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31日星期三

1968.1.31中共国在国际市场大笔购进黄金

Chinese Moves
Scott, Paul
The Austin Statesman (1921-1973); Jan 31, 196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The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
pg. A6

自1967年12月中旬来,中国银行连续在伦敦、日内瓦和巴黎市场大笔购进黄金,总额在2亿美元左右。这些黄金将运抵香港后再送到中国大陆。其中最大的一笔发生在1968年1月7日,两大卡车运着价值约7500万美元的黄金送上一架波音707飞机直飞香港,然后通过铁路、飞机运至北京。
因为这笔交易是以美元进行的,所以欧洲央行从美国的黄金储备中提取黄金。据美国情报机构分析,中共所持美元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获取:一是鸦片交易,二是参加越战的驻远东地区美军在当地购买补给的开支有部分通过第三方落入中共之手。
令银行界人士怀疑的是中共买进黄金的时机问题,有人回忆起朝鲜战争前中共抛售美元、英镑大笔购进黄金的事情,而且近年来中共一般在每年这个时间点抛售黄金以获取美元来支付从加拿大购买的小麦,为何现在却卖美元买黄金呢?



2018年1月30日星期二

1968.1.30英国驻华代办点评上海、北京两场公判大会

据文汇报消息,1968年1月24日上海召开公判大会,判处19人,其中国民党特务集团首犯应功九和抢劫杀人犯赵景普被判死刑,反革命陈志中被判死缓。
据北京日报消息,1968年1月28日北京召开公判大会,判处11人,其中两名杀人犯被判死刑,两名拦路抢劫的中学生被判刑。
这两场大会都有电视实况转播。
英国代办注意到上海和北京市领导在公判大会上都特别批判了“派性”,称这是坏人渗透到群众组织尤其是领导层干坏事,认为这表明中共领导层对难以控制住的派性斗争感到忧虑,不利于大联合的实现。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21/13

附1:文汇报关于公判的报道原文

 大力加强群众专政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上海昨举行公判大会严惩反革命
市革委会领导成员作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要高度警惕敌人利用派性制造分
裂,破坏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
1968125日,文汇报,第3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和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革命广场联合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罪犯公判大会”。会上,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了蒋匪特务集团首犯应功九、抢劫杀人犯赵景普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反革命分子陈志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判处对抗“六·六”通令,搞打、砸、抢、抄、抓的江犯崇田十年徒刑;并判处其他
十五名罪犯以徒刑。这一判决,得到了会场内外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坚决拥护。这次公判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出上海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维护革命新秩序的坚强决心,充分显示了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上海和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那些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流氓阿飞、投机倒把分子,以及美帝、苏修、日本特务等,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破
坏活动。
他强调指出:煽动派性、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少数头头的私心杂念,制造分裂,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是当前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恶毒手段。敌人的这一手,既阴险,危害也最严重。我们每一个革命派战士,都要进一步“斗私,批修”,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严格遵守中央“六·六”通令,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善于识别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大力加强群众专政,严惩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本市部分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表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力加强群众专政,严厉镇压反革命,坚决打击流氓阿飞、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维护革命新秩序,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努力。
大会在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歌声中胜利结束。
大会结束以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反革命犯应功九和抢劫杀人犯赵景普,当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这时会场内外长时间口号声不绝,无不拍手称快。

附2:南华早报1968年2月4日刊登法新社自台北就这两起公判大会发出的报道,法新社引述莫斯科之声消息,注意到春节前多个地方均有此类公判大会的消息。(按:中共有在各节日前杀人庆祝的传统)
MAO'S OPPONENTS EXECUTED: TAIPEI, FEB. 3

