.9.9中共中央批转关于从国外招聘中国籍技术人员的指示

1953.8.5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从国外招聘中国籍技术人员的规定，称招聘在国外确有技术的中国籍人才是有必要的，但要经过政治和技术审查，既防范政治有嫌疑或敌人派遣的特务混进来，也避免滥竽充数不懂技术者。不过中南局也承认为争取更多技术人才回国，也有必要对某些先回来的技术低劣者给予适当安置，以吸引真有本事者回来。所以，中南局要求利用可靠关系进行秘密招聘，严禁公开登报，招聘计划要先经省委批准再到公安厅办理出境招聘手续。

中共中央档案，转自《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

1982.8.13北京市经济委员会关于北京矿务局解决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报告

北京市经济委员会自1981年下半年起对北京市矿务局的局、矿（处）两级领导干部中的“三种人”问题进行处理。据这份1982年8月的报告，12名局级领导班子中查出3人，288名矿（处）级干部中审查26人并处理其中16人。

报告说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同时调整北京市矿务局一、二把手时就要求新上任者清查四人帮余党问题，但清查无力，迟迟没有打开局面。重要原因是原一把手只是被调离换个新单位当官而未被处理，于是北京市经委将调走的原一把手邹世桂（前北京市矿务局党委书记、现任煤炭总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停职检查，并宣布两名矿级停职检查，由此开启新局面。在清查中对所有局、处级干部摸底排队调查，但不搞群众运动，不普遍发动群众揭发检举。

从报告看，被定为“三种人”者在文革中的最主要罪状是他们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表现，普遍是在这场运动里出于自保或求功而积极表现，甚至有人还打死人。如原一把手邹世桂在文革前就是北京矿务局局长（二把手），1968年2月被结合进新成立的局革委会任副主任，他在清队时不顾事实把原党委书记王秋芳定为走资派，自任“对敌专政”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审批专案，此间北京矿务局有26人被迫害致死。

原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236期：《1982.9.15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情况报告》

转自中共合肥市委组织部《组织工作》第13期，1982年11月1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2-07-0055-05

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

1968.7.28上海《工总司简报》总第111期

这期简报介绍上海量具刃具厂一车间如何“揪出”一个老工人、生产模范俞某某其实是“日本治安保卫队第八号情报员”，并声称俞某某还交代出十几个同伙，由此深挖出涉及13个单位的日本特务集团。俞某是在他儿子威胁与他一刀两段后才“承认”日本特务身份的，从文中介绍看，这十有八九又是个假案。

出处：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

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

1971.2.8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这份文件是中共关于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说要执行毛泽东1943年所提“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但是该方针对“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并不适用。

为此本文件特意附上1943年8月15日中共在整风运动中刹车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不得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审查特务嫌疑分子。当时中共说审查干部的任务既要查清特务嫌疑是否成立，更要转化争取人心，于是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宁可放跑特务也比杀掉好，因为这样有利于转化，尤其是文件承认日本人、国民党对于抓到的共产党人就采取软化、转化的办法，说“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被捕或主动脱离中共的不少人被国民党收纳用作对付共产党，顾顺章、王石坚都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到底有多坚定的反共则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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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敝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组织部卷宗)002-08-0001-015

2020年6月20日星期六

1988.06.20合肥市核查“三种人”工作总结报告

薄一波这种共产党老贼真是操蛋，文革中多少人响应毛贼的号召起来造老干部的反，之后多少年就一直被重新上台的老干部清算。从1982年中共发出中发55号文开始清理三种人，到1988年仍然没有结束清理，按薄的话说“清查不能和整党同步结束。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认真查处，不可留下隐患”，这隐患二字确实体现中共一贯的强烈危机意识，生怕被人刨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