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史料

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

1968.12.2合肥市当局向安徽省当局申请批准核销原市信托公司银行贷款

合肥市这个信托公司（1962年撤销）不知是何年成立的，据报告说因“不从生产需要出发，盲目采购，加之管理不善”，竟然能导致巨额亏损超过370万元。文革前安徽省当局已给以近330万补贴，还剩41万多未拨补，加上该公司还保存的约33万元残次商品，总占款还有74万多，其中来自银行贷款的近67万。

新成立的合肥市革委会向安徽省革委会申请免除这近67万银行贷款，把剩下33万元商品全部无偿移交旧货寄售部门代销，卖多少是多少统统上交财政。

2018年11月26日星期一

”间谍“案资料汇集

黑龙江间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逃台之前特务机关在黑龙江地区布置了一批潜伏特务，经过镇反、肃反和经常性侦查调查，潜伏的特务基本上被挖出来。台湾又从港澳地区或通过其它国家向大陆派遣一批特务，他们搜集国内政治、经济、民情情报。
1946年9月25日，破获军统局东北站齐齐哈尔组于大光案。1947年5月，破获军统“哈一组”赵君强案以及“东北青年社”李丹秋、赵克雅案，“策反委员会哈尔滨特别小组”任庆余案，“国防部策反委员会策反小组”刘重光、卫方林案，“东北特技组齐齐哈尔组”赵传宏案，“军统北满站哈二组“、“哈三组”，国防部二厅长春站派特务组建的 “二五一组”、“二五七组”、“国防部绥靖二大队哈尔滨组”、“保密局北满站佳木斯组”、 “齐齐哈尔组”、“东北驿站分局哈尔滨分站”、“国防部二厅谍报队”等等案件。据统计， 1946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全市共破获特务组织23个、11个系统，捕获特务分子480名，缴获电台18部，手枪24支及大批特务罪证，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向哈派遣特务活动以毁灭性地打击。长春解放后，从捕捉的特务头子口供和缴获的敌伪档案证实，派来哈市的特务，除个别潜逃外，绝大部分被破获捕处。
　　　　1946年，嫩江省公安处破获国民党特务曲汉臣等行刺于毅夫主席案，经调查搞清了全部案情，镇压了曲汉臣、袁大成、张风等罪犯。破获了东北行营蒋日合流准备暴动案，查出国民党特务敖文奎、日特稻川等6名罪犯。同年8、9月间，侦破军统局“北满站齐齐哈尔组”特务案，逮捕组长孔繁御，缴获电台1部。还查破党专系统的“党复兴会”、“东北妇运促进会”、 “效命祖国同志会”、“血汗泪工作班”、“东北行营保警政训室”等国民党的反动组织和特务组织。据统计，1946年4月至1949年，共侦破特务组织案11件，逮捕特务分子近百人。
　　　　1946年，合江省各级公安机关主要是搜捕公开活动的党务、特务分子。经过1年的斗争，捕获国民党书记长、委员、科长级以上的骨干分子16名，三青团骨干3名，“铁血青年团”骨干分子28名，国特分子52名。经内线侦查，成功地侦破了党务系统的“赤血同盟”60多人的反动组织，逮捕骨干分子20多人。1947年，主要是贯彻“长期内线侦查”的方针，纠正露头就捉的偏向，集中力量审讯犯人，清理人犯。1948年，对敌特斗争深入一步，据不完全统计， 1年间即破获军统北满站“佳木斯小组”、“长春三青团敌后工作小组”、“沈阳党政纵队第四纵队”、“富锦铁血青年团”等案件，逮捕特务分子12名。
　　　　1947年，黑龙江省破获一些特务案件，拔掉一些敌特据点与建立的电台。全年打掉敌特电台据点2处，缴获电台4部(破的1部)，破获敌人破坏班2个，联络据点1处，逮捕了军统“长白通讯社”特务分子姜作舟、李耀石。查破逮捕“新中国建设协会”赵鸿图，国防部工作员王子玉，国民党省府办事处情报员、特别工作员李柏林，军统保密局北安组张浩生，松北联中前进指挥所、谍报队等特务分子及其他特务分子共326名。还破获一批国民党和三青团部组织及4个外围组织、1个铁路党部。逮捕县党部书记长2名、党团分子914名。针对国民党实行 “内奸政策”，加强内部除奸工作，清除内奸分子38名。混入部门，上自省级下至区县、军队、公安、财贸、团体、铁路等机关部门。混入职务，高者有县政府科长，县大队参谋，车站党支部书记等。1948年，破获了8起特务案件，逮捕军统特务、党务特务案犯9名。1949年 4月以后，集中进行反动党团特登记和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斗争，加之黑、嫩两省合并，对敌特侦查破案工作有所松弛。
　　　　松江省从1947年3月开始到同年9月，仅用半年多时间就破获21起比较重要的案件，其中有呼兰县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十三支队第二工作队”；巴彦县“谍报组”冯子君案；五常县的“暗杀队”、“青年救国自卫队”、“国民党情报据点”、“中华学生同心友联盟”；双城县的“铁血行动队”、“国民党情报据点”；方正县的“国民党别动队”等。缴获了一批委任状、袖标、密写药水、情报、小册子、章程、电话机、油印机、关防、武器等。1947 年全省破获敌特案件384起(包括建军、反动会道门案)，捕获国民党特务184名(核心126名、外围分子58名)，其中有军统特务组长1名、情报负责人1名、便衣队长1名、高级工作员5名，哈尔滨特别市地下党部专员2名、监委5名、军统谍报队长1名、情报股长1名、国民党特务暗杀组负责人1名、国民党特务青年爱国团队长1名、国民党特务“同心友联”外围组织中特派专员3名、委员长1名、国民党特务十三支队别动队长2名、军统特派员1名、军事联络员1名。 1948年，破获军统哈尔滨特技组组长徐秸平，佳木斯特技小组组长张大域，牡丹江特技组王德胜，绥靖第二大队张济周等案件。1949年，破获特务组织“大韩民主党”等案。
　　　　牡丹江省解放战争初期，匪患严重，斗争的锋芒是肃清建军土匪。1946年6月27日，省保安处(后为公安处)召开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对敌情作了分析，部署锄奸保卫工作任务，明确提出：“国民党加紧对解放区的秘密进攻，利用其所谓地下军和派遣人员(训练过的青年土匪、特工等)到解放区来，采取一切穷凶极恶的毒辣办法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我们应以极大的力量破坏与肃清解放区内部的国民党特务。”从而把同间谍特务分子的斗争摆入重要日程。从1947 年至1948年6月期间，查破了国民党特务陶志信火烧绥芬河仓库案，国民党特务申德荣案，搜获给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前进指挥所的情报。破获林志学(国民党员)、刘显达案，查出美式电台1部。还侦破了日籍国民党特务“

