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星期六

1968.2.29合肥军管当局对贯彻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意见

1967年12月中共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周恩来、李先念到会讲话,毛泽东接见会议参加者。
1968年1月19日安徽省军管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全国卫生会的要求。1968年2月29日合肥军管部门发文通知各单位省里将于三月中旬召开全省卫生工作会议。
执行上级指令的办法不过是成立办公室,层层开会发文,办学习班,造舆论。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31-032

2020年2月23日星期日

1971.2.23秦皇岛市革委会要求深入一打三反继续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自1970年2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已经一年,秦皇岛市革委会自称运动已取得伟大胜利,形势一片大好,但又说仍有新的人顶风作案,为此要再用3个月时间狠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其实在中共国权力操控经济的现实下,必然始终会既有当权者以权谋私(或为个人或为小集团或为本单位),也有受压者为谋生计被迫铤而走险,即所谓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和投机倒把,投机倒把其实是民间自发的、正当的经济行为。


















出处:秦皇岛市档案馆

2020年2月22日星期六

2020年2月8日星期六

1971.2.8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这份文件是中共关于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说要执行毛泽东1943年所提“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但是该方针对“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并不适用。
为此本文件特意附上1943年8月15日中共在整风运动中刹车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求不得采取“逼供信”的办法审查特务嫌疑分子。当时中共说审查干部的任务既要查清特务嫌疑是否成立,更要转化争取人心,于是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宁可放跑特务也比杀掉好,因为这样有利于转化,尤其是文件承认日本人、国民党对于抓到的共产党人就采取软化、转化的办法,说“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被捕或主动脱离中共的不少人被国民党收纳用作对付共产党,顾顺章、王石坚都是这样的,不过他们到底有多坚定的反共则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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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1)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敝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组织部卷宗)002-08-00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