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面材料所展示的，中共大兴株连之风，如果学生在学校出了问题就“在机关搞学生家长”，如果家长在机关出了问题就“在学校搞父亲被斗的同学”， 真是丑陋之极。
文中人物简介：
曾希圣，1952年1月至1962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是安徽省内大饥荒的罪魁祸首，1965年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被批斗，但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保护被转移到北京，居住于京西宾馆，1968年7月病故于301医院。
李葆华，1962年2月接替下台的曾希圣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被打倒，1973年复出。
刘秀山，安徽省文革中的焦点人物。刘1913年出生于湖北营山县，但其参加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地点是在安徽，1949年后主持安徽民政工作，后任治淮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其性格耿直，因批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漠视人民疾苦、不听取下级批评而于1955年6月被捕，后竟被判处无期徒刑。直至1962年曾希圣下台后，刘秀山才出狱平反，后被安排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正如刘秀山女儿所述，刘出狱后一直在医院养病，直到1966年5月14日才出来工作。刘在养病期间曾依据自己参加共产革命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在大别山上》，虽未获出版，但已在小范围内流传开。这本书在文革初期就被中共安徽省委定为大毒草，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刘被李葆华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刘秀山和程明远（时任安徽省林业厅厅长）被视作安徽造反派两大派系之一的“P派”（“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的屁派，又称P派）的幕后黑手，1967年周恩来、张春桥、尤其是江青多次点名说刘是坏人，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以致于刘再度入狱，最终惨死于狱中（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一说1970年，一说1971年）。
李凡夫，原名郑锡祥，1906年生，1958年11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安徽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因向曾希圣揭发农村饥荒问题而被撤职。1962年2月李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62年4月至1963年5月任中共安徽省委调查研究室室主任，1964年9月改任安徽省副省长，1966年2月兼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1966年6月初中共安徽省委批判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并撤销其安徽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职务。7月4日《安徽日报》发表高启文的《彻底揭露李凡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并由安徽省电台广播这篇文章，重点批判李的《革命的世界观与道德观》一书。1978年后李先后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因长期患病，后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休养。1990年去世。
李世农，原名王者俊，1911年生于河北巨鹿。1952年5月至1953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1952年10月至1954年10月），1954年4月至1958年1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主管政法工作，1955年11月兼任中共安徽省委监委书记。1958年1月中共安徽省委一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将李世农、杨效椿定为“右派反党集团”，两人均被开除党籍。李的夫人江音时任安徽省人事局副局长也被打为右派，开除中共党籍。在接受审查后，1959年7月李世农、江音夫妇被发配到歙县商业局沙溪饲养场监督劳动。1961年12月被摘掉右派帽子，安排为寿西湖农场副场长。