口工作班”、“小林据点”等特务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松江、黑龙江两省公安机关，在隐蔽战线上同间谍特务，展开了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
　　　　50年代初，在松、黑两省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基本上处于长期潜伏，等待时机的状态，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系统，经过恢复整顿之后，采取在流亡香港与黑龙江地区有亲属关系的人员中进行发展、派遣特务活动。
　　　　1950年，松、黑两省公安机关根据第一次全国侦查工作会议精神，贯彻执行会议确定的 “长期打算、内线侦查”的侦查工作方针，在锄奸保卫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侦查工作，捕获一批国民党散乱特务分子。松江省公安机关，1949年至1950年，共捕获特务分子173名，其中有一些是国民党骨干特务分子。捕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滨江组长张禹，国民党巴彦县党部书记杨光，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特务李德安，参与杀害李兆麟将军的国民党保密局滨江组行动特务刘明晨、孙海镜、阎力维、高世允等。黑龙江省捕获了杀害省政府代理秘书长马识途的国民党中统潜伏特务张达，军统特务组长信义等凶犯。侦破了活动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的国民党中统长春区第四分区的12名潜伏特务案件，拔掉了设在王爷庙和雅鲁的特务据点。侦破了“国民党中统局兴安分局齐齐哈尔交通站”案，捕获了王明忠、王礼、张国杰、李海滨、齐来义等11名特务分子。
　　　　1951年4月，松、黑两省掀起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在镇反运动中，各级公安机关始终把同间谍特务的斗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 1951年4月至1953年末，松、黑两省共捕获国民党特务和日伪特务869名，其中，松江省259名，黑龙江省213名，哈尔滨市397名。黑龙江省公安厅于1953年11月破获“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案，逮捕潜伏特务张昆、董益武、李春元、佟恩焕等11人，据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统计：在镇反运动中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9起。齐齐哈尔市公安机关在镇反运动中侦破国民党特务案件3起。
　　　　1955年黑龙江省开展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省公安机关在清理内部反革命同时，大力开展侦查工作，1955年即查获潜伏特务分子6名。50年代中期，国民党驻日本特务机构与日本特务机关，采取在回国探亲的日侨妇女中，发展特务分子进行派遣活动。1955年至1958年，黑龙江省公安机关全面贯彻“全国政保专业会议”和“上海帝特侦查工作会议”有关精神，学习浙江省总结的“档案翻身，材料会师，深耕细作，咬住不放”的侦查工作经验，积极开展“深挖”工作。在省委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统一组织，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各负其责” 的分工责任制，促进了“深挖”工作开展。特别注意对回国探亲的日侨开展调查，确定嫌疑对象，进行立案侦查。据不完全统计，此间仅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鹤岗等地侦破国民党潜伏特务案件12起、派遣特务嫌疑案4起。哈尔滨市公安局于1957年侦破潜伏电台案，挖出潜伏特务30人，缴获电台1部。同年7月28日，破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组派遣特务哈尔滨情报组组长朱少翔案。1958年破获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派遣特务张景山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于1956年3月破获国民党派遣特务石锦文案，缴获特务机关指令、密信、密码及活动经费等罪证。
　　　　1960年3月，黑龙江省公安厅在克山县召开全省侦查工作座谈会，会上分析了隐蔽战线上的形势，并针对敌特机关趁国家发生暂时的经济困难加紧破坏活动的敌情，确定全省侦查工作规划，加强了反派遣斗争，推动侦查工作的进展。当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查获流窜到渔民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4名，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特务分子1名，发现和掌握海外敌特机关训练待潜特务线索68名，与海外敌特据点或疑似据点有通信联系的178名。
　　　　6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黑龙江省对敌特斗争形势亦发生根本变化。鉴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及苏联以我为敌，不断派遣间谍特务潜入我省进行情报活动的新动向，根据公安部的指示，省公安厅适时调整了反间反特斗争部署。
　　　　由于东南沿海各省市公安机关加大了打击美蒋特务的力度，为内地筑立起一道国民党特务难以逾越的屏障，黑龙江省打击国民党特务斗争任务量相对锐减。
　　　　自1961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省公安机关对国民党特务斗争主要集中在反空投、空飘和挂勾上，直接反派遣特务斗争工作量很少。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趁机叫嚣反攻大陆，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统一大陆的策略，除派遣一定数量的特务和小股武装匪特潜入内地、袭扰东南沿海外，大肆开展“心战”攻势，进行反共宣传，煽动闹事，进行策反离间活动。主要招术有：
　　　　(一)实施飞机空投、气球空飘活动。利用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食品短缺，人心浮动之机，大量空投衣物、食品和反动宣传品；
　　　　(二)在大陆周边国家和地区架设高功率电台，昼夜广播，除造谣中伤外，以重金悬赏、高官名位为诱饵进行勾联策反，公布海外和港台特务机关通联地址，教唆密写与投邮方法，邮寄经费和密写用品；
　　　　(三)给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邮寄反动传单、策反信，施展栽赃、离间、恐吓手段。破坏上层团结。
　　　　其间，有2架飞机从南韩起飞，越境低空飞临黑龙江20多个县，空投大量反动宣传品、慰问信、大米、香烟、糖果、衣物等，还有一次空飘气球携带大量反动宣传品入境。同时发现有极少数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反动分子与敌台挂勾，掌握一些敌特派遣线索。
　　　　针对蒋介石“心战”和派遣情况，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一方面加大公开工作力度，与党政群团组织配合，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及时揭露“心战”的反动性、欺骗性和危害性，教育干部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不收听“心战”广播，不相信“心战” 宣传，不贪图利诱，不向敌特机关写信挂勾。全省城乡普遍将反“心战”纳入“乡规民约”、 “爱国公约”、“治安保卫条约”之中，做到家喻户晓，积极预防，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加强隐蔽战线的斗争，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强化反挂勾反派遣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反空投、空飘斗争中，全省组织相关区县22 436人进行搜山战役，共收缴空投、空飘反动宣传品18种计105377份及大量食品、药品、大米、香烟等物品。一些捡拾到反动宣传品和各种物品的群众，自觉不看、不食、不用，并及时送交到政府和公安机关，表现了高度的警惕性和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贵品质，使敌特空投的罪恶目的无法得逞。
　　　　全省公安机关还侦破大批与敌台挂勾案件(已在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中统计)，挫败了蒋匪的所谓“空中来，地面去”的图谋。
　　　　同时，各地公安机关强化反派遣专案工作，发现和掌握20余件派遣线索，但其中多数没有进入黑龙江，有的压根没敢来，有的入境后未来到黑龙江前被沿海各省打掉，有的进入后不敢活动，后又撤走。全省侦破1起国民党训练归俘人员(朝鲜战场被俘志愿军)潜入肇东县搜集情报的国特案件，1起正宗国特刘贵邦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专门搞国特的侦查人员被迫害，省公安厅长赵去非及11名侦破国特刘贵邦案件人员被抓入监，身份均被暴露。政治侦查干部被当做特嫌审查，然后送去劳动改造。隐蔽侦查工作被迫中断，代之而起的是群众专政，公开抓特务，致使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破获一起真正的国特案。
　　　　1978年，全国第三次侦查工作会议提出拨乱反正后，政治侦查干部才大部归队，开始正常的业务工作。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我开放之机，从去日本、南韩和港澳台探亲、居住、商贸人员中物色发展特务的新特点，及时调整专业工作部署，增加专业干部，广开情报渠道，适时侦查破案。至1983年全省共侦破国特案件9起，其中牡丹江农场公安局2起，合江农场公安局1起，嫩江农场公安局2起，哈尔滨市公安局4起。
　　　　1983年，为适应新时期同间谍特务的斗争，第六届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安全机关，将公安机关的反间谍侦查工作任务划归国家安全机关。
　　　　案例：
　　　　国特刺杀于毅夫案
　　　　张达，国民党中统特务。1937年加入国民党，曾任汪伪国民政府中校副官，伪满勤劳奉仕大队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加入国民党黑龙江省党务专员办事处，从事特务活动。
　　　　信义，国民党军统特务，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东北先遣军齐齐哈尔前敌指挥所代理主任兼参谋。
　　　　张、信二犯在黑龙江省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代理主任专员赵岳山的操纵下，于1945年 11月12日，纠合军统特务曲汉臣、郝守志等人策划谋杀嫩江省主席于毅夫，经3次密谋，在枪支、经费、内应等准备工作就绪后，于12月24日夜张达、信义率郝守志、曲汉臣及土匪张风等人，在内奸高洪礼、傅荣华的配合下，秘密潜入嫩江省主席于毅夫住处，信义等人在外面寻风，张达率匪徒闯入室内，因于毅夫主席在别屋工作，误将省政府代理秘书长马识途枪杀。枪响后，守卫队奋起反击，枪战中守卫队指导员李慈民、二排长关成杰、通讯员李树林等3人中弹牺牲。张达等仓惶逃窜，投靠龙安桥土匪绺子。12月31日中共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党政军领导机关撤离齐市后，张达、信义返回齐齐哈尔市，继续进行特务活动。1946年4月张达逃往长春，接受中统特务头子罗大愚指令，去天津建立“冀鲁情报据点”，任政工室少校。天津解放后，张接受潜伏任务，化名张文彬潜伏克山。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又勾结赵瑞峰(伪满军官、光复军连长)等人组织“中统东北招收宣抚委员会黑、嫩省齐北小组”特务组织，张任组长，赵为委员，在克山开设“志彬诊所”为掩护，搜集情报，制造谣言等活动。还企图破坏桥梁、通讯设施，阴谋策反公安武装暴动，妄图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经公安机关侦查，于1950年11月将张达、信义等从北京逮捕归案。于1951年5月27日召开公审大会，依法判处张达、信义、赵瑞峰3犯死刑，执行枪决。
　　　　国民党中统兴安分室案
　　　　王明忠，国民党中统局兴安分室负责人兼中统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九·三”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书记长之命，勾结匪首宋铜山收编土匪，成立挺进军第七旅，在兴安、龙江一带抵抗民主联军，袭击区、村政权，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在1946年组织建军时，任保安总队长，在博克图一带指挥建军土匪破坏铁路，并在齐齐哈尔建立交通站。1947 年指挥特务王礼(中统兴安分室雅鲁据点负责人)、张国杰(中统兴安分室王爷庙据点负责人) 等在滨州线进行情报、破坏活动。1948年在长春与王礼、张国杰等捕杀进步青年刘志成、徐树山等20余人，捕杀大学生蓝祺等人。中统兴安分室特务组织的骨干特务还有李海滨(兴安分室齐齐哈尔交通站负责人)、乔来仪(兴安分室特别情报员)。全国解放后，奉命潜伏，李在齐齐哈尔市以开设华光建筑公司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积极联络关系，进行情报活动。乔潜伏在中长铁路当翻译，利用职务之便窃取情报。1947年，王明忠亲赴长春向上级汇报工作，之后又被派回潜伏，把枪支密藏起来。这起中统局兴安分室特务组织，经侦查搞清全部案情，在镇反运动中，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于1951年3月破获此案，以上5名特务分子捕获，审讯供认不讳，于5月公审处决。
