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7.18，参考消息，第3版，《严家淦就尼克松将访华发表声明》
【中央社台北十六日电】行政院长严家淦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访问匪区事发表声明如下：
美总统尼克松宣布将于明年五月以前访问匪区，我们对此举深感诧异。我们深切了解共匪的阴谋与诈术。鉴于自由世界过去的痛苦经验，实不愿再见友邦被共匪所愚，造成远较中国大陆沦陷更为严重的悲剧。
事实证明，共匪从未改变其“反美帝”与”造这个世界的反”之狂妄目标。事实同样证明，任何民主国家欲借与共匪建立正常关系，以求改变其敌意与野心，不仅为不切实际之幻想，并且适足以助长其凶焰，加速招致民主国家自身被侵略被颠覆的危险。
今日共匪在外交运用上改变对美国的战略，采取笑脸攻势，实际上仍为“扩大与加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企图解除美国之精神武装，分化美国政府与人民之统一和谐以及美国与盟邦之间的团结合作，从而为共匪扫除对外侵略扩张与渗透颠覆的最大障碍而已。故美国欲谋世界之真正安全和平，必须认清敌友，明辨是非，激发道德勇气，加强对敌人之共同认识与共同行动。我们对光复大陆与抵抗外来的拂逆，有信心有决心，在任何情况之下决不动摇松懈，绝不接受任何压力而屈服于暴力或强权之下。
1971.7.19，参考消息，第1版，《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说中国交替使用两种策略》
【美联社东京十六日电】（记者：罗德里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致力于达到它的目标的工作中，交替使用战争和统一战线的策略。
如果尼克松的访问成功的话，越南战争可能会结束——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是如此。在福摩萨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缓和。亚洲和平前景将会光明起来。
但是，在今后的日子里中国很可能既有微笑的时候，也有皱眉头的时候。因为，新方针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党采取妥协态度时应该开展一定的斗争。
1971.7.19，参考消息，第4版 ，《中国的看法是“国共谈判”的七一年翻版》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九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秋冈从北京发回的电讯，标题是《美中接近——中国的看法是“国共谈判”的七一年翻版》，副标题是《不使对方摆脱困境，完全吸取了一九四五年的“教训”》。摘要如下：
也可以邀请被中国称为美帝国主义头目的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如果斯诺引用的毛主席的这一谈话准确的话，那就可以认为，这似乎表明中国正在拿抗日战争以后的重庆谈判当时的形势作比较，研究今天的中美关系。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重庆同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谈判了四十三天。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回到延安以后在政治局作了重要报告。这篇报告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被指定为全国人民必读的学习文件。这篇报告怎样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形势结合呢？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外交人士也感到迷惑不解。但是今天感到它的意义终于清楚了。
毛主席在这篇报告中谈到为什么进行国共谈判的理由，说明了国民党方面对谈判破裂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情况。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强大；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内战；第三是国际形势，外国广大人民对中国的反动势力不满，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形势分析同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五千万印度支那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中所说的尼克松总统的困境有完全一致的地方。
中国人民在一九六九年这种时候重新学习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关于重庆谈判》这篇报告，也许是预计到中美关系到了转变的时期而再次作必要的准备。这篇报告中重要的是明知蒋总统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却敢于接受重庆谈判这样的事实。就是说，国民党方面尽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要实现这个愿望，客观上还有很多困难，所以国民党不得不讲讲现实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也就采取以现实主义去谈判的姿态。
可以认为，现在采取的态度似乎和上述姿态是一样的，就是说一方面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丝毫不会改变的，但看情况也不妨同美国谈判。例如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中曾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反对的理由，尽管是在纸面上，但总算写进了《会谈纪要》。“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由于这个道理，毛主席认为谈判也是一种针锋相对。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谈判时要作若干的让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了改变，就准备同他们谈判。就是说党中央的态度是，革命的前途是遥远的，胜利要一步一步取得。这个逻辑难道同今天的中美关系完全无关吗？
不是没有关系的。看来好象是暗示只要尼克松总统用具体行动证明改变政策的姿态，中国就准备接近。
比中国代表权这个同联合国有直接关系的领域更加吸引人们兴趣的，可以说还是毛主席谈话背后的中国外交新方向。中国要对形成“越南战后”这种世界秩序拥有发言权的姿态是联合国外交官们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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