1962年6月20日在中共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平反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4月兼任中共安徽省委秘书长，5月兼任省直机关委员会书记，但到9月就因病休息，1964年8月免去秘书长兼职。1964年患脑溢血，虽经抢救保命，但已无法正常工作。1 978年10月至1983年3月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委第一书记、省委顾问。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筹）主任。1985年5月离休，2006年去世。（参见《董忠义：“李世农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杨效椿，1911年出生于山西万荣县。杨在安徽官场也算是个传奇人物，1958年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时被曾希圣打为“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划为右派分子，5月被发配宣城县周王农场监督劳动。大饥荒后被允许返回合肥治病，后分到安徽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1961年2月复出任安徽省重工业厅副厅长至1962年7月，1962年曾希圣下台后，杨在5月18日中共安徽省委一届第十二次全会上被平反。因声望卓著在1963年中共安徽省第二次党代会上竟被公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1965年10月，杨效椿调任中共合肥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6月合肥市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时杨兼任组长，文革中杨再次被打倒，但1968年安徽省革委会成立时被结合为副主任，成为安徽最早复出的两位省级干部之一。1976年10月3日杨因病去世，他曾说“反右让我少活了20年，文革让我少活了10年。”（见董忠义《杨效椿：从大右派到省革委会副主任》，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有意思的是1958年李世农、杨效椿的罪名之一就是他们企图为刘秀山翻案，1962年曾希圣下台后，李、杨、刘都获得平反。但到1966年文革时，同和刘秀山在医院养病的李世农不敢支持刘秀山揭发问题，而杨效椿则主持中共合肥市委批判刘秀山的所谓反革命行为。
江声，李世农的妻弟，1966年6月《安徽日报》总编欧元方被批判后，江声任代理总编。
李葆华主政安徽后，一批原来受到曾希圣打击的官员被平反重用，而一批原来受曾重用的官员则落马或调任，这对文革中安徽省官员的派系分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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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合肥市委员会用笺
省委：
现将三中工作组报来的闻杰等人的儿子破坏文化大革命情况、一中工作组报来的刘秀山三个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两分材料报上，请阅。
中共合肥市委
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
（印）中国共产党合肥市委员会
关于以聞魯生、張立仁等为首
破坏三中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
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市委：
我們进校以来，发現以闻魯生（重工业厅化工研究所所长闻杰之子）、張立仁（省水电厅办公室付主任张先荣之子，四清中定張先荣为貪污分子，已报請撤銷现职）、桂冀生（省民政厅厅长桂俊亭之子）等一批學生有計划、有组织地进行一系列的破坏话动，其中一部分如方敏文（安大付校長方向明之子）、儲德昊（省人委付秘书长储道政之子）、吳克强（吴觉之子，现随姑父李广涛生活）等经过运动教育和家长批評已觉悟过来，但闻鲁生、張立仁等在刘秀山、聞杰亲自指揮下，多方进行破坏活动，表示決心要干到底，气焰十分囂張。現将他們的破坏活动概述如下：
一、任意开“斗争会”。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工作组正在召开全校教师会议，进行思想动員。高中部学生以聞魯生、張立仁、桂冀生等为首，带領一批学生把高中教师許振轩（党員、教研组长，有些錯誤）叫出，推倒大院中围着“斗爭”，貭问他在大字报中为什么要写“莫宇麟（教师）从初三到高三都埋下了一批暗线，上下串連，八方呼应……”？强行要許立即交出这批暗线的名单，并呼喊“如許不交出黑名单，就要打！”。工作组立即赶去劝阻，指出：这样做是错誤的，大家可以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許振轩的问題，不能任意“斗爭”，但他們不听，一直鬧到傍晚才散开。晚上九时，聞魯生、張立仁等又带領一批学生到許家去哄鬧，将許从宿舍推出“斗爭”，工作组负责同志反复耐心地向他們讲解政策，他們又同工作组纠缠了两个多小时，因为首的这几名学生溜走，其他同学才逐漸散去。