　　　　中国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案
　　　　1953年11月15日侦破潜伏在齐齐哈尔、碾子山、北安等军事工厂内部的重大特务案件。李春元为该组织执行委员兼总务组长，军统特务张昆为该组织书记，董益武为副书记兼情报组长，还有佟恩焕等。据侦查获悉，张昆在沈阳解放前夕，接收军统北满站少将策反组长张复的指示，留在沈阳潜伏。沈阳解放后他隐瞒历史混入五三工厂充当电工，暗中勾结军统特务分子董益武、建军连长李春元、反动分子佟恩焕等人，建立“中国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潜伏特务组织。1950年工厂北迁，他们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碾子山、北安等军工厂后，秘密发展特务，搜集军工生产情报，密谋策反工厂警卫，建立地下武装。还书写反动标语、传单，妄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破案时逮捕潜特分子张昆、董益武、李春元、佟恩焕等11人，分别判处徒刑。
　　　　张玉林潜伏案
　　　　张玉林，伪警察出身，1945年“九·三”后参加蒋帮东北挺进军，1946年初“东北挺进军第一纵队223师”师长崔景胜，在溃退前夕将其嫡系警卫营营长张玉林留于哈尔滨市，布置其扩大地下组织、搜集情报、造谣破坏3项潜伏任务。张遵照指示，在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以开设新兴表店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崔逃至长春后曾亲自来哈检查张的工作，并令其继续活动。1949年崔逃亡下落不明，从此断绝了联系，张曾到沈阳、本溪寻找上层领导关系未果，1950年春到五常县山河屯其内弟蒯瑞处。经侦查发现张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还发展2名“地下工作人员”，并令搜集了解山河屯森林运输情报，还搜集公安人员在镇反期间的积极工作者名单，以便供给美蒋。并布置以感情拉拢落后人员，提出所谓“物色”、“考验”、 “发展”3个阶段的方针，积极发展组织。张仅在五常、山河屯两镇就物色10余名敌对分子和流氓分子待机发展。张还拟夺取派出所枪支，搞所谓“敌后游击”活动。1954年11月破案，张被逮捕惩处。
　　　　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情报员石锦文案
　　　　石锦文，1951年从长沙逃去香港，1953年参加蒋帮中委会二组特务组织，拟派回内地。此间，石又与国防部二厅、美联邦七一二远东情报局建立联系。1955年11月23日入境，潜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化名汪伟，从事情报活动，先后向境外、海外特务机构发出情报10多份。1956年3月10日，在其出境去香港途中被密捕，当即缴获部分特务活动罪证，经审讯供认了全部特务活动。被判处徒刑20年。
　　　　国民党派遣特务朱少翔案
　　　　朱少翔，男，26岁，江苏省丹德人，解放前曾在上海、镇江学生意，参加三青团。上海解放后又回原籍，并混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随舅父薛义恒去香港做工，1952年以后托大陆的关系办理了入境证。1956年3月朱入境回家乡，但未到东北，只在南方几个城市逗留月余就返回香港。1956年6月24日、27日连续寄给哈尔滨市的关系两封信，要求为其在哈找工作。朱于8月2日潜回大陆，6日到丹德。11日来哈，被安排在哈工业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朱到哈第二天，即以化名，明函暗语向敌特机关发信报安。不久，朱又采取化名、伪装笔迹、异地投邮的办法向敌特机关发信请示工作。经侦查发现其发往敌特机构的密写信7件，敌特机关回密函指令4件。除一次密写情报外，主要是要钱。经侦查搞清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南方执行部第四组派遣，主要任务是长期潜伏，进行情报活动，1957年4月19日密捕了朱。经连续突审，朱特供认：1952年经李学海介绍参加第三势力特务组织，打算派去日本受训后空降大陆，后停止活动。1956年3月经刘×介绍参加一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因没去台湾受训而中断联系。第三次经张志新介绍参加保密局(即情报局)。拟利用放宽入境政策之机潜回大陆，经一周训练，拟派哈尔滨，利用其表弟作掩护，搜集军政情报，携800元港币于5月10日经深圳入境。潜到上海、镇江等地，因害怕暴露未来哈尔滨市，6月下旬返回香港。特务机关对其未来哈尔滨市甚不满，拒绝付给他津贴，他拒绝写情报，曾一度发生争执。第四次，1956年7月初，又经窦德明介绍加入国民党中执委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对朱较重视，拟将其派回哈尔滨，利用其表弟掩护立足，寻机考入学校从事学运和搜集情报。经过两周训练后(密写通信方法、报警信号)发给1200元港币的经费，委任其为哈尔滨情报组组长，于8月2日在特务组织监督下潜入大陆。来哈后即感到生活不习惯，混入工业大学之后，赶上肃反，害怕暴露身份，十分惊慌，想离开哈尔滨去上海，但敌特机关不准其离开哈尔滨，并规定了两年活动计划。此间，朱将听到看到的哈工大、哈军事工程学院组织情况、领导人姓名，中央一位首长的报告等情报，用密写报告给特务组织。破案后朱被处决。
　　　　国民党情报局派遣特务张景山案
　　　　张景山，蒋帮“情报局大陆研究所”1957年派遣来大陆的特务分子。经哈尔滨市公安机关侦查，于1958年12月破案。张景山，原名张国臣，1919年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县，1938年考入伪三江省警察学校，后在萝北警察署任警士，1941年逃往关内，据说在汪伪政权做事，详情不知。张与家人断绝联系16年，突于1956年6月以“香港永和街潮成行”地址给家人来信。经查是敌特通信据点，很可能拟派大陆，故于1956年10月10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957年6月 19日张景山经由深圳入境，6月26日抵哈尔滨。张到哈后，当晚即到派出所打听申报户口手续。次日便持“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书”和“在港身份证”办理了落户手续。经侦查控制，发现张比较可疑，一不走亲访友，二不接触外人，三不谈论政治，四是疑神疑鬼，五是行动鬼祟，六是步行或乘车窥视有无跟踪，七是通信反常，到哈后不马上发信，一个月才寄出一信，收信地址为“香港上海街549号二楼莫才转周志平收”，采取异地投邮，假地址，假姓名。经调查获悉，张潜入后在北京停留两天，在中国银行北京办事处支取1000元港币汇款。曾以“中信化名寄香港九龙上海街549号三楼莫才转周志平”一信，经分析知主要是报安。经侦查还发现其向港报告新住址，并流露出“处境非常险要，要求返港”。而敌特机关则要求其利用关系寻找工作掩护，克服困难忍耐下去，要他埋伏下来，万勿返港。1958年8月1日借社会就业机会，将其安排在哈尔滨日用工业化学厂当临时工，在其周围安排了党员干部作为监视力量。由于解决了职业，张生活有了保障，精神上也安定下来，活动也就逐渐大胆，经常收听“美国之音”、英日广播，并企图偷听台湾广播。从内线侦查获悉，张景山潜入后到1958年12月，共向海外发信20件，向敌特机关报告情报有：哈尔滨市驻军番号、人数、首长姓名和志愿军回国情况，有关军工厂、社会动员上山下乡情况，还有节约粮食、棉布计划供应、学生勤工俭学等情报。这些情报有真有假，多数源于地方报纸或公开发表的消息。有的是道听途说获得的，无甚危害。敌特机关令其“积极发展组织，开展情报活动”。要求其“搜集空军战略情报以及国营工厂企业情况”。张向海外敌特机关密报大量情报后，敌特机关决定给其经济补给，通知其12月16、17日有一李姓来人送款，港币3 000元。为防止张情报活动对我之危害，在送款前夕，即1958年12月15日将张景山逮捕。
　　　　张供认其历史上当过日伪警察和汪伪警察，于1956年8月在台北情报局经特务马汉深介绍参加蒋帮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组织，曾在台北郊区林镇单训室受训3个多月，于1957年3月离台赴港，至1957年6月被派来大陆，代号为“138”，受训学号是“6322”，化名王杰，中信、周志平。潜来大陆前是中尉衔，现已升少校。任务是建组、建站、建台，以军事、军工企业情报为主。敌特机关答应其发展3人以上时，可派专职报务员来。联络办法有“明文暗语通信、密写、明文漏格、广播密码通讯和派人联络等。潜入后进行了情报活动。发展组织因条件不具备未进行。此外，海外定于1958年12月16、17两日派人送款一事也做了交待。张所供述的与侦查掌握的情况完全一致，故而结束此案，张被判处无期徒刑。
　　　　国民党驻日特种情报室派遣特务平马满里子案
　　　　平马满里子，日籍妇女，是蒋帮国防部特种情报室驻日本8026组派遣到哈尔滨的特务，经近两年的侦查，于1959年11月破案。1957年12月，公安部一局通报：9月中旬获悉，蒋帮国防部二厅批准驻日本8026组，吸收平马满里子(女性)为派遣我区之特务。指示该组会同“E方” 考核该女赴日本之原因，如无问题，即规定手续详细报告其本人资料，并研究对该女训练及派遣方式，派入大陆后之督导控制以及搜集情报等事项。哈尔滨市公安局接到通报之后，即召集有关人员参加会议进行研究。该人系日侨妇女，无职业，居住哈尔滨市道里端街15号，丈夫刘德俊，中国人，拉运输车工人，有1个小孩，该女于1957年5月去日本探亲。经内线侦查获悉，平马满里子将随第三批赴日探亲日侨妇女于1957年11月下旬归来，从天津入境。市公安局派侦查科长以哈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身份赴天津，了解掌握对象的入境后第一手材料。在天津市公安局密切配合下，达到预期目的。了解到平马的母亲接受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补助。平马兄弟姐妹中，有个当日本警察，有个哥哥开洋服店。平马从日本携带行李14件，其中随身带6件，托运8件，有的没登记，有的托别人带的，被海关扣留半导体、电压调正器、药品等。平马满里子于1957年12月1日抵哈。过春节之后，她与内线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往来关系增多，也逐步说出一些心里话，散布不满情绪。平马满里子急于考查内线历史，说：我们既然是朋友，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从而，内线向其透露，“过去在长春国民党军队中任中级军官，长春被围期间没有走脱，而遗恨终生”。平马满里子听后很兴奋，乘机拉拢说：“ 大哥别发愁，到日本去，我有办法，在日本我认识一个台湾驻日本的国民党大官，他能给起入境证，也能给找工作，你当个职员没问题”。又说，“是我哥哥介绍的，在我家住过，还想让我给做点事。”内线问她，你认识那个国民党大官叫什么名字?平马满里子迟一下说，他叫卫东山，也叫高先生。经查，卫东山是蒋帮特种情报室驻日本8062组魏宝善的化名，从而基本证实平马在日本参加了蒋特。
　　　　在深入侦查中，发现平马正在写信，平马对内线透露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在日本的国民党情报人员老卫派来中国搜集情报的，老卫叫我搜集哈尔滨的保密工厂、专业学校、铁路运输、气象变化的情报。有合适的对象经过考查能给办事的，可以吸收工作，每月给100 美元，回日本后给安排工作。接着，就动员内线参加他们的特务组织，并说，你不要想了，我是为你好，在这没有前途，你要同意，把你的材料邮去，再写两份情报就行了。内线说，别忙，等代表团来时再把材料带去比较稳妥。平马表示，今后是一家人了，要互相多关照。
　　　　平马特务身份既已暴露，关键是搞清内幕，获取证据。决定内线打入参加其组织，继续侦查控制。1959年9月6日，平马写了密写信，内容是“第一号，现已吸收××参加我们工作，他过去是国民党中级军官，男，37岁，在文化界工作，经我慎重审查可靠，速回信”。写完让内线把信发出。
　　　　该案经近两年的侦查，查清了案情，获取了证据，证实平马满里子确系蒋帮派遣特务，无长期侦查价值。经请示市委和省公安厅批准，决定破案。于1959年11月24日，借天津海关重新处理被扣物品为由，在平马去天津途中密捕，同时在其住宅搜查，获取了密写药、酒精、毛笔等证据。经审讯，平马满里子对自己的特务活动供认不讳。平马满里子，又名梁秀琴，女，1922年生于中国，日本籍，无职业，住哈尔滨市道里区端街15号，1932年在哈尔滨小学读书，1935年在天津教会学校读书，1936年去日本在天理女子学校读书。1941年毕业后去北京，在其母经营的被服厂工作，1945年来哈尔滨，同年6月与今野敏夫结婚。日本投降后，于 1946年6月与中国人刘德俊结婚，1957年去日本探亲，同年12月返回哈市。该人在日本期间，经同学足达雅子介绍，结识日本京都警察局外事科的小池政怡和蒋帮特务卫东山。后被卫东山征募为特务。其间，对平马进行了情报搜集、发展组织、密写通信联络、反审讯等训练。接受的任务：一是搜集保密工厂、专业学校、铁路运输、气象变化等情报；二是发展组织；三是接应敌特。通信联络方法：一是密写，二是通过代表团传递，三是电报。日本的收信人是吉田义雄。发信地址：随便写。平马满里子的代号是吴秀丽。特务经费，每月3万日元。平马在日本期间先后领取了24万日元。潜入后先后5次用密写向敌特机关发送了哈尔滨市人民生活、市场供应等情报。发展了1名成员，直至被捕。