South China Sunday Post - Herald (1950-1972); Feb 4, 1968


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

1968.1.29英国外交官评新华社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治疗癌症的报道


1968.1.25新华社发出一条英文报道(编号:012410),介绍用毛泽东思想治癌症的病例。文章说关键并非发现了某种新药或治疗办法,而是这位年轻的病人在毛泽东著作鼓舞下勇于面对。当然,文章也承认医生对病人做了6个半小时的手术,还使用了X光,到现在为止病人尚未完全康复。
英国驻华外交官P.J. Weston把这条报道和《文汇报》1968.1.6所发关于上海医院文革的文章联系起来,文中特别批判了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教育文化卫生工作), 因为杨说过“医院责任很重,如果在医院里开展文革,一不小心就会有病人死在医生手里”。外交官感叹到如果这种普通常识继续被视为政治异端而批判的话,这样下去,中国还能有多少医生有能力做6个半小时的癌症手术。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21/13

附录: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

报告中央:

  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现将我们最近检查的部分有关报刊书籍中发现的问题报告如下:
 
  (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
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

  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

  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
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

  (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同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在群众中”一书,选用了这篇文章。1958年8月“宣教动态”第九十一期,曾指出这篇文章是“客里空”的假报道,当时全国妇联也给各省、市委宣传部发了通知。1960年5月“内蒙古妇女”杂志刊登的“毛主席关于妇女运动的语录”,仍然摘录了这篇文章的内容。去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七版的一篇“永远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一文又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

  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当否,请予批示。

  中央宣传部 
  1961年2月23日

出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2018年1月28日星期日

1968.1.28 南华早报:北京的囚徒、中国春节、中共对朝鲜劫持美国船只保持沉默

South China Sunday Post - Herald  ; Jan 28, 1968;

China's silence on the Korean crisis: EYE ON CHINA Too busy to fight?
by "China Watcher"
南早的中国观察员分析中共为何对朝鲜劫持美国“普韦布洛号”船只事件保持沉默,当时事发已6天,全球各大媒体对此事密切关注,担忧美国对朝鲜武力升级,而中国却迟迟不表态,令人疑虑。

and in Peking
CHINA WATCHER
关于春节,南早注意到中共在港势力加大对回乡过年的宣传,所开放城市除广东外还远及北方的沈阳、大连、天津、青岛,中共在港“中国旅行社”外排队办手续的人很多。


The Prisoner of Beijing
这篇报道是讲路透社驻华记者格雷(英国人)被中共软禁在北京的情况。

2018年1月27日星期六

1968.1.27张北县革委会报告开会贯彻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情况

1967.12.4中共中央发出(67)第371号文件,即《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河北省张北县革委会1968.1.19至1.25召集公社干部会议,传达这个指示并讨论如何执行。对农村文革的《指示》全文在文革大环境下一点都不激进,相当保守,肯定农村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一般不搞夺权,对自留地制度不要动,这和城市文革大批打倒干部的倾向明显不同。




出处:张北县档案馆

附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12.04;中发 [67] 371 号

(一)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农村中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严重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二)今冬明春农村基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继续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即十条的原则进行。斗争的矛头要始终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派工作组去指手划脚,学生、工人、市镇居民、机关干部,都不要去串联。农民也不要进城串联。必要时,可由人民解放军组织少而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三)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等单位,要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大社员、干部和民兵都要参加学习。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进行正面教育。要深入地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最大的走资派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桃园经验”等等反动谬论,他们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阴谋,以及他们进行的其他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揭深,批臭。同时,要把学习班内的学习,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
(四)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学大寨的经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集体经济。要节约闹革命。要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反对分田到户,反对闹单干。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
(五)在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解决县、社两级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问题,组成县、社的革命领导班子,以更好地领导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用改选领导班子的方式解决。应当肯定,农村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六)革命群众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地、富、反、坏、右分子反攻倒算,不准他们在群众中造谣挑拨和破坏。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的地区,必须把领导权夺到以贫农、下中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来。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坚持文斗,防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坏人挑动武斗,挑动群众斗群众。
(七)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根据这两个文件进行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必须肯定。四清运动遗留的某些问题,可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解决。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五集)》, 北京:1968年1月
转自: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2018年1月26日星期五

1968.1.26上海处理同济建筑系反动毕业生杨兴发


按:本件档案3页,第1页是上海市革委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允许同济毕业生杨兴发毕业并分配工作”的批复,而同济大学此前决定对杨“暂不毕业,留待(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处理”。值得注意的是毕业生工作委员会的两条讨论意见(第2页)中关于杨的材料都没有出现在同济大学报上来的处分意见书中(第3页),比如说杨对抄家对象的女儿表示爱慕之心,杨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早有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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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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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六六年毕业生杨兴发处理意见的批复
沪革毕(68)字第39