二、貼大字报辱駡工作组，提出要工作组“滾蛋”。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聞鲁生、張立仁、桂冀生等以“革命左派学生”名义貼出許多大字报，攻击工作組。有次，他們气势洶洶地把一批大字报貼到工作组办公室和窗子上，公然声称：“工作组是保皇派，保皇党，是反革命，要市委工作组滚蛋”等等，还誣蔑工作組负责同志說：“徐方兴在三中横行霸道，以团結为名，行盖三中阶级斗爭之实，以文化革命为名，对工农子弟进行殘酷斗爭，无情打击！偏护保皇派，打击革命左派！”他們在貼出的給工作组一封信中叫嚣說：“我們不怕孤立，不怕分化，愿作光荣孤立，坚决不与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同流合污……。我們三人愿意作好一切准备，应付一切不可予測的后果。”
三、对工作组暗中“盯梢”，并以录音机偷录工作组报告。从工作組进校后，他們即布置一些人“盯梢”，收集工作粗的言行，偷听外面給工作组打来的电話，准备“砲弹”。桂冀生还利用学校在市体委借来一套录音机，暗中把教育局付局长郭剛和工作组的报告、讲話都录下来，作为“分析批判”的材料。
四、反对工作组領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闻鲁生多次說：“三中文化大革命要听我們指揮”，并质問工作组：“你们站在那一边？”我們說：“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派的一边。”闻說：“你們是保皇派，我們根本不相信你們。”工作组根据中央批转北大九期简报精神，于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召开了全校师生員工大会，着重分析前一阶段运动情况和存在的問題，进一步交待政策。会后出了四个討論题，布置各班同学和教职員工結合学习文件，展开討論。聞、張、桂等又在同学中散布說：“今天这个报告百分之五十是反党的，百分之五十是重复第一次的讲話”，“討論题矛头是針对同学的”。在他們的影响下，全校26个班级就有5个班级没有討論。七月一日晚，我们召开学生积极分子会议，他們又在学生中煽动說：“工作组召开的是一次秘密的黑会”。七月四日，我們根据多数同学的要求，组織大家去省文联、重工业厅看刘、聞二人大字报，他們又指派章小腾（原工学院付院长章嘉乐之子，章嘉乐因犯腐化錯誤，于六五年撤职、开除党籍）、裴世娟（本校民盟成員教师裴正勳之女）、刘成（市教育局人事科长刘家俊之弟）等，先后带两批同学到工作组办公室质問“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组織大家去看刘秀山、闻杰的大字报？用意何在？你們是否予料会产生什么后果？”章小騰、裴世娟还狂妄地說：“我們不看刘秀山、闻杰的大字报，要看楊效椿的大字报。”
五、吹嘘反党分子刘秀山如何正确，攻击市委领导同志。七月四日，闻魯生等三人貼出一張题为《刘秀山同志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忠誠战士》的大字报，长篇大論地吹噓刘秀山是第一个揭露李凡夫的，如何如何正确，誹謗市委領导是“修正主义”。又在一張題为《质問市委书記楊效椿》的大字报中，公然声称：“为什么封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凡夫下台的消息？为什么派徐方兴为首的工作组来我校打击左派学生？……”。还在一张题为《井告楊效椿》的大字报中，叫囂說：“楊效椿，你竟敢打电话给学生的落后家长，肆意破坏我校文化大革命……。正告你們，你們未来的下場也决不会比前北京市委的下場更好！”等等。
六、多次聚会讲演，造謠誣蔑，制造思想混乱。从六月二十八日以来，闻魯生、张立仁等曾多次在本校大院中、音乐教室內和課堂上聚集同学讲演，大肆造謠誣蔑，煽动群众，反对省、市委領导，制造思想混乱。聞魯生說：“江青同志給刘秀山打了保票，說他没有问題，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要和他們干到底”，“安徽日报批判李凡夫的社論是一棵大毒草，是真包庇，假批判。他們写这篇社論是被迫的，因为有些人写信到中央，受了中央的压力，迫不得已才批判李凡夫。你們要写也可以，写到中央文化革命办公室江青同志收”，又說：“李凡夫和邓拓一样，邓拓放了那么多毒，是誰开給他的营业执照的？他的后台老板是誰？郡么我們現在要问：是誰发給安徽日报、江淮評論的营业执照的？”还說：“我父亲被全省通报，我在学校被搞臭了，全市通报，我感到无限光荣，无比驕傲。”張立仁竟对省、市委和工作组領导同志进行人身攻击，造謠誣蔑說：“工作组不是党派来的。李葆华是修正主义，楊效椿是老修正主义，派地主分子徐方兴来我校进行破坏活动的，在机关搞学生家长，在学校搞父亲被斗的同学，是来斩草除根的”。又說：“徐方兴是地主分子，是熊家圩子的头子。抗日时期，桂厅长带人进了他家，用枪頂着他，徐吓得跪到地下……后来日本人知道，徐才吓得参加革命。現在桂厅长正找他呢！”等等。七月四日下午，张立仁还故意当着一些同学面打电话对聞魯生说：“市委摊子烂掉了，楊效椿下台了。
七、到六中貼大字报，呼吁求援。当他們这些反动言行在本校受到大多数革命同学的譴責和反击，感到“市場越来越小，因而就到校外去活动。七月五日上午，在他們的策划、指使下，由章小騰、罗时策（原教师罗会华之子，肃反时定罗会华为反革命分子，五七年划为右派，現仍在劳教，其母是右派分子），徐和平（京剧团演員徐剑鳌之子，六四年曾因强姦女同学，被公安局拘留过）等十二个同学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去合肥六中，不通过该校領导，擅自贴到該校教学大楼內，内容是宣揚三中工作组是修正主义，呼吁六中同学支持，把工作组的“后台老板”揪出来，并到九中等校进行活动，他們企图煽动外校一些落后学生联合反对工作组和市委領导。有的同学还反映說：他們已写信去华东、中央，并筹款准备到中央去告状。