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同国民党特务作斗争，也同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谍活动作斗争。1947年嫩江省公安处曾破获齐齐哈尔天主堂胡干普间谍案，5名外籍神职人员于1951年3月被驱逐出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松、黑两省公安机关都部署了同间谍特务的斗争。黑龙江省公安厅于1950年7月18日以厅长许西、副厅长金忠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加强侦查工作，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朝鲜内战爆发，各市、县先后发现许多谣言，恫吓人心。为使群众不受美帝特务欺骗，维护社会治安，随时反映情况，及时采取对策，除现行犯外，一般不宜见头就捉，大胆利用敌人活动机会，暴露敌人面目，扩大侦查线索，切实布置侦查。中共黑龙江省委于9月6日向全省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必须抓紧督促公安部门全力地、积极地开展侦查，物色各种关系，乘隙接近敌人，深入内部，取得证据，扩大线索，适时的有系统的给予歼灭性打击。
　　　　松江省公安厅于1951年1月17日召开全省侦查工作会议，会上对敌特进行分析，针对敌情做了同间谍特务的斗争部署，指出，美帝国主义向松江地区派遣间谍特务系有“美军海外观察组44支队”，“人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经济策反组”等。
　　　　1950年，哈尔滨市公安机关侦破了无国籍白俄库尔沙阔夫为首的代号“白星”的美国潜伏间谍组织。
　　　　1955年2月，安达县公安机关在侦查中发现“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的潜伏特务线索，经公安部批准，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特务嫌疑分子蒋宝成曾活动过的地方(原籍)进行调查，查清蒋宝成是在平壤解放后携带电台、手枪、隐匿在朝鲜华侨中的美国潜伏特务。1957年，牡丹江市和东宁县公安局共同破获1起日特潜伏案，该特务组织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投降前有计划预伏下来的，成员9名。日本投降后，其中大部分成员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个别成员暗中制造反动谣言，煽动民心，进行破坏活动。
　　　　1962年，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侦破苏联驻新疆伊犁领事馆和苏侨策动的伊犁“5.29”反革命暴动事件。在获取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侨民会中的情报员，窃取中国国家有关机密文件的违法罪证后，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于1962年9月，在省委的统一指挥下，依法封闭了设在哈尔滨市的“苏联侨民中央理事会”及3个分会，并宣布解散37个侨民小组和沈阳、大连两个代表处，对17名有情报活动的嫌疑人员进行拘审、传讯。通过审讯和调查工作，查出14名苏联间谍特务分子。1963年以后，开展调查研究，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联防组织，群众建立联防组织，形成一道防潜入潜出境网络，堵截派遣特务和越境投苏分子。经过几年的建设，初步建成防御体系，当年就截获越境外逃分子173名。1965年，为对越境往来人员的审查，分别在黑河、合江、牡丹江3个地区建立越境犯审查点。1966年9月黑河地区公安局通过审查越境犯，发现第一例苏联边防军派遣的特务薛长发。从而使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反派遣的斗争。
　　　　1967年进一步加强反派遣防御工作建设，截获了3名派遣特务，1名特务自首。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苏联派遣特务活动更为突出，接连不断的向中国派遣间谍特务，从 4月8日至5月1日先后3次派遣武装间谍特务周德庆潜入黑龙江省呼玛县一带，搜集边境地区的军事情报。8月2日又派遣骨干特务孙方石，企图潜入海拉尔市，长期潜伏进行情报活动。特别是1971年以后，重点加强在边境地区开展反派遣、反情报、反策反、反越境的四反斗争，积极组织群众联防、军民联防，堵截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从1967年到1983年共捕获苏联安全机关派遣间谍特务197名。在边境地区挖出苏特16名，计213名。缴获枪支24支、子弹323发、电台两部、匕首40把、密码、密写剂、密写笔、纸、显微放大镜、照像机、望远镜、橡皮艇以及伪造的证件等一批特务活动工具。
　　　　案例：
　　　　天主教堂间谍案
　　　　齐齐哈尔天主教堂始建于1926年，主要神职人员15人，多为外籍人。主教胡干普，瑞士人，神职人员中还有8名瑞士人，1名波兰人，1名德国人，其余为中国人。这伙宗教人员中的反动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齐齐哈尔时为日本侵略者鸣钟祝贺，在教徒中宣扬“王道乐土”，为日本侵略者歌功颂德。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们又积极投靠国民党，想方设法与国民党挂勾联系。主教胡干普听说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率其他委员从哈尔滨来齐齐哈尔，亲自到车站迎接。之后，又与嫩江省警察局长熊文洪长时间密谈，不久天主教堂挂出外国人管理委员会的牌子。1946年11月，军调执行部36小组抵齐进行军事调停，美方代表巴劳夫两次“走访”天主堂主教胡干普，胡当着美方代表大骂中国共产党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的走狗”、“中共领袖是政治的跛子”、“八路军搞清算，简直是造反”。暴露了胡干普反苏、反共、反革命的嘴脸。他们还为国民党反动武装抵抗筹措经费、弹药。胡干普为支持反动武装抵抗民主联军进城，供给国民党齐齐哈尔市第四区分部书记赵恩久三八式子弹1 413发，借给国民党特务血清团分子袁俊卿4 000元钱，并和国民党特务刘亚斋来往密切。还曾资助日伪侦缉队长、国民党光复军参谋长张伯藩在教堂内搞地下建军活动。胡干普发布通令，抵制土改斗争。在基层教堂教徒中散布说，反霸斗争是“暴虐行为”；恐吓群众参加土改要受到报复；严令教徒“不准参军”。伪警察尤照勋，解放初为逃避群众斗争，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一支手枪藏匿于天主堂。
　　　　经一年多的侦查，基本掌握了胡干普的间谍特务活动和证据，经请示上级机关批准，于 1947年7月24日凌晨，在嫩江省公安处长厉男亲自指挥下，在市卫戍司令部配合下，组织警力迅速包围天主堂，控制地道，将以胡干普为首的26名案犯全部捕获，获取大量罪证，主要的有：
　　　　1．大型收发报机各1台及手摇马达。
　　　　2．手枪2支、子弹178发、军刀2把。
　　　　3．美制雷管2盒、炸药2包。
　　　　4．反共黄色绸帐一幅，书写：“努力预防共产党来抢夺我们的父母”。
　　　　5．反共宣传品数件，其中有中华青年名义印发的《彻底反共》、《论无神的共产主义通牒》、《共产主义驳论》等。
　　　　6．由胡干普签发的反对民主政府的第16号通令。
　　　　7．为策动部队1名士兵逃跑，向国民党嫩江省政府报告底稿。
　　　　8．国民党黑龙江省党部负责人宋光弼向教堂借15 000元借据1份，以及国民党收到1 400 发子弹之收据。
　　　　9．为日本关东军军官伊腾、日伪密侦张伯藩、国民党特务刘亚斋等人隐藏的衣物87件 (箱、包)。
　　　　经审讯，案犯供认以下犯罪：
　　　　(一)架设电台。1946年2月受命于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为迎接中央军的接收而购置架设电台，接受军调组美方代表指挥，并规定了波段、呼号和联络时间。
　　　　(二)包庇窝藏匪特。土匪谢文东、周作锋都曾以天主堂为避风港逃避追缉。国民党龙江县政府秘书长张宝山长期隐居在盘套子修道院，教会帮助他改名换姓，弄假身份证。
　　　　(三)藏匿手枪、子弹为迎国民党接收，配合他们推翻共产党。
　　　　初审结束后，于1947年8月24日，将胡干普、博施德、魏佑民、陆化行等4犯押解东北公安总处审查，由总处长汪金详亲自复审，4名分子均供认不讳。胡干普在供词中最后写到： “这些阴谋罪恶，我完全承认是犯国法，犯间谍密探之罪，甘愿领受制裁。”博施德也供认了犯罪事实，并在供词最后写到：“所有这些是我做的，我们进行的罪恶、破坏，都是反共反政府的，我承认是间谍，犯了间谍罪，我完全负责。”1948年4月20日，由东北最高法院对 14名案犯进行公开宣判，判处主犯胡干普、博施德有期徒刑12年；分别判处魏佑民、陆化行等12名罪犯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罪犯和修女均教育释放。1951年3月20日，中国政府决定将胡干普、博施德、魏佑民、司启蒙、王默来等5名外籍罪犯驱逐出境。
　　　　苏特温志全案
　　　　温犯家住嘉荫县朝阳公社新发大队，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好逸恶劳。自1975年以来，经常偷听苏联“和平与进步”和“红旗”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毒很深，一心向往苏联。1980 年1月16日23时，乘人熟睡，他撬开大队民兵连武器库，盗出“五六式”自动步枪15支，半自动步枪3支，40火箭筒3具，子弹59发，赶着生产队的马爬犁越过黑龙江主航道，被苏联边防军截获后，送到萨吉博沃边防哨所，监禁7天，以后把他投入海兰泡监狱。在审查他时，他将嘉荫县党、政、军各方面的情况无保留地提供给苏方。他不仅大肆诬蔑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内外政策，还两次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要和中国血战到底”，并再三申请进特务学校，接受训练。苏方虽对他很赏识，但仍怀疑是一名奸细。经过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监禁审查，同年5月初苏特务机关将其释放，住进一家旅馆继续监视审查。5月中旬，经一特务头子谈话，向其交待了深入我边境地区搜集情报的任务。5月16日夜，温由两名特务和1名翻译监护乘航标艇顺水向孙吴境内航行，到达下马场登岸潜入，后在红色边疆农场被捕获。
出处：《黑龙江省志·公安志》第三篇第五章
http://shuju.zglz.gov.cn/BookRead.aspx?BookID=201708230022