同济大学革委会:
你校(67)革组外发字第25号文收悉。六六年毕业生杨兴发犯有严重错误,但根据其错误情节,还不属于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情节严重、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者。同时,经群众批判、帮助,杨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一定认识,态度较好。经研究,同意给以毕业分配工作。希学校进一步加强对杨兴发的教育、帮助,提高其阶级觉悟,更好为人民服务。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委员会(印)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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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   杨兴发
       主要问题  1. 在红卫兵小将抄“亨德利钟表店”老板家(杨也在抄了)后,杨写给那家的资产阶级小姐,同情她处境,骂红卫兵一伙的行动使他“只能气愤”,还向她表示爱慕之心。这实际上就是出卖了革命小将的行动。
                 2. 在困难时期讲过一些错误言论。但有的不能算他帐,如他讲过“高价商品倒霉的是农民”,“提倡驯服工具论的人该枪毙”等。
   
我们意见        本人有严重错误,但能认真,较深刻的检查,故可以从宽处理,拟给予适当行政处分后,准予毕业分配工作。
                                 68.1.10
                                         孙勇、丁镛发

大组意见        对杨加强阶级教育,分配其工作。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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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67)革组外发字第25
   
杨兴发,男,28岁,出身贫农,上海宝山县人,1960年入我校学习,现为本校建筑系建筑学专业1966届毕业班级学生。
杨兴发在校期间,一贯表现落后,不求上进,以至发展政治上散布很多错误言论,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主要错误表现是:
当有人谈起反右斗争时,杨说:“现在愿意给谁戴上右派帽子,就给谁戴上……”。还说:“现在(政府)对待犯人同国民党一样,也实行法西斯的刑法,老虎凳字等,事后还叫人不敢说,如有人说了,右派帽子就要给你戴上……”。当有人反驳他的错误言论时,他则讽刺说:“社会主义吗!有党的领导嘛!不会出现哟!没有哟!”他还污蔑说:“我们行知中学有个校长,是四川人,一个教师在他的碗里放了一颗辣椒,校长就发脾气说,你侮辱校长,就是侮辱党,你就是反党,结果就给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当学校吃山芋干时,杨说:“山芋干不吃,就是违反党的政策,违反党的领导,你就是右派。”
1962年,有人讲大学要精简,同学要回家,杨讲:“我退学回去第一个退出人民公社”。据社员揭发,其母亲讲:“伲兴发讲苏联还有单干呢”。
当蒋匪窜犯大陆时,杨在家里宣扬说:“有了钞票没有什么用处了,还不如买点吃的用的,吃掉用掉的好。”其母则在社员中大肆宣扬,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杨认为报纸报道的信息是假的,他说:“58年亩产万斤是吹牛,头脑发热”。说:“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炼了堆废铁,像毛球。”还说:“我们还给苏联的猪肉,苏联不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猪是人粪养的。”“我的眼睛本来是明亮的,但是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根据上述,学校决定,给予杨兴发作暂不毕业留在运动后期处理。当否,