从上述情况看来，为什么闻魯生、張立仁、桂冀生等这批学生的气焰会如此嚣張，猖狂到如此程度呢？我們从方敏文、儲德昊轉变后的交待中了解，主要是有刘秀山、闻杰等在幕后指使和撐腰。早在运动初期，即六月十一日前后，聞魯生、陈有洲（教师、重点分子）等就已研究决定，去找刘秀山。聞鲁生找到刘家，刘給他們三点“指示”：（1）要好好学习有关文件；（2）去质问楊效椿为什么封鎖李凡夫、欧远方等人撤职的消息；（3）你們去搞牛鬼蛇神，要搞就搞大的，搞小的没有意思，大的搞出来了，小的就跑不了。聞回来后就向他們作了傳达，他們都非常相信，也就照这样干了。現在，闻魯生、张立仁还經常直接到刘秀山家請求“指示”。他們从运动以来多次在闻家开会，有时闻杰还直接給他們策划和“指示”。有一次，学生黄建軍（运动中表現一般）随着闻鲁生、闻继宁（聞杰的二儿子）到聞家去，聞问其父說：“爸爸，方敏文叛变了。”闻杰大吃一惊，“啊！”叹了一声气，坐到沙发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因对黄建军不熟識、有怀疑，才說：“錯了就改嘛！”7月3日，本校高二（2）班女同学武明月、胡成杰（中間派）到聞杰家去，善意地对闻杰說：“闻魯生在运动中表現不好，因我們是阶级兄妹。向你回报一下，希你加以教育。”闻杰說：“我儿子做得对，我儿子没有錯，現在你們两人搞不清楚，以后你们就会清楚了。”此外，校內也有心怀不滿的教师陈有洲（地主家庭出身）、莫宇麟（伪职員家庭出身，其伯父是地主，土改时被斗爭自杀）整天和他們串連在一起，幕后出謀献策，全校絕大多数师生对这两人非常憤怒，已揭发出他两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綜上所述，闻魯生、张立仁、桂冀生等破坏三中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极端猖狂、极端恶毒的，已达到明目張胆的程度。目前，虽然受到全校革命学生的譴責和反击，但他們没有悔悟的表現，反而公然叫囂要坚决干下去，拼到底。他們向同学們表示：“我們三人准备坐牢，我們已做好一切准备，准备好墨水、紙張、毛选四卷、主席語录去坐牢，不胜利，死不瞑目。我們不会死的，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他們还說：“真理往往是属于少数人的……我們等着坐牢，几年后会有人替我們平反”。目前，他們虽然已逐漸孤立，但仍有三、四十个落后学生跟他們轉。我們将繼續坚决依靠左派师生，爭取团結、教育大多数，进一步把他們分化和孤立起来，对聞魯生等几个为首反动学生准备予以反击。
以上报告，妥否？請指示。
合肥三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1966年7月6日
关于刘秀山女儿刘晓林、刘晓黎、刘晓淮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情况
一、运动前和运动中的表现：
刘晓林在我校初三（4）班学习，三年来表现一貫不好，运动开始时，还能积极写大字报，自其父刘秀山的严重问题被揭发后，就消沉下来了，不认真学习文件，不写大字报，学习时间下棋，并在同学中散布不满言论，拉拢落后同学。
刘晓黎在初二（3）班学习，平时表现较好，并在本期入了团，运动开始时，尚能积极参加，其父问题被揭发后，便消沉下来。
刘晓淮在我校初一（2）班学习，一貫表现不好，运动一开始就不积极，不认真学习文件，不写大字报，在同学中散布不满言论。平时与落后同学倪白燕（左平小孩）、薛燕霞（薛云小孩）经常在一起。
二、散布的言论：
刘晓林的言论：
（1）对曲小平、周坚华同学说：“我父亲没有问题，过几天就会真相大白，你们那块人（曲小平父亲曲文玉在省文联工作）贴我家人的大字报了吧？是逼着人签名的”。
（2）对曲、周说：“有人到我家呼口号，肯定是江声带他们去呼的，江声最坏，44年才参加革命的，爬的那么快，江声实足是个大流氓，他们呼口号走时，有人向我妈妈打招呼，意思说不要误会，灰溜溜地走了”。
（3）对曲、周说：“中央都知道这件事，安徽阶级斗爭最复杂，安徽文化大革命搞的最那个……（意思是最糟）。
（4）对曲、周说：“中央只有三分之一是好的，不是毛主席和林彪早就搞政变了”、“我父亲不是不认識毛主席，不是不认識江青的”。
（5）对落后同学张传惠说：“現在省委和曾希圣在的省委一样，写給中央的信都被扣下去了”。
（6）对李爱玲同学说：“我父亲写給解放军报一封信，解放军报回信說我父亲是好的，要坚持斗争下去，中央支持我家”。并说：“李葆华、李世农、李任之有問题”。
刘晓黎散布的言论：
一、和同班同学姜亮炎、戴芸、胡白林、曾綱建说：
1、“省文联的几个人恨我爸爸，就拉攏一些胆小的人，強迫那些人在他們写的大字报上签名。先是在文联写，后来又在林业厅調查队写，现在省委、省人委到处都是，稻香楼还在广播里讲我爸爸怎么怎么坏。人家写我爸爸一万多張大字报，写我妈妈八百多張大字报，都没有一張大字报是真实的，都是绉的，喊一些大道理”。
2、“李葆华根本就不好，就是修正主义，要不怎么不给写李凡夫大字报，我爸爸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为什么不回信答复，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就是不相信安徽”。“省委就是不好，我跟他们讲不清，我才不写大字报呢？大权掌握在他們手里”。