“现行反革命”资料汇集

黑龙江萝北县延军农场三起

一、付友鸿历史反革命案
付友鸿，原延兴农场中心校校长。在部队时是少尉军官，文化教员。他随预备一师转业到北大荒后，工作积极肯干，努力提高教育质量，狠，抓勤工俭学，使延兴学校在萝北县名列上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公布出他的档案材料，说他当过伪保长。他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努力抓教育质量也被说成是推行智育第一，复辟资本主义。
1969年4月，付友鸿由十三团内遣到十七团，交给群众管制劳动。付向十七团党组织申诉，说明自己从来没有当过伪保长。十七团派工作人员十一次下江南，到付的家乡四川省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
付友鸿原是穷人家的孩子，因家贫，父母把他卖给姓付的地主。他读高中时，找到了亲生母亲。付家大怒，断绝了他生活来源，不再供他上学。他便到国民党部队当了一名文书。后来，这支国民党部队起义，他又参加了解放军，成为一名少尉军官。解放后，他回家乡探亲，没进地主付家的门。他付家一个表哥怀恨在心，就给他捏造了“当伪保长”的假材料。
付友鸿得了胃癌，在二师医院(现宝泉岭管局医院)治病，病情恶化。十七团党组织把调查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含泪死去。
二、程永才现行反革命案
1967年，侯春芳揭发“陈永才”诬蔑毛主席像是“灶王爷”。萝北县公安局来人调查，另一位教师证实；办公室桌前只贴了半张文汇报，毛主席草书沁园春占了版面的四分之三，右上角有一幅毛主席像，约占版面八分之一，“文汇报”三字约占八分之一。程永才进办公室时，只有侯一人在现场，那位教师回家吃饭。
根据以上情况，萝北县公安局逮捕了程永才。程永才不服，说他不“陈”，也没说毛主席像是“灶王爷”。被强判七年徒刑。
1978年，萝北县公安局给程永才平反，恢复工作，补发七年工资。
三、李均功现行反革命案。
李均功，延兴农场一队工人，外号“李二杆”。他用毛主席语录吸烟，并说：“我把毛主席的话吸进肚里去了！”还用糖包里的糖水污染了毛主席画像。并说：“林彪不彪，每月四百元。”
根据以上情况，萝北县公安局于1968年将李均功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1978年，萝北县公安局给李均功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十年工资。

出处：延军农场志第一卷（1958-1985年）第二编“简史”第四章“农管局时期（1976-1985）”第三节“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1962年萝北县“国民党东北挺进军”案

