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2.24合肥市革委会对五起文化大革命案件处刑意见的请示报告

1967年9月合肥一中高三女生徐守芳给她在安庆当兵的男朋友张宗龙写信抱怨她所在的造反派系（G派）受到江青、康生的打压，并就武斗问题问道“住在中南海里的最高统帅和夫人能听见死人家的哭声吗？”但由于武斗耽误邮寄，两个月后信才到部队，当时张请假回家了，张的战友误以为是传单就拆开传阅，一看内容很“反动”就立即报告上级。张回家后才知道还没收到徐这封信，随即提前返回部队。张所在连队倒是把信交还张，但张看后就把信烧了也未向连队表态。
张所在连队就组织看过信的人座谈回忆，写了证明材料寄给军管安徽的12军（6408部队）保卫处。12军把材料交给安徽省军管会政法办公室，该室于1968年4月5日将材料转给合肥市公检法军管会。1968年11月27日合肥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合肥市革委会请示，认为徐信属于污蔑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性质极为反动，徐投寄反动信件构成犯罪。但经查徐是出于派性表示不满，平时也没有别的“反动”言行，这封信中暴露的思想也没有向他人散步，被拘留后态度好能低头认罪，所以建议“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教育释放”。1968年12月24日合肥市革委会同意此处理意见，报请安徽省革委会就此案及另外四起文革运动中典型案件批示。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19-014

1962.12.19彭真在伪政协北京市三届一全会上狡辩灾荒责任

对于大饥荒，彭把责任扣到所谓连续特大自然灾害上，只是承认“工作上也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而已。但对于有人“今不如昔”的评论，彭狡辩说不知道三四百年前是什么样，但至少比蒋介石、北洋军阀时好，说没有中共干部趁三年困难时机而发洋财。
有人怀疑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疑起为何共产党犯下这样大的缺点和错误，彭真的手下想批斗这些怀疑者，彭真倒是拦住说不要斗，要让他们考虑一个时期自己转变认识。
彭还自我安慰说现在的困难不是那么不得了，比起红军长征（即第一次内战失败逃跑）、抗日时反扫荡、胡宗南占领延安，都算不了什么。
总的来说，彭这番狡辩在当下和接下来一段日子习近平为内外交困而狡辩的言辞不会差多少。

出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2年）》

1968.12.2合肥市当局向安徽省当局申请批准核销原市信托公司银行贷款

合肥市这个信托公司（1962年撤销）不知是何年成立的，据报告说因“不从生产需要出发，盲目采购，加之管理不善”，竟然能导致巨额亏损超过370万元。文革前安徽省当局已给以近330万补贴，还剩41万多未拨补，加上该公司还保存的约33万元残次商品，总占款还有74万多，其中来自银行贷款的近67万。

新成立的合肥市革委会向安徽省革委会申请免除这近67万银行贷款，把剩下33万元商品全部无偿移交旧货寄售部门代销，卖多少是多少统统上交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