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主义学院，就是中共给那些非共党人士，比如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等等，灌输共产党理论和想法的地方。
文件中提到的盛康年是上海工商界和荣毅仁齐名的“小开”，其父大商人盛丕华在中共建政后即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直至去世（1949年11月至1961年初）。1957年反右运动中，荣毅仁和盛康年被打成“荣盛小集团”，只是经毛泽东干预后才侥幸未被打成右派。据说，此后盛就闷闷不乐，吃烂酒再加上原本就有胃病，最终在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年仅51岁。（见计泓赓，《荣毅仁与“荣盛小集团”的平反》，《百年潮》2006年第9期）
文件中记录的李宝森和伍蠡甫两人的说法很有意思。
李宝森（宏大橡胶厂经理）说大家只敢谈接受教育后对各类问题的正面认识（也就是官方传输的），而不容易“率直的谈出自己在某种问题上的原始思想”。李虽然指出不敢说的原因是“怕记账，怕抓辫子，怕挨整”，但也特意首先说这种现象是“资产阶级那种虚伪爱面子”的表现。
伍蠡甫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资深教授，反右运动中未受冲击，站出来支持共产党打击同系的大右派孙大雨教授。尽管如此，伍的日子也不好过，说“像我这样的人比狗屎还要臭了”，起不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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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康年对学习、劳动和社会活动的一些反映
盛康年（民建市委常委）认为：学习“实践论”很重要。但是，工商界学员的水平不一，需要有较充分的时间阅读文件，以便静下来联系自己的思想，去领会文件的精神。目前，自学的时间还稍嫌不够。同时，照顾到有些人过去没有接触过“实践论”，多开展一些小型互助活动也很需要。
盛康年谈到生活劳动问题，他说：“目前大家都很满意，可以说是身心两愉快。不过，曾经参加过建院劳动的体力强的学员（指赵体润、蒋伯笙）在班部里谈起要求增加劳动时间，有一些年老体弱的学员就感到有些压力，当面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背后就有人担心，他们说：‘李院长会掌握好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怕劳动再多了要吃不消。”
盛康年谈到关于工商界学员社会活动为公社服务问题时，建议为公社办一个浴室。他说：“外岡新兴了不少工厂，有很多工人，下放干部也有一千多。夏天劳动以后，能够有条件为他们解决一些洗澡问题，一定为他们所欢迎。农民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会逐步有此要求。因此，工商界学员的社会活动可以在这方面动脑筋，经院部与公社党委同意后，自下而上的在工商界学员中酝酿出资兴办，设备可由小到大，由土到洋。砖木浴室如有困难可以搭草棚子，搞几十只木盆，开一口井。建筑时由学员按时参加义务劳动，建成后由学员轮流服务。这样，社会主义学院办了几个学期以后，就可以逐步扩大提高，由因陋就简到逐步像样。也就为公社劳动人民在生活卫生方面出一点力。”盛表示这个问题与同室的唐志尧、孙照明、王家珍等已经谈起过，大家都很赞同。（这个问题，经过二班班主任、组长交换意见后，认为有种种矛盾，不宜举办，因此不作建议提出）
杨锡山、李宝森谈工商界上层分子的学习动态
杨锡山（民建市委委员）说：“工商界到这里来学习，一般说来，心情是很舒畅的，这是因为领导上对我们照顾周到，学习强调和风细雨，劳动是量力而行。像董春芳、陈元钦，可算是上海工商界的上流人物，他们也感到各方面很能适应。”李宝森（市工商联执委、宏大橡胶厂经理）接着说：“曾经参加过建院劳动的人，不仅心情舒畅，而且感到非常愉快。”
杨锡山说：“现在学习的自觉性，大家都有所提高。分析原因，我看有两个：第一个好多人所以在正风反右中犯错误，其中有些错误是因为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正面认识。学院现在强调正面提高，我们好多人已经从中感到正面提高的需要，第二是对党的和平改造政策不变深有体会。既要改造，主要依靠自觉。”
杨锡山说：“学习虽然比较认真，讨论也还热烈，但是要彻底摊问题还有些困难。”李宝森在旁插话说：“现在讨论中，往往只谈认识改变以后的想法，也就是只摊目前正确的认识。那种要率直的谈出自己在某种问题上的原始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就有点欲言又止。这就是还有资产阶级那种虚伪爱面子，怕记账，怕抓辫子，怕挨正。”
徐昭侯谈公债
徐昭侯（市工商联执委、钟表工业公司付理）说：“去年一个大跃进把公债跃掉了。上海地方公债，看来也不会来了！”
伍蠡甫说自己比狗屎还要臭
伍蠡甫（农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和方润霖（农工、上海丝织第二厂付厂长）闲谈教师的主导作用时，伍指张世禄（农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说：“老张可起教师的主导作用，我不行了。”张说：“你是系主任，要领导我们教授的，怎会不行呢？”伍答：“像我这样的人比狗屎还要臭了。”
陈澄宇以否定态度说“知识分子一无是处”
陈澄宇（九三、华东纺织工学院讲师）在讨论知识分子有没有知识时，以否定的态度说：“知识分子一无是处。”最近讨论教师的主导作用时，陈又说：“当教师不能起主导作用时，就要发生转化，由学生来起主导作用。”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G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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