1962年延军农场公安助理员协助萝北县公安局侦破反革命组织——国民党东北挺进军。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主犯是萝北商业局的赵斌。赵犯原是国民党少尉军官，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他趁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妄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场良种站李桂云被赵斌发展成为“联络员”，并任命为：“正宫娘娘”。她的父亲作为她的联络助手。这个反革命组织被破获后，公安机关一举逮捕了首犯及其他主要成员。经审判后，李桂云被遣送回农场来劳动改造。首犯被依法判了徒刑。
出处：延军农场志第一卷（1958-1985年）第五编“政治”第三章“公安”第三节“发案与破案”
http://shuju.zglz.gov.cn/BookRead.aspx?BookID=201801160634

《黑龙江省志·公安志》中“现行反革命”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黑龙江地区少数敌对分子误以为时机已到，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扬言：“形势转变啦”，“蒋介石就要回来啦”， “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他们妄图通过重整旗鼓、制造谣言、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漫画等来策应美蒋重返大陆。黑龙江省1950年就发生反革命标语、漫画等案件70余起，松江省1950年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等案件79起。这些反革命宣传活动，主要是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宣传美帝原子弹的威力，助长恐美情绪，恫吓群众，破坏生产秩序，阻挠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的实施，破坏抗美援朝运动，煽动、瓦解、涣散群众斗争意志，挑拨中苏关系、中朝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由于公安干部较少，对敌特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松江省1950 年末仅逮捕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19名。黑龙江省仅查破反革命谣言18起，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10余名。松、黑两省公安厅向省委汇报敌情变化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敌特破坏活动必须严加警惕，除现行犯外，一般不宜采取见头就抓，大胆利用敌人空隙，切实加强侦查工作，扭转查破率低，对敌人现行破坏打击不力问题等。
　　　　1951年，敌人活动有进一步发展，作案内容更加嚣张。黑龙江省发生反革命标语71起、反革命黑信2起，破获16起。反标、黑信内容反动，针对党的领袖、国家领导人攻击诬蔑，涂写反革命标语，多是用“打倒”、“消灭”、“×匪”、“活抓”、“必败”等组句，进行攻击、诬蔑。仅松江省，1951年就捕处现行反革命分子11名。
　　　　1952年，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总结，总的认为，对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打击不够，全年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22起，仅破获6起，主要因认识不足而放松侦破和打击的力度。
　　　　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苏联帮助建设一些项目，反革命分子针对苏联进行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松江省1年来共查破反革命标语、信件、造谣煽动、破坏领袖像等案件28起黑龙江省全年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41起，即反革命标语10起、反革命谣言28起、反革命信件 2起，反共宣传书1起。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了”，“苏联内务乱了”，“苏联副主席被美国拉过去了，投降了”，以及谩骂领袖、破坏中苏关系等。
　　　　1954年，反革命分子针对“统购统销”政策进行造谣破坏。大肆散布谣言，曲解政策，煽动不满情绪，制造紧张空气，如说：“大米白面归军用，前方有任务”，有的鼓吹煽动“ 先买余粮、后买吃粮，最后买马料”，造成抢购的紧张状态。有的造谣：“购粮三年半，真主要出现，国家要完蛋”。据黑龙江省1市24个县统计，破获反革命破坏案件76起，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33名。1、2两个月就发生反革命标语11起，污蔑领袖6起。3月以来发生反革命标语43起，尤以齐齐哈尔为甚。3月12日晨，在齐齐哈尔市内主要街道发现24条的反革命标语，其内容主要是针对国内形势和党的重要措施进行破坏，污蔑苏联，漫骂党和领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挑拨工农关系，策反解放军等。松江省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30起，反革命谣言34起，年内仅破6起
　　　　1955年，开展内部肃反运动，社会又进行镇反。敌人的破坏活动有些收敛，全省上半年发生恐吓信1起，反革命挑拨离间活动1起，反革命造谣3起。
　　　　1957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6月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又有抬头之势。年内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破坏事故32起，工矿、企业、机关内部发生破坏与破坏嫌疑事故151起，反标、传单主要是诬蔑攻击党和政府以及领袖人物，或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破坏生产或制造技术事故。
　　　　1958年至1960年，由于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反“右倾”等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自1959年后，造成全国性的天灾和“人祸”，黑龙江省也面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造成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上的重大损失。极少数敌对分子借机发难，进行造谣、煽动、哄闹、行凶、纵火等破环活动，一些群众发泄不满，聚众闹事，出现复杂的治安局面。由于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掌握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标准上“ 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一些群众对“三面红旗”的过激言论和不满同极少数敌对分子的捣乱搅在一起，造成连续3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成番论倍地增长，不少群众因之招受不应有的冤狱，伤害了一些好人。对此，公安部于1961年3月17日召开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10个具体政策，又于同年四季度制定10项治安措施。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据此政策和措施检查前后工作，做到了既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处理治安问题，防止混我为敌，又坚决准确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从而逐步纠正一批错案，有效地维护了困难时期的社会治安秩序。
　　　　1962年，蒋帮趁大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反坏分子同敌台挂勾案件增多，全年发生各种政治案件546起，反革命挂勾案就发生228起，查破 111起。哈尔滨市公安局1962年11月17日至12月末，侦破反革命案件28起，其中与敌人挂勾案件就有18起。穆棱县公安局查破一起挂勾案，作案者丁云鹤，1962年5月先后搜集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大量情报寄给敌人，并积极网罗人员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为蒋帮窜犯大陆遥相呼应。6月丁在越境逃往香港时被捕，后依法处决。全省一年来，共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匿名信207起，破92起；反革命造谣15起，破15起；投敌2起，破2起；反革命纵火1起；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11起，破10起；破坏事故23起，破18起；其他1起。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164名，比较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
　　　　1963年，全年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170起，破获92起；匿名信21起，破12起；反革命挂勾31起，破20起；谣言煽动36起，破36起；反革命凶杀5起、破5起；反革命投毒2起，破2起；反革命纵火3起，破2起；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53起，破53起；叛国投敌29起，破28起；破坏事故37起，破37起；其他9起，破9起。
　　　　1964年，全年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191起，破获115起；匿名信18起，破8起；反革命挂勾8起，破5起；谣言19起，破19起；反革命凶杀15起，破15起；投毒4起，破3起；纵火10起，破9起；破坏事故29起，破27起。捕反革命分子142名，其中历史反革命14名，其余均为新滋生反革命分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公安机关被造反派夺权，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继而又公布“公安六条”，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煽动、操纵下，鼓吹所谓“群众专政”，推行极左路线，把一些对文化大革命及对林彪、江青一伙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是敢于同他们斗争的人，统统打成“反革命”，予以迫害，制造一大批冤假错案。
　　　　1978年1至11月发生政治案件98起，其中反革命标语28起。
　　　　1980年，全省共发生反革命案件76起，其中反标、传单2起，反革命挂勾4起；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1起。1981年，全年共发生反革命挂勾14起，反革命传单3起，反革命标语1起，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1起，破获18起，破案率95％，有力的打击了反革命破坏活动。
　　　　1982年，发生反革命标语8起，破案6起；反革命传单3起，破案2起；反革命信件6起，破案5起；反革命挂勾45起，破案37起；其他2起，破1起。
　　　　1983年，发生反革命标语3起，破2起；反革命传单4起，破3起；反革命信件7起，破4起；反革命挂勾15起，破11起，反动会道门活动4起，破4起；预谋劫机1起，破1起。
　　　　1984年，全省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29起，破23起。其中反革命标语5起，破3起；反革命信件5起，破5起；反革命挂勾11起，破7起；反动会道门活动4起，破4起；非法组织1起，破 1起。
　　　　1985年，发生现行反革命案件64起，破13起。其中反革命标语15起，破6起；反革命传单 2起，破1起；反革命信件9起，破2起；反革命挂勾36起，破2起；非法刊物1起，破1起；非法组织1起，破1起。