出处:上海B105-4-284





2018年1月24日星期三

1968.1.25清华《井冈山》:斗争美国间谍和派遣特务大会

1968.1.25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办《井冈山》第112、113期合刊
第一版:1.井冈山广播台、井冈山前哨广播台供稿《用毛泽东思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大军——记工总司革战团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下转第四版);2.本报讯《我兵团政治部决定,坚决响应市革委会号召大检查大总结大提高,大立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学风,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二版:本报通讯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好!记联合举办两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
第三版:1.“追穷寇战团”、“打落水狗”《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支毒箭》;2.《立此存照》;3.《革命群众说“打得好”》;4.(上接第七版)《“为生存而斗争”是蒋家王朝复灭前的回光返照》
第四版:1.《蒋刘反党集团心腹死党、第二套班子头面人物(简介)》;2.(上接第一版)《记工总司革战团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第五版:1.坚决肃清美蒋苏修日本特务——我校召开斗争美国间谍费多瑞、美国派遣特务谢毓章、特务分子程耀椿大会》;2.短评《提高警惕肃清敌特》;3.“血战旧清华战团”等《蒋刘反党集团第二套班子在哪儿》(下转第七版)
第六版:1.“斗蒋兵团”、“九六支队”、“八五支队”《“为生存而斗争”是蒋家王朝复灭前的回光返照》(下转第七版);2. (上接第八版)《清华“桃园”里的罗征启》
第七版:1.(上接第五版)《蒋刘反党集团第二套班子在哪儿》;2. (上接第六版)《“为生存而斗争”是蒋家王朝复灭前的回光返照》(下转第三版)

第八版:1. 工总司、红二团等《清华“桃园”里的罗征启》(下转第6版)

按:除第一版文字基本是套话空话以外,另外7版都是实打实、火药味极浓的指名道姓斗争性文章,很有看头。最荒唐的就是第5版刊登所谓斗争美国间谍、特务的文章。老化学家程耀椿的养父是孙中山的战友,1895年出生的程在1919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结婚娶了康奈尔大学肄业的美国人费多瑞。1931年程回到中国,历任多所知名大学教授。程有两子一女,1949后程、大儿子、女儿待在中国,小儿子在美国。1959年清华校长蒋南翔承担政治风险将程从华东理工学院调任清华大学,当时蒋就说“程的老婆是美国人没关系,我们连这一点气魄也没有?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她消化掉。”其实,程回到清华时就已经64岁,不活跃了,在文革前基本上就是赋闲,文革开始时也没有收到冲击。问题是费多瑞1964年离开中国后,竟然又于1966年3月回到中国(传言说费多方申请签证未得,在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时她去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申请签证才拿到),文革时已年逾7旬深居简出的程教授却积极出门看大字报了解情况,这就被中共安全部门盯上,怀疑费是通过丈夫收集文革情报。安全部门不便直接抄家,就让清华红卫兵出面把人带走押给警察(所以《井冈山》的报道中说是配合公安机关)。报道中荒唐的把康奈尔大学称为“美国特务学校”、“美帝国主义的间谍情报机关”。(本段参考某清华学生的回忆《清华往事——程耀椿教授的文革一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ff3d3010005mg.html
《井冈山》的报道还提到另外一位所谓派遣特务谢毓章,称谢从清华实验化学厂(搞核能实验)窃取原子弹情报。报道还虚张声势的说清华肯定还有隐藏的苏修特务,因为学校发生武斗后,苏联电台立刻就广播了。靠,看来苏联人的情报还是有可信的嘛。








2018年1月23日星期二

1968.1.24中英贸易协会送给英国外交部上年的年度报告

1967年度是中共国与英国外交关系最糟糕的一年,连英国驻华代办处都被火烧了,香港差点被中共接管。但是中共从英国的进口却比去年增加了近20%,当然并不意外的是受大乱影响,中共对英出口下降不到9%,进出口相加中英外贸总额比1966年还多了3百万英镑。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21/98

1968.1.24合肥召开街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验交流会的情况

城市街道居民不同于单位里上班的人,一般是老弱妇孺留在家里,军官当局抽不出人手专门给TA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让民众自定时间、自拟内容、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变成搞笑式的“人人是教员有是学员”。当官的担心是居民文化低、骨干少、军队不派人管而办不好,民众则想“老了学习有啥用,做饭看孩子学不学毛思想关系不大,忙家务没时间学”。有位大妈被骚扰了12次,才终于参加学习班。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31-009

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

1968.1.23英国人获悉月前周恩来谈缓和外交政策的讲话

英国人获得一份据称是1967年12月12日周恩来对外事口干部的讲话,周明显降低调门,提到毛泽东对刚果总理就中国外交官的激进做法道歉,周说外交干部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外国人,国际交往中的规范还是要遵守,毕竟大多数外国还是帝、修、反国家而非左派国家。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21/13

