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10.3上海《工人造反报》第390期第3版：“一打三反”运动专版

  本期一打三反运动专版共有4篇文章，都是“工人学哲学”题材：

石坚，《谈“揭、批、改”的辩证法》；

上海渔轮修造厂修建车间工人学哲学小组，《从“一点烂”到“一片烂”》；

上海印刷机械一厂 彭增福、祖生荣，《“温吞水”后面不“平静”》；

轻工业局 伙赞，《疑似之迹 不可不察》。 

 

 

 

出处：复旦历史系资料室 

1970.10.3张北县革命委员会关于铺张浪费问题的检查报告

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6号文件，通知要求反对铺张浪费（全文及附件见附录，挺有内容），可到了10月份张北县才交上这份不痛不痒没什么内容的《关于铺张浪费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共这样年复一年的反铺张浪费，结果如何，一般人都知道，但也见怪不怪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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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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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县革命委员会

关于铺张浪费问题的检查报告

遵照省革委核心小组的通知精神，我们首先组织机关干部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知识，然后，就我县铺张浪费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在群众帮助的基础上，核心组又进行了检查。兹将我县铺张浪费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检查报告如下：

一、我县革委会自成立以来，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教导。但是，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的不够，对于财政开支当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于有关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抓的不够经常、深入、细致；在财务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因此，在有的单位、有的方面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

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经过揭发、检查，我县近几年来的铺张浪费主要表现在：

1、中央曾三令五申不准用公款请看戏看电影，但我们在近三年来，在招待、慰问工作中，放映电影二十多场。这笔开支，虽然没有从财政上支出，但采取免费的办法，实际上是变相国家出钱包场看电影行为。仅此一项，据初步统计，即浪费公款四百多元。这是严重的违反中央规定的错误。

2、在张北煤矿的建设中，几年来，地上非生产建设（包括办公室、宿舍、医务所等）共支出经费二十五万多元。对此，县领导同志虽早已察觉，但由于认识上不上纲，未能及时制止，致使问题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

3、在我县淀粉厂的建设中，由于计划不周，厂房、车间返工，造成一万元的浪费。

三、发生上述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基建、财政支出两条路线斗争抓的不狠，缺乏经验，计划不周所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搞了变相的用公款包场慰问，致使国家资材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对此，我们经过再次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教导，深刻地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为此，我们除进行认真检查之外，将进一步加强对有关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卡紧开支，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现象，保证我县基建和财政收支工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健康地发展。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

报：省、地革委会

发：县革委常委。

出处：张北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1970年《关于农村斗批改、整建党、定案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意见》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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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
1970.02.05；中发 ［1970］ 6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军管会、军代表：

现将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发给你们。

当前全国军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教导，正在积极进行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战争挑衅。可是，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严重地影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前的战备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央认为，坚持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是关系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坚决刹住这股资产阶级歪风；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

中央重申：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地情况，分别移作他用，然后重定节约施工计划，付之实施。

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目前正在施工的，责成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重新审查，酌情处理。

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应当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一切非生产性建筑和生活设施必须从简，提倡延安精神。

四、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确需购置的，地方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军队经军以上党委批准。严禁用公款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电冰箱等各种高级消费品。

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戏、看电影。不要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庆祝活动搞铺张浪费。

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

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各级财政、银行部门和财务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加强财务监督。必须切实实行群众性监督。

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照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伟大教导，结合当前的斗、批、改，开展革命大批判，厉行增产节约，坚决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现象。

各级领导接到本通知，应立即进行传达，认真检查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年二月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附件一：

有些单位存在着严重铺张浪费的现象

最近，有些群众来信反映，有些单位不顾大局，搞铺张浪费，影响很坏。现摘登如下：

西安市在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

西安市今年以来修建的百货大楼、旅馆、饭店、电影院、住宅、办公大楼等，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处，建筑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投资约一千五百多万元。有的建成后已开门营业，有的正在昼夜施工，有的正在拆迁民房，筹备新建。这些建筑，工程浩大，地点集中，仅东大街和西大街即建起三层以上大楼二十余座，钟楼一带盖起大楼五、六座，光修建延安路百货商场即花了近四十万元。