1950年末松江省公安系统查破1起反动小集团。1952年破获自发性反革命组织案2件。1953 年破获6起反革命组织案，有组织名称的4起，即所谓“世界原始公社”、“保卫祖国自卫大队”、“民志党”、“中华全国农民总会”。1955年至1956年两年，黑龙江省每年各查破1起反革命集团案。小白森工局反革命集团成员王福元，投案自首，除交代自己政治历史问题和参加反革命集团外，还检举其他8名同案犯。
　　　　1959年，全省发现反革命集团45起，查破了41起。其特点是：组织严密，危害性大。他们有组织、有纪律、有纲领、有计划、有秘密联络方法。反动组织名称就有30几个，参加成员少则3、5人，多达30余名。有个别案子牵连到山东、江西等省。据统计45起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有37起是企图进行行动破坏，搞武装叛乱，有计划夺武器，抢银行，袭击政府，打开监狱，入山为匪。敌人的行动日益诡秘，以暗语、密写进行联络，以个别发展、单线领导，预防被一网打尽。有的反革命集团积极设法与海外敌特机关或资本主义国家使领馆进行联系，寻找后台。齐齐哈尔市公安局于12月发现反革命子弟程其昌和反动分子李国钧为首的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委员会，制定了“行动纲领”、“活动方针”、“入会誓词”，选举出“委员长”、“秘书长”、“政法委员”、“武装委员”、“公安委员”等。草拟大量《告全国人民书》，油印后到北京、上海、沈阳等地散发，预谋夺枪行抢，然后逃往香港，投靠美国使领馆。在1960年1月14日预谋行抢时被破获。从集团成员看，80％是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不满现实，仇视社会主义。绝大多数是地富子弟、反革命子弟、被开除的坏分子等。
　　　　1960年，发案较多，全省1至8月就发生反革命集团41起，比1959年同期发生19起上升一倍多。突出特点是：历史反革命和新生反革命勾结在一起，结成同盟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一般都是野心很大。有的阴谋组织暴动；有的篡夺基层领导权，做了许多坏事；有的妄想组织反动党团进行政治阴谋活动。抚顺市有个反革命集团的“书记”和“宣传部长”来伊春，企图发展组织，建立根据地。哈尔滨市公安局破获的“劳动党”反革命集团案，曾两次企图夺取民警枪支，准备发展5 000人上山打游击，并计划派人寻找潜伏特务，设法和海外联系。牡丹江铁路公安处破获的“四大金刚”案，他们一开始就似定了逃往海外参加特务组织计划。1961年，全省发生反革命集团案51起，破48起。1962年，发生反革命集团58起，破 50起。黑龙江省公安厅与辽宁省公安厅共同办案，查明丹东度量衡器厂职工张金与北安军分区职工李财荣勾结，组织起名为“中国大陆反共联盟同心会东北地区总会”的反革命集团，发展7名成员。两省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分头破案，把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缴获油印机、待印的《东北抗暴报》、《告东北同胞书》、信件、反动图章等大量罪证。1963年，敌人破坏活动仍有上升，全年发生反革命集团73起，破71起。
　　　　1964年，反革命现行活动有所收敛，全年发生反革命集团37起，破获35起。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全年发生反革命集团30起，查破26起。1968年，各地报告不全，仅查到5、6月份发现反革命集团案件35起，如“中共筹委会”、“扶蒋剿共团”、 “捍蒋东北联络站”、“为民救国军”、“联合党”、“中国反共救国军”等。1969年，全年反革命破坏活动均无报告。1972年上半年仅发生1起反革命集团案，一直到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均无具体报告。1978年、1981年、1982年各发破1起集团案。1982年7月，海伦县公安局破获“大众党”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景毅，伙同马江、芦瑞华等人，于1979年成立“ 民主党”，后改为“大众党”，制定反革命纲领、方针，发展6名成员，先后4次张贴标语、散发反动传单30多张，并预谋抢夺枪支，建立反革命武装，夺取政权。1983年，发破3起反革命集团案，1984年发破1起反革命集团案。1985年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活动，看出反革命集团活动是减少的趋势。

出处：《黑龙江省志·公安志》第三篇第六章

《哈尔滨市志公安》

第二篇人民公安，第三章政治保卫，第五节惩治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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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击现行反革命
　　1957年，各种敌人借党整风之机，活动抬头。据市公安局政治案件侦破指挥部统计，1957—1958年6月，全市共发生反革命标语、传单、信件和反革命集团案百余件。1958年3月，侦破刑满释放分子陆忠范于1957年11月连续以“中华民国革新党”、“中华民国反共抗苏救国会”、“中华民国反共抗苏总司令部总指挥梁超”的署名，向哈尔滨、天津、济南、北京等地9所中学、大专院校投寄《告全国同胞书》反革命传单案。1958年7月4日，破获以万洪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万洪海纠合流氓、被斗地主、土匪等12人，自封皇帝，并封那维恒、谢永珍、刘奇、薛东春为大元帅，张丰为参谋长，敖守先为军师，准备在民警中发展成员，并几次预谋抢夺军警枪支，抢劫供销社财物，上山开展武装斗争，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在中国建立帝制。1959年2月16日，破获署名“中央东北厅火光社小卒”案，案犯杨敏，伪警察出身，自1955年7月18日至1959年2月，连续在哈尔滨市道里、道外、南岗和牡丹江市火车站等繁华地区，书写张贴攻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煽动群众“准备力量，待机报复”等内容的反动标语。杨犯于1959年12月3日被处决。1959年8月，破获“中华民族五足革命党”反革命集团案，依法逮捕主犯王景雨，王犯从北京流窜来哈，在盲流人员中发展成员，并拟定“中华民族五足革命党”规章、政策、誓词和斗争方针，叫嚣要“在共产党组织内部插上一把刀”，妄图组织“农民暴动”，抢枪上山打游击。
　　60年代初，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暂时困难，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华逆流，现行反革命分子又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借机活动。1960年3月，连续破获“三青团委员会”、“中国革命党”和以方守昆、邹凤舞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等3起反革命案件，逮捕6名案犯。1960年6月，破获哈尔滨设计院反革命纵火案，逮捕反革命纵火犯郎景芳，后判处死刑。遵照第十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的精神和中共黑龙江省委政法会议关于“打击锋芒主要对准那些反革命集团、与敌特机关挂勾、反革命传单标语等重大要案”的指示，1962年先后组织3次规模较大的集中破案战役，侦破一大批案件，缴获反革命纲领、计划、传单及反革命组织印章等大量罪证。破案率由32％提高到45．95％，1963年破案率提高到88．9％。1963年6月11日，在八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诬蔑共产党，投靠国民党的反革命分子王基死刑，判处“中华民族党”主犯蔡景世、蔡宝树、苏君和、黄中一等有期徒刑。1965年，捕获现行反革命分子31人，除4名罪恶严重的首要分子法办外，其余均交群众帮助教育或监督改造。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受到破坏和削弱，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集中取缔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残余分子非法组织非法活动。1988年1月8日，破获以李明为首的“企鹅敢死队”阴谋劫机集团案，捕获5名成员。1990年6月，破获黑龙江大学内发生的3起重大反标案，捕获作案分子王宁。

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

1968.11.22合肥市革委会对长丰县双墩区“125暴动团”假案的处理

1968.11.22对长丰县双墩区“125暴动团”假案的处理

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

“125团”只是文革中一个普通群众组织，应该是以发起或成立之日而命名的。

P派即屁派，认为1967年1月26日安徽省造反派夺权好个屁。其对立面为G派即极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极了。文中提到的“125团”属于P派。

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合肥工联会为首的造反团体于1967年1月26日发起一二六夺权，夺了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委的权。

其中，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由文革初期率先造反的合肥工业大学造反派于1966年10月发起成立，是合肥市和安徽省最大的学生造反团体。

合肥工联会，全称安徽省合肥市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是安徽省会合肥市最大的工人造反团体。

196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简称《九条》）否定了一二六夺权，对安徽省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但军管会掌控不了形势，造反派内部冲突越来越厉害。于是1967年8月，中共中央调动原驻扎在江苏北部淮阴、盐城地区的12军（即6408部队）到安徽支左，其军长李德生在当年10月接任安徽军管会主任，并于1968年4月任新成立的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全面掌握安徽大权。下文提到的合肥市武装部李战仁，正是打着6408部队的旗号，才能把一桩小事办成一件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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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文件

市革办字（68）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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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周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剧，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意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长丰县双墩区所谓

“125暴动团”问题的处理情况报告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

九月下旬至十月初，我市长丰县双墩区发生了一起所谓现行反革命组织“125暴动团”的假案，非法逮捕79人，其中自杀一人。十月五日，市革委会发现这一问题后，即派调查组赶赴长丰县进行调查处理，现将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

