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合肥市发生“急性传染性结合膜炎”(俗称“红眼病”)疫情,该市革委会紧急通知要求做好防治,所提4点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1.各级领导必须有专人负责,立刻进行大的发动宣传,让民众都知道防治的必要性和办法;
2.预防为主,列出若干卫生习惯和易传染地应该怎么做(理发店、浴池、公共场所等);
3.发现病人,就地隔离治疗;
4.及时报告疫情。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97-017
1971年7月合肥市发生“急性传染性结合膜炎”(俗称“红眼病”)疫情,该市革委会紧急通知要求做好防治,所提4点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1.各级领导必须有专人负责,立刻进行大的发动宣传,让民众都知道防治的必要性和办法;
2.预防为主,列出若干卫生习惯和易传染地应该怎么做(理发店、浴池、公共场所等);
3.发现病人,就地隔离治疗;
4.及时报告疫情。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97-017
中共各级向上汇报的格式是哪怕把自己吹得像朵花一样,但最后一定要“一分为二”写上一小点是怎么做得不好的。比如这份10页的文件,前9页都是中共庐江县委清查516办公室表功怎么把清查516推动深入,但第10页结尾还是用了半段空洞的42个字说了点不足“还有很大差距,对上级指示执行不够得力,对下面情况了解不够深入,运动发展不平衡,工作成效不显著”,然后立刻表决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出处:合肥档案馆, 002-08-0020-006
从中摘录3条如下,
1.访问资料获悉:1970年12月,北京附近共军曾举行原子弹战况下军事演习,演习科目为“核弹爆炸”、“核子放射尘检验”、“核子放射区消毒”、“核子爆炸后部队开始攻击至占领目标”,参演部队均配有特殊防核装备。
按:以前曾发现共军在核子作战下防卫性演训,这种攻击性演习还是新消息。
2.7月22日共匪驻港新华社副社长祁烽传达整肃陈伯达之罪行,包括指责陈在文革初期提倡“巴黎公社”造成极大纷扰,挑拨党军关系对立,指使造反派冲击驻华使馆破坏外交。
3.7月26日发现福建长乐共军的演习项目是“东海舰队围剿马祖、白犬供给线,将敌困死在海岛上。”查以前共军经常以金马为攻击演训目标,但意图围困实属首次发现。近来美国媚共,共军东海舰队作战船只数量大,确有以部分兵力阻挠台澎基地补给金马之可能性,近来共军扩建福州机场、海军舰只做远海活动。
出处:台湾国史馆,005-010202-00176-005
1971年7月16日中美同时发表公告(中方是新华社消息,美方是尼克松电视讲话)称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明年访华,公告一出世界震惊,自然中国人也感到奇怪怎么中共会接受骂了20多年的敌人来谈判。所以当合肥市革委会主任李全贵于7月26日到合肥下属的长丰县参加主题为“农业学大寨”的农业会议时,也感到有必要向干部们解释下这个问题,当然李的解释不是他个人想出来的,而是中共内部有传达。应该说李的解释相当部分是说的通的,那就是美方出于结束越战的外交和内政考虑有必要和中共谈判,而中共出于“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也可以接受对手来谈;当然,李在解释中美谈判和苏美谈判有何不同时,则纯属狡辩、嘴硬。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12-01-0082-005
1971年6月23日安徽清查516领导小组在芜湖市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安徽各地级单位到场,这期简报就是汇总各地贯彻这一会议的情况,大体来看无非是各地加派领导专人负责、增加办公机构或专案组人员。
出处: 合肥市档案馆,002-08-0021-015
1971年7月25日, 香港《星岛日报》发表本报讯,采访昨天结束一月访华行程从广州到达香港的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这个团是第一个到访中共国的美国学术团体,也是继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后第二批到达中共国的美国团体。在他们的一个月行程内曾集体会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人民日报对此亦发表消息。在行程末尾时,中共和美国同时公布尼克松将访华的消息,他们得以询问能接触到的中国人如何看待此事,中国人提到板门店和谈和华沙对话,说这不是中共第一次与美国官员会谈,他们还提到1945年重庆谈判,说与敌人会谈的原则亦适用于对待美国人。
出处: 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20-140704-0001-0130
1971.7.18,参考消息,第3版,《严家淦就尼克松将访华发表声明》
【中央社台北十六日电】行政院长严家淦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匪区事发表声明如下:
美总统尼克松宣布将于明年五月以前访问匪区,我们对此举深感诧异。我们深切了解共匪的阴谋与诈术。鉴于自由世界过去的痛苦经验,实不愿再见友邦被共匪所愚,造成远较中国大陆沦陷更为严重的悲剧。
事实证明,共匪从未改变其“反美帝”与”造这个世界的反”之狂妄目标。事实同样证明,任何民主国家欲借与共匪建立正常关系,以求改变其敌意与野心,不仅为不切实际之幻想,并且适足以助长其凶焰,加速招致民主国家自身被侵略被颠覆的危险。
今日共匪在外交运用上改变对美国的战略,采取笑脸攻势,实际上仍为“扩大与加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企图解除美国之精神武装,分化美国政府与人民之统一和谐以及美国与盟邦之间的团结合作,从而为共匪扫除对外侵略扩张与渗透颠覆的最大障碍而已。故美国欲谋世界之真正安全和平,必须认清敌友,明辨是非,激发道德勇气,加强对敌人之共同认识与共同行动。我们对光复大陆与抵抗外来的拂逆,有信心有决心,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动摇松懈,绝不接受任何压力而屈服于暴力或强权之下。