西安市革委会办公驻地内，原旧市委一砖到顶的二十余间平房被拆掉，现已建成新的三层办公大楼， 投资约十万元。

用大少爷作风办“五·七”干校

河北省革委会在宁晋县大曹庄筹建一所“五·七”干校。在建校过程中，负责建校的同志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教导，搞铺张浪费。

建校规模庞大。今年已修建了一千一百多间校舍，明年计划再建两千五百间左右。该校用于建房、运输、雇木、瓦工，共花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建校舍求大、求好。新建的宿舍全是砖瓦房，白灰墙。有六百乡间房屋已打水泥地面。新盖的饭厅兼礼堂浪费极大。

他们把原省直机关的家俱，不管适用的不适用的全部拉来，其中包括沙发、地毯、弹簧床等，共装了五十九节火车皮。学员们认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从城市到城市，从机关到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利于干部思想革命化。

用钢铁筑成的四个掩蔽部

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供应处修复总站，职工不到三百人，为了防原子弹，修筑了四个大掩蔽部，用了废旧钢材六十八吨，其中有些是好钢材。这四个掩蔽部，职工利用晚上加班和一部分工作时间，花了一个多月才建成。还集中了十几台电焊、气焊，焊接钢梁骨架。工人们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来信人也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的，是害了一种原子弹恐吓病的表现。

四川有些单位挥霍浪费成风

江北县和荣昌县很多基层单位借成立革命委员会之机，讲阔气，摆排场，大摆筵席，大吃大喝，造成很坏的影响。例如江北县静观区五个商业单位办了一百七十桌酒席，上水镇五个商业单位设宴三天，办酒席二百六十四桌。九龙公社和十个大队联合举办酒席一百二十九桌。该公社的新民大队为庆祝成立革命领导小组还单独办酒席三十九桌。荣昌县多数基层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都摆筵席二、三十桌到一百几十桌。如该县搬运公司竟办了酒席二百九十四桌。联升公社一大队办酒席一百七十三桌。宜宾地区东风矿区、宜宾纸厂在成立革委会时，铺张浪费比上述单位更为严重。

乐山地区革委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乐山的七八六一部队与西藏的零零四四部队换防时，大摆筵席迎送，地区革委会一些负责同志还带剧团到各县慰问演出。为了设宴欢送七八六一部队，事先派人选购特产和高级烟茶。宴会当天，各县革委会成员都出席相陪，从下午二时一直吃到晚上七点多。零零四四部队来乐山，也同样大摆筵席欢迎。这次欢迎、欢送活动从九月十二日开始，到十一月底止。地方上大办酒席，招待看戏，共花了一万二千六百元。七八六一部队除各团分别举行告别会外，师部在乐山举行了三次告别会，办酒席几十桌。结果，上行下效，该地区不少有支左人员的基层单位都设宴欢送。如乐山地区运输公司只有一个军代表，就办了五桌酒席欢送。

中央办公厅信访处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一九六九年第六十八期）

附件二：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柳州市搞非生产性建筑的调查报告

中 央：

我们接到中央办公厅“要彻查”柳州新建房屋的电话后，及时召开碰头会进行讨论，除决定派专人去柳州进行全面检查外，还将“要彻查”的电话通报全区，进行普遍检查。

经检查，柳州市近年来确实修建楼房七十多座。这些建筑多是六七年以来历年计划修建的工程。其中百分之九十（包括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武斗对被破坏的房屋）是为恢复生产、安排人民生活需要修建的厂房、商店、校舍和民宅等。但也确有少数单位滥用职权，挪用生产资金，挥霍国家资财，修盖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柳州电机厂把自治区拨作该厂恢复生产资金三十一万元的百分之八十八，用于修建礼堂、厨房和宿舍。柳州铁路分局贪大求洋，将原车站站房推倒重建，并扩大建筑面积三倍多，为装饰门面，还派专人到上海购买五个大吊灯。致超过原计划三十余万元。柳州农械厂挪用生产资金七万三千元修建礼堂。市工人俱乐部乘修缮礼堂之机进行扩建，花了八万多元。

