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合肥市委将压制、打击报复信访视作“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犯法行为”，可这种压制、打击现象完全是由中共安徽省委先搞起来的，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可以预料这样一纸内容空洞的通知完全不足以消除打击报复现象。根据1966.7.7合肥一中工作组收集上报的《关于刘秀山女儿刘晓林、刘晓黎、刘晓淮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情况》，刘晓林说过“現在省委和曾希圣在的省委一样，写給中央的信都被扣下去了”，刘晓黎说过“我父亲写了很多信给中央，中央没有收到，是被省委扣下来。现在写信都要经过几处转，写到工学院一一上海一一北大一一中央”。
刘秀山是安徽省文革中的焦点人物，简介如下：刘1913年出生于湖北营山县，自1939年后即在安徽参加共产党革命，1949年后主持安徽民政工作。后任治淮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其性格耿直，因批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漠视人民疾苦、不听取下级批评而于1955年6月被捕，后竟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62年曾希圣下台后，刘秀山才出狱平反，后被安排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正如刘秀山女儿所述，刘出狱后一直在医院养病，直到1966年5月14日才出来工作。刘在养病期间曾依据自己参加共产革命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在大别山上》，虽未获出版，但已在小范围内流传开。这本书在文革初期就被中共安徽省委定为大毒草，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刘被李葆华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刘秀山和程明远（时任安徽省林业厅厅长）被视作安徽造反派两大派系之一的“P派”（“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的幕后黑手，1967年周恩来、张春桥、尤其是江青多次点名说刘是坏人，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以致于刘再度入狱，最终惨死于狱中（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一说1970年，一说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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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合肥市委文件
(66) 052
长丰县委，市属各区委，市委各部委，各党委、党組，总支、支部：
向上級机关直至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和揭发問题，这是我国人民的民主权利，在党章和宪法上均有明文規定，任何人必須严格遵守，不得違犯。据最近来信来訪人反映，有些单位領导对向上級党委来信来訪，竟加以干涉和刁难，甚至扣压信件，乱加罪名，进行打击报复。如情况属实，这是一种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犯法行为，是絕对不能允許的。
各級党組織接此通知后，在全体委員中立即討論一次，对本单位是否发生有干涉、扣留信件、电报和打击反映情况人的事件，应认真檢查，如有上述情节，要立即查明情况进行严肃处理，切实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并将檢查情况迅速书面报告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03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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