1971.7.19,参考消息,第1版,《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说中国交替使用两种策略》
【美联社东京十六日电】(记者:罗德里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致力于达到它的目标的工作中,交替使用战争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如果尼克松的访问成功的话,越南战争可能会结束——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如此。在福摩萨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缓和。亚洲和平前景将会光明起来。
但是,在今后的日子里中国很可能既有微笑的时候,也有皱眉头的时候。因为,新方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党采取妥协态度时应该开展一定的斗争。
1971.7.19,参考消息,第4版 ,《中国的看法是“国共谈判”的七一年翻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九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秋冈从北京发回的电讯,标题是《美中接近——中国的看法是“国共谈判”的七一年翻版》,副标题是《不使对方摆脱困境,完全吸取了一九四五年的“教训”》。摘要如下:
也可以邀请被中国称为美帝国主义头目的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如果斯诺引用的毛主席的这一谈话准确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似乎表明中国正在拿抗日战争以后的重庆谈判当时的形势作比较,研究今天的中美关系。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重庆同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谈判了四十三天。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回到延安以后在政治局作了重要报告。这篇报告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被指定为全国人民必读的学习文件。这篇报告怎样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形势结合呢?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外交人士也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今天感到它的意义终于清楚了。
毛主席在这篇报告中谈到为什么进行国共谈判的理由,说明了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破裂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情况。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强大;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第三是国际形势,外国广大人民对中国的反动势力不满,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形势分析同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五千万印度支那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所说的尼克松总统的困境有完全一致的地方。
中国人民在一九六九年这种时候重新学习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报告,也许是预计到中美关系到了转变的时期而再次作必要的准备。这篇报告中重要的是明知蒋总统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却敢于接受重庆谈判这样的事实。就是说,国民党方面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讲讲现实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也就采取以现实主义去谈判的姿态。
可以认为,现在采取的态度似乎和上述姿态是一样的,就是说一方面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丝毫不会改变的,但看情况也不妨同美国谈判。例如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中曾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尽管是在纸面上,但总算写进了《会谈纪要》。“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由于这个道理,毛主席认为谈判也是一种针锋相对。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谈判时要作若干的让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了改变,就准备同他们谈判。就是说党中央的态度是,革命的前途是遥远的,胜利要一步一步取得。这个逻辑难道同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无关吗?
不是没有关系的。看来好象是暗示只要尼克松总统用具体行动证明改变政策的姿态,中国就准备接近。
比中国代表权这个同联合国有直接关系的领域更加吸引人们兴趣的,可以说还是毛主席谈话背后的中国外交新方向。中国要对形成“越南战后”这种世界秩序拥有发言权的姿态是联合国外交官们特别注意的。
陈伯达自1970年8月初就没有再公开露面,外界早已猜测他下台。但这么具体的消息(贵州已开会传达批判陈)还是首次传出,消息提供者是一位20出头的贵州逃港者(66届高中生),他拒绝暴漏姓名,说消息是朋友告诉他的,而这位朋友是从在贵阳政府工作的熟人处得悉。不过这位逃港者误以为林彪是批陈的,甚至猜测黄永胜和周恩来一起出席活动的原因是林派黄监视周以找机会打掉周。
出处: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