问题的发生，是一些领导成员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作风，摆阔气，讲排场，任意挥霍，违法乱纪。柳州电机厂革委会主任阎洪明，对生产上急需修建的车间、仓库不优先安排施工，却假借修建“厨房”、“食堂”为名上报预算，欺骗领导，兴建礼堂。柳铁分局革委会副主任林乐伦，在负责扩建站房工程中贪大求洋，力主推倒全部站房重建，在施工中，以向二十周年国庆献礼为名，要承建单位停止整党建党，突击施工，加大混凝土标号，增加模板等，多用了水泥五百吨，木材四百立方。局领导上虽事先发现，但不作纠正，迁就默认。柳州农械厂革委会主任束宽昌，对某些领导成员提出挪用生产资金修建礼堂的错误主张，明知不对，也不坚持原则。柳州市革委会缺乏全局观念，在战备形势下，对该市修建工程，不认真审查，从严控制，还支持了市工人俱乐部扩建礼堂的错误。

上述问题虽属少数单位，但性质是严重的。初步了解，其他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也有类似现象。问题发生在下面，严重的责任在领导。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勤俭建国”，“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宣传贯彻落实不够，对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得不力，看不清在大好形势下掩盖着的另一倾向。加之工作上官僚主义，对下面教育，督促检查不够，见事迟，抓得不力。

为了进一步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教导，我们拟将柳州市一些单位修盖楼、堂、馆、所的严重错误，通报全区，立即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狠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杜绝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坏作风。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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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1969.9.25港英官员密会中国银行的线人

 这位中国银行的高级职员K.C. Jay是港府的线人，长期保持联系。近来Jay被周恩来办公室要求递交报告说明他对香港局势的看法，Jay认为这说明中共九大（1969年4月）后周的地位更加稳固，来自林彪和军方对周的支持仍在继续，Jay建议周为表达对英国人的善意而释放被关押的路透社记者Anthony Grey。Jay对英国官员说中共已体认到香港对中国的特殊重要性，所以他建议英国在香港问题上自信采取强硬措施，只有在总体强硬的情况下才可以适度对中方表示友善。

出处：英国外交部档案FCO 21/541 

1969.9.22秦皇岛市批复北戴河区关于文革中查抄财物和房产处理意见

秦皇岛市当局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抢来的房产处理意见分两种情况，如果屋主是早在土改时期就已划为地主、富农且当时就已经平分或调整（按：即抢夺），一般就不能再次平分或没收，要求“说服群众按共党政策办事”；如果屋主是土改时漏划但在四清（按：文革前64、65年的运动）中被发现且由县级机关补划的地主、富农，如除现住房外确有多余住房，经县革委会批准可以把多余的没收归大队集体所有，然后经全村贫下中农同意后可以暂时借给无房住的贫下中农用。

北戴河区的请示提到要区分反坏右和地主富农，理由是反坏右不一定是剥削阶级，对他们的打击主要是政治上而非经济上，所以如果他们的财物不是来自剥削或非法所得而是继承或本人劳动所得，也应退还。

对此秦皇岛市回应说在无上级新规定前，还是按照以前的文件（即秦皇岛市1968.4.17文件）仅区分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对地富反坏右只退还日常必需品，其余一律上交；对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则不能一概没收财物，如果是本人劳动所得且本人不坚持反动立场，则应退还查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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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9.22秦皇岛市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查抄财物和房地产中有关问题的批复

1969.8.8北戴河区革委会给秦皇岛市革委会关于处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查抄财物和房地产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

1968.4.17秦皇岛市革委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和房地产处理办法的通知

 出处：秦皇岛市档案馆5-201-416（8）

1970.9.17国军参谋总长賴名湯呈蔣中正為中共修福建市閩江及烏龍江大橋之研究

 

 

  

 

 

