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饥荒的缘故，中共自1961年6月起在两年内驱赶约三千万城市人口回到农村，以此来增加农业劳动力并减少城镇人口的粮食消费。在此情况下，所有单位都必须精减员额，连情报部门也不例外。
在下面的文件中，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于1962年4月29日向上海整编委员会提出该部不仅不需要减人还要增员。报告说，去年中央调查部曾批准上海调查部由于工作需要可扩编至60人，其中处级干部8人，而该部现有编制内人员44人，其中处级干部3人。所以该部要求按实际情况增加处以上领导干部，总编制数则拟控制在55人以内。
关于文件中提到的三个人名，简介如下。
毛钟鸣（1901-1986）：据其侄女毛平先《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记国字001号离休干部毛钟鸣》所述，毛钟鸣原系福建长汀印刷业者，自1931年起长期为中共从事情报、秘密工作，1938年转移到上海，1949年后被派往香港、新加坡。1958年毛回国，先后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按：估计就是中调部）工作。1960年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64年起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实行离休制度后，毛的离休证编号是“国字001号”。
汪锦元（1909-1992）：据网络资料，他1936年加入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间担任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获取了重要情报，1942年8月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经新四军和日军谈判而被释放。1955年“潘汉年、扬帆”案发，汪锦元等大批原潘汉年系统的情报人员受牵连而被关押、审查，直至1982年该案才被中共彻底平反。
刘庚生：网上关于他的资料很少，查到一位同名的，从其家庭背景和职业经历来看，或许就是这位曾在中调部工作的年轻人。刘庚生，1933年生于北平，其父刘仁政1949年后在香港经商，但与大陆往来密切。刘庚生，曾任上海市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国际交流处处长、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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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调查部（函）
发文（62）沪委调A字 第 二二一 号
机密程度 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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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送机关：
中共上海市委整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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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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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报我部编制机构情况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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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机关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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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我部编制机构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目前编制机构情况：
1961年底止我部发工资人数共56人，其中编内人员45人，编外人员11人。今年来我部对部分人员作了处理，这些人员多数是1957年整风反右时犯了错误，不宜再在我部工作的，其中调往外地工作的干部5人，右派分子1人；另外调往本市其他部门工作的干部1人。到目前为止，我部发工资人数49人，其中编内人员44人，编外人员5人，具体情况如下：
（1）编内人员：共44人。其中部长级干部1人，处长级干部3人，科长级干部3人，一般干部32人，勤什5人。
（2）编外人员：共5人。其中长期下放一般干部1人，六个月以上长期病假部长级干部1人，代管干部2人（即毛钟鸣，市政协委员；刘庚生、中央调查部干部，下放在上海劳动锻炼，工资均由我部发给），逮捕审查1人（即汪锦元，现仍在审查中，工资由我部发给）。
目前机构情况列表如下：
（二）今后意见
根据我部目前工作情况以及今后一定时期工作的发展需要，去年中央调查部曾同意我部编制为60人。机构则在原有基础上改“科”为“处”，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定今后机构情况列表如下：
部（部长级2人）
为此我部目前人员离原定计划编制数60人仍很远，而处级以上领导骨干尤感缺乏。但根据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方针以及市委有关指示精神，我们认为我部一方面应积极贯彻精简精神，如充分发挥原有干部的潜力，动员有条件回乡的人员去参加农业生产，个别不适宜在我部工作的人员继续作必要的调整等。另一方面则按实际情况仍拟陆续增加一些必需的人员，主要是急需增加处以上领导干部。初步计划到明年底为止，总的编制数拟控制在55人以内。
以上意见请审核。
此致
敬礼
中共上海市委调查部
（印）：中共上海市委员会调查部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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