3、“江声不好，有问题，要不改組《安徽日报》都没有出通知，江声是李抗美（李世农的儿子）媽媽的弟弟，李抗美爸爸媽媽都知道其中的一些事情，但他們胆小、怕事，不敢讲出来”。
4、为什么光相信写大字报的人，不相信里面有坏分子破坏呢？有革命的大字报，也有反革命的大字报”。
5、为什么到别人家去不要登記，到我家就要登記，我都气死了，我不登記”。
6、“有许多人看我爸爸平反了，都来巴結，现在看别人写我爸爸的大字报，就到处签名，我就不相信他們知道这些情况，我就可以说他們是机会主义”。
7、“我是共青团員，我了介我爸爸，如果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別人貼那么多大字报一定会惊慌失措的，但是我看我爸爸没有—点情绪，还是象以前那样乐观，照样学文件、学毛选”。
8、“你們不了解情况，我现在不跟你們讲，反正我們家里的人都晓得，总有一天会搞明白的，你們不要劝我了，你們讲我心里难过，心里烦”。
9、“文联要把我爸爸调到安大去当校长，他們就想在这个时候把我爸爸排挤掉，我爸爸说：“越是这个时候，我越要好好工作，”。
10、“有人批判我爸爸写的《大别山》是一株毒草，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他们怎么知道是一株大毒草呢？”
11、“我爸爸是有一些错误，但每个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我死都不会相信我爸爸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12、“我就说我爸爸好，他坐了八年牢，别人对他进行了许多刑罰，戴上胸镣，把他的肺都压坏了，只剩了三分之一，头发都被省委的人拉掉了，头都搞歪了，他要是反党分子，还能不屈服吗？从平反以后，他一直住在医院，只写了—本书还没有出版，5月14日才出院工作的，他能做什么坏事”。
二、6月30日下午同高三学生尹厚富、团支书万访玲、团支委陈锦华说：
1、我父亲拍电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回电报说：“再继续揭发（指揭发李凡夫及省委等材料），坚持斗争”。
2、“我父亲写了很多报告给李葆华，李不回信，我看省委就是有问题，李葆华就是修正主义”。
3、“我父亲写了很多信给中央，中央没有收到，是被省委扣下来。现在写信都要经过几处转，写到工学院一一上海一一北大一一中央”。
4、“中央要派工作组来安徽，北京已派来公安部队，要到省委、林业厅去看我父亲大字报，省委、林业厅听了这个消息慌了，并把大字报撕下来了”。
5、“我父亲写揭发李凡夫的稿子，送安徽日报未登，他在林业厅用打字机打好发出去。后来打字机被没牧了，我看他们没有权利没收”。
6、“我父亲住院时，李世农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李世农不要我父亲揭发李凡夫，李世农是胆小鬼。李抗美母亲（江音）和我母亲说，不要写李凡夫材料，他们都是怕事”。
7、“林业厅很多人写我父亲大字报是被迫的，到我家去喊口号的那些人有许多是受骗了，我看到有的人还流眼泪”。
8、“省委、省文联去六、七十人到我家打我父亲，喊口号，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打就是不对。他们没有权利搜我家，江声还说这些人是左派”。
9、“我父亲到省文联只参加了五次会，情况那能了解那样清楚，后来就贴我父亲大字报，把问题都归罪我父亲”。
10、“我母亲已做了被逮捕的准备，父亲的问题安徽没有权利逮捕”。
11、我父亲的问题你们不了介，我父亲曾被曾希圣关了八年监狱，在监狱里为了读毛选，绝食斗争了五天，我父亲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要是处在我这个家庭，你会怎样？我觉得我父亲不是反党，我父亲非常乐观，每天晚上在家叫我们学毛选，学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刘晓淮散布的言论：
刘秀山的間题被揭出来后，刘晓淮把班上的同学带到她家去玩，企图拉攏。
（1）刘晓淮对陈传侠（同班同学）说：“我父亲问我，说他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说，你不是。我父亲说，假如有人来揪我，你怎么办？我说，我就和他们拚”。
（2）“我父亲是革命的，李凡夫揪出来了，我父亲有功，是我父亲与他干的”。
（3）有次学习团章讲话时，刘晓淮说：“我父亲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父亲好，李葆华不一定好，我父亲是第一个站出来跟李凡夫干的，我父亲与曾希圣斗争好几年，我父亲的问题安徽不能解决，安徽省不能定我父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李葆华、李凡夫都是保皇派”。
注：以上材料是部分同学的反映，目前刘晓林等还在同学中继续散布，今后有关他们的言论，我們了解后再报。
合肥一中工作组
1966年7月5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029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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