出处：台湾国史馆，《情報—中共修建福州巿閩江及烏龍江大橋情形》，典藏號：005-010206-00089-001

1970.9.14参考消息：中国武装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

1970.9.14，参考消息，第1版

德新社报道：巴勒斯坦游击队得到北京支持

    【德新社贝鲁特十一日电】在中东国家首都的极端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头上举着的毛主席的画像，象征着他们从北京得到的道义的和具体的支持。
    当莫斯科对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的道义上的支持一变而为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沉默的批评的时候，北京便趁机从中东危机中捞取政治资本。
    北京完全赞同那些不愿同美国倡议的停火和联合国调停人雅林主持的和谈有任何瓜葛关系的极端的游击队。
    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士认为，俄国并不是真正谋求任何中东的和平，因为这会消除现在的紧张局势，而现在的紧张局势正符合苏联的需要。
    莫斯科明白，只要是阿拉伯国家能说“受到了以色列的侵略”，它就可以挺身而出，向“受压迫的”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从而增加它在这个地区的政治影响。
    阿拉伯人士继续说，同时，俄国却不希望在中东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如果阿拉伯人取胜，他们就会自得其意和满怀自信，从而有可能拒绝苏联的进一步的援助。
    如果他们打败，苏联耽心它将丧失自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天战争以来它运入阿拉伯国家的大批武器。
    因此，对于北京谴责美国倡议的和平行动和谴责莫斯科“大逆不道，热衷于同美帝国主义者谈判”，游击队为之感到高兴。
    极端的游击队领导人知道他们将被莫斯科所抛弃，在起初犹豫了一阵之后便转向北京，谋求军事供应，训练和现金。
    置于游击队领导人桌上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画像象征着新的联盟。

瑞士报纸惊呼：中国在中东的影响越来越大

    【本刊讯】瑞士《洛桑舆论报》九日刊登了埃利亚斯·纳吉布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通过促使巴勒斯坦不妥协而插足于近东》，摘要如下：
    事实上北京在近东的影响越来越大。
    显然，中国人通过尽可能灵活和有效的宣传，通过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支持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然而，在苏联和美国和平解决的企图遇到众所周知的困难时，中国人感到，他们援助游击队，也就是为重新发起一场反对两个只顾自身利益的东西方大国的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从政治上看，巴勒斯坦人认为，尽管离得远，但中国似乎是比较能接受的朋友，因为只有中国人是主张取消以色列国的。
    在中国进行“文化革命”之时，“法塔赫”和其他一些游击队曾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这些都是苏联的买主）得到苏制武器。游击队员们当时为了不触怒俄国人和断绝供应来源，忽视了与中国的接触。但是后来，俄国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却变的冷淡了。
    法塔赫的领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今年二月份到莫斯科访问过。然而，显然，无论是苏联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未改变其立场。一个月后，阿拉法特同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在北京共赴宴会。上个月，他去巴格达，在那里，中国的代办向他保证北京完全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斗争。
    此后，阿拉法特向北京、北朝鲜和北越派出他的特使，似乎是要向他们要求援助。
    此后不久，游击队宣布中国的武器运到了。

 

1970.9.12参考消息：洛杉矶时报报道中国大喇叭广播网

 1970.9.7洛杉矶时报发表中国建起大喇叭广播网的报道，1970.9.12参考消息节译该报道。

NETWORK: And Thoughts of Mao Are Heard by All

Bremner, Donald. Los Angeles Times (1923-1995); Los Angeles, Calif. [Los Angeles, Calif]07 Sep 1970: a26.

 

 

1970年9月12日，参考消息，第1版

美报谈我广播事业飞速发展的文章：《全国都能听到毛泽东的教导》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七日刊登唐纳德·布雷默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文章，题为：《全国都能听到毛泽东的教导》，摘要如下：
    从满洲（指我东北——本刊注）平原到中国西南山区，中国的工人或农民从来也没有因为遥远而听不到毛泽东的声音。
    由成千英里的电线和成百万个扩音器组成的广播网播送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最新指示，并且很快地把这些指示传达到农村的基层中去。
    在一个交通不便和长期存在文盲的国家里，广播宣传更为重要。这种有线广播网就成了通讯和控制的主要手段。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象中国那样夸口，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扩音器。
    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发展广播系统和使之趋于完善的工作正在飞速向前发展。
    正在推广的技术革新，允许一条电线同时可用作广播线和电话线。这种方法很快地在那些已经安设了电话线的地方得到推广。
    广播站和扩音器的数目在两次较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和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每一次运动期中几乎增加到两倍。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一九六五年有线广播的发展又进入一个高潮。毛泽东主义者在文化革命期间用广播、墙报和红卫兵小报有效地动员了全中国的激进的广大群众。
    最近两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增加了农村广播的重要性，并且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目前侧重于发展和革新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