1968.1.22英国外交官分享中山大学某英国籍教师对中大文革的回顾

这份报告是该教师首先交给《金融时报》远东记者Charles Smith希望发表的,但记者不知如何处理,就转交给英国外交部C. Wilson。
Wilson说虽然这位匿名教师很同情文革目标,但他对文革的描述还是客观公正的,与英国政府之前了解的情况符合。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21/13

1968.1.22苏联总理柯西金与到访的英国首相谈中国问题



1968.1.22苏联总理与到访的英国首相谈中国问题

按:1968年初英国首相威尔逊(Harold Wilson)到访苏联,苏联总理柯西金到莫斯科机场迎接。在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威尔逊向柯西金提议在私下会谈中多讨论一下中国问题。柯氏说中苏关系没什么变化,在政治经济上很复杂。威氏说据悉中苏贸易规模小、范围窄,柯氏说苏联主要卖给中国少量轧钢、非铁类金属和机械,规模是以前的1/8而已,中国想买航空电子设备及类似先进设备,但苏联不卖。
威氏就此谈起贸易禁运,说他打算放松对苏禁运,加强对中禁运,毕竟苏联技术发达,对西方战略物资没有迫切需要。威问柯氏觉得在哪方面英苏贸易可以增加,又应该在哪方面加强对中国禁运。柯西金说中国同日本贸易在增加,虽然由于内部问题中国现在拿不出什么物资卖给日本。中方在农业上的麻烦较小,还声称军事实力不强,但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还没说出什么东西,车就到达宾馆了。
1968年初威尔逊出访很多,重要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促成越南与美国和谈。中国和苏联分别是越南的两个最大支持者,中国反对和谈,而苏联支持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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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AND MR. KOSYGIN IN THE CAR FROM MOSCOW AIRPORT AT 15.00   HOURS. MONDAY, JANUARY 22,  1968    
China and the Strategic Embargo
After agreeing with Mr. Kosygin on the possibility of both formal and private talks, the main subjects which needed to be discussed at formal meetings (Vietnam, European security, the Middle East, and bilateral question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on the Soviet side (Messrs. Gromyko, Kirillin, Patolichev, Polyansky and the Soviet Ambassador)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it would no doubt be useful if they could also have some more private exchanges abou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as they had done last February. He would particularly like to exchange views about China with Mr. Kosygin.
     Mr. Kosygin said that Soviet relations with China had not greatly changed: they were still very complicated, both in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ense.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that he understood that Soviet trade with China was very small, and conducted within very narrow limits. Mr. Kosygin said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supplying China with rolled steel and non-ferrous metals and machine tools, but their trade had dropped to one-eighth of its former total: it was now minimal. They were refusing to supply the Chinese with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in the avionics and other similar fields much though the Chinese wanted them.
The Prime Minister recalled his earlier exchanges with Mr. Kosygin about the strategic embargo. It was no longer reasonable to apply the same kind of limitations to the Soviet Union as to China; he himself favoured a liberalisation wi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ighter controls in regard to China. Moreover, Soviet technology was now so advanced that they no longer had such urgent need of Western strategic goods. This was, of course, a question in which our Allies were also involved, but he was consid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taking certain initiatives. He asked for Mr. Kosygin’s views on the areas in which trade with the Soviet Union might be increased; and about areas in which controls over trade with China could be tightened.
Mr. Kosygin took note of this. He said that the Chinese were trading increasingly with the Japanese. But their problem was that, because of their internal economic failures, they had few goods to sell. In reply to questions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he said that the Chinese troubles had had less effect on agriculture. Chinese treatment of Soviet diplomats had returned to normal. The Soviet Government only had a Charge d'Affaires in Peking, as the Chinese did in Moscow.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position was that they had no real military strength; but the unexpected could happen.
The Prime Minister agreed. He added that he thought that the world situation had worsened in a number of respects since he and Mr. Kosygin had met year ago. This gave a special importance to their forthcoming discussions. ……   
At this point the car drew up at the Dacha.

Distribution. (Secret and Personal)
Foreign Secretary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Sir Burke Trend
January 30. 1968.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 2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