九月九日，合肥市食品公司军代表李战仁带领该公司五名职工，前往长丰县双墩地区，调查市食品公司原经理××在武斗期间隐藏转移武器的问题。到长丰后，李竟玩弄欺骗手段，对长丰县有关负责同志谎说，这次案件非常重大，是十二军侦察处的×处长亲自抓的。又说，他们六人都是6408部队的军人，其中一人是十二军侦察科长，是来具体负责办案的，还有两个女的是机要员，为了工作方便，都身着便衣，并声称：×处长明天就到此地与特务对号，对上即捕，对不上就发动群众搜查，等等。要县里的同志给予积极支持。李战仁还冒充首长，要双墩地区的群众和宣传队（李战仁一伙人到长丰后决定以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进行工作）称他“李首长”，李并把和他一起去的人分别“任命”了主任、科长、秘书、司务长、机要员等职务称号，欺骗县、区、社革委会和群众。李战仁等人到双墩地区追查××转移的武器下落时，严重破坏党的政策，违法乱纪，刑讯逼供。他们到吴大郢队找社员费祥元要武器，费交不出武器，就被“老汉背柴式”的绑起来拷打。在费祥元痛得难忍时，参加审讯的群众专政负责人王家银就说：“你还是快讲吧，再不讲就这样交给小将们处理，那你就没有命了。公社的高朝斌(公社革委会常委)、卫文法（公社革委会委员）都抓起来了，他们都已经交待了，你参加什么组织，还不赶快交待？”费祥元说：“我参加过群众125兵团（原P派—个造反组织）。”王接着讲：“人家都说你们是反动组织，你们不是要搞暴动吗？”费祥元便说：“那我们是群众125暴动团。”从此，李战仁他们便认为破获了现行反革命组织“1 2 5暴动团”，就顺此线索大肆抓人，抓了人就采取捆绑、棍打，脚踢、紧铐以及持枪威胁等手段，逼供12 5暴动团的人员编制、行动纲领、暴动计划以及枪枝、电台在哪？谁是团长，谁是政委？等等。被抓的人出于怕刑、怕受苦，就依他们的意图假供，以致把原来群众组织——“1 2 5兵团”的头头说成是“暴动团”的头头。李战仁他们就按照逼供来的名单以及当地部份干部和群众提供的名单，实行大逮捕，最多一批竟逮捕38人之多，双墩公社一个社就捕了43人，该社革委会6名常委就逮捕3人。双墩区公安特派员李德春，向李战仁介绍该区有2 6个人有问题，李战仁当即下令全部逮捕。他们对被捕的人，不仅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同时还采取提供、指供、诱供、串供等恶劣做法，造成了许多假供词和假材料。例如，十月三日，双墩公社农中副校长吴开祥，听说要逮捕他，便自己跑到县里去投案。李战仁等人一见吴即将其捆绑，要他交出武器和电台。吴说没有。李即动刑，在吴忍受不住时。开始交待在武斗时抢了钱。李问多少？吴说500元，李说不止，吴说1000元。李说还不老实，吴又交待2000元。达到目的后，又要其交待武器，吴说没有，李即提铐加刑，吴就瞎说有多少短枪、多少长枪、多少子弹，都分别埋在自己家。李又向他要电台，吴说我家有五部电台，李说，你胡扯!你只有两部！吴即改口说，对，我家只有两部。李派人到吴家搜查，一无所有。第二天重新提讯，吴说，昨天讲的都是假的，是铐、打受不住乱讲的，便又继续刑讯逼供，吴即于四日夜间上吊自杀。再如十月三日下午，李战仁他们从狱中提出八个“犯人”，带到操场，当着很多群众，叫“犯人”面向太阳跪着审讯。李战仁分别指着八个人说：你是团长，你是政委，你是副团长，你是参谋长，你们交待不交待？同时紧铐子和用木棒打，迫使他们认罪。经过反复调查核对，所谓“1 2 5暴动团”就是李战仁等人望风捕影，主观臆断，刑讯逼供而成的。

（二）

我们经过多方调查研究，认定所谓“125暴动团”是个假案后，即按照党的政策对在押的7 8人，根据情节，分别进行了处理。把私藏炸药、雷管、子弹并有杀人嫌疑的二人转交群众专政指挥部继续关押审查，将已基本查明的叛徒、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五人，送回家交群众监督，对其余受冤的7 1人，按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英明指示，由市革委会调查组、县革委会和支左部从，组织他们在水家湖就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针对被捕人员中存在的活思想，如怀疑党的政策，怀疑市、县、区、公社革委会，有不满、埋怨，消沉情绪，与另—派群众严重对立，有报复情绪，资产阶级派性发作，不能掌握斗争大方向等问题，选学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革命大联合、斗私批修和认真搞好斗、批、改等最新指示。

通过办学习班，学员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许多学员在学习中，含着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生席万寿无疆！”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歌曲。他们说，这次发生的问题得到迅速正确的处理，使我们更深地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伟大，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威力无穷，体会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和他领导的共产党、解放军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不少人说，原来总想这个冤案没有三个月至半年搞不清，可是调查组一来几天就查清给我们平反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是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的无比正确。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更加刻苦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地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坚决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过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斗私批修，基本上消除了怨气，克服了报复情绪，能够正确对待另一派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增强了团结，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开始，他们许多人心里都有一本帐，谁个捆我，谁个打我，记得清清楚楚，准备回去算帐，有的人甚至准备回去“拚个你死我活”。在学习中，他们自觉检查了这些活思想，进行了斗私批修。他们还通过写信、写决心书等方式，主动教育在家的本派群众和家属，消除个人恩怨，与另一派群众团结对敌。他们一致表示：回去保证做到“三丢掉、五不、三主动、三相信、四高举”。即丢掉私心杂念、丢掉怕字、丢掉委屈情绪，不埋怨打自己的人、不埋怨受蒙蔽的群众、不打击报复、不记阶级兄弟的仇、不搞资产阶级派性，主动做家属亲友的工作、主动做本派群众的工作、主动做好和对方群众的团结工作，相信市、县革委会的领导，相信人民解放军，相信对方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高举斗私批修的大旗、高举革命大联合的大旗，彻底揭开双墩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认真搞好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同时，我们还派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该区各社、队，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促进巩固大联合，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经过—段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双墩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绪迅速改变。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逐渐消失，团结联合的气氛增强，受打击一派的群众主动和另—派的群众打招呼，而另—派的群众和干部则主动去看望被捕人员。目前，双墩地区的群众情绪，抓革命，促生产，都正常了。但个别人遇到具体问题，情绪还会有波动，也可能

还会出现新的反复，还发现合肥市有来历不明的人到双墩地区去活动。区和社都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吸收干部和两派头头去学习，落实毛主席指示，巩固发扬成绩。市革委会派往双墩地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决定再留—段时间，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彻底清理阶级队伍，揭开双墩地区的阶级斗争盖子，把隐藏的特务、叛徒、走资派统统挖出来，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刊，真正使坏事变成好事。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己进行了两年多并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在合肥地区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冤狱这么多干部和群众，一度严重影响了双墩地区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对市、县、区、社革命委员会和市、县公检法军管会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接受这个教训，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造成这次假案的主要负责人是李战仁，但市革委会派人外出介绍信开的含糊，使其有空子可钻。对这些人员事前未进行审查，事中也缺乏了解、监督，在外一月余，以致事态发展的相当严重，才察觉采取果断措施。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

市公检法不了解情况，仅听市革委会机关中个别同志介绍，便于九月十八日轻易写信给长丰县公检法，该信说：“双墩地区发生重大政治案件，市革委会己派毛泽东思想宣傳队去处理，你们要协助。”这对问题的发展起了助长作用，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长丰县革委会有关同志思想警惕性很低，听信了李战仁的欺骗。县革委会在问题已发展很严重时，也未能及时察觉，是负有官僚主义的责任的。

县公检法，对李战仁他们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未能制止，又不向县革委会和市公检法回报，而且积极支持。尤其是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组长昌茂友同志，对李战仁他们没有逮捕手续，没有确凿罪证，逮捕那么多人，都同意关进监狱，甚至还亲自参与捕人，当他看到李战仁等人十月三日那天采取刑讯逼供、集体审讯，酒后审讯等明显的违反公安纪律时，也不制止、又不反映。这一切是严重的失职行为，对李战仁的违法乱纪起了支持的作用。

总之，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是我们市革委会机关要吸取教训，其他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也都应该吸取教训。而对几个负有主要责任的人，象李战仁、昌茂友、李德春，我们分别请市、县人武部和长丰县革委会对他们进行审查处理。对市食品公司参加“宣传队”的人，我们已派人进一步审查，查清处理。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印：安徽省合肥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发：省革委会，市革委会常委，市公检法军管会，市人武部，长丰县革委会。

（共印2 5份）

出处：合肥012-01-0236-019

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

1968.11.14合肥市要求各经济单位严格管理信贷和现金

合肥市革委会转发安徽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现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给下属工厂企业、商业公司和供销社。
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有些国有企业亏损，依靠银行垫款发工资；有些集体企业利用银行账户套取资金，抢购统管物资，扩大经营范围，自行招募工人、提高工资；有的企业自行预收预付货款，挪用流动资金支付非生产性耗费；有些合作商店自行收取生产队存款，影响信用集中管理。而银行工作人员不敢坚持当局的严管原则，对所谓错误做法予以放行。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银行一律不再贷款给企业垫发工资；责令挪借生产队资金的合作社限期归还；企业外出采购不许携带超过200元以上的大额现金，除非由用款单位签注意见经银行审查同意才可以；新办的集体制企业只有拿到县级以上革委会批准才能到银行开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