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11.30中共合肥市委转发劳动局、总工会关于安全生产情况和工作意见的报告

突出问题是一些企业的领导重生产轻安全，对安全工作缺乏具体措施。四清运动又迫使职工在生产方面积极表现，掀起所谓比学赶帮超运动，新产品、新工艺来不及应用，参加劳动的干部和半工半读的学生又缺乏安全知识。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1-0284-20

1966.11.29合肥市总工会编《工作简报》第20期：合肥工交系统职工学习毛著情况

文革带动了学毛著的进一步显著增加。
各单位领导把组织职工学习毛著视为所有工作的首位，职工把学毛著视为生活第一需要。职工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所谓老三篇。
但有些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不少单位称毛语录太少，职工学习不便，有两个厂半数以上职工没有毛语录。还有个别单位认为职工思想复杂，就放松领导，职工学习形成自流。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

1978.11.28西单民主墙出现无题小字报要求取消政治犯、建立《民意报》

这张小字报没有题目，作者署名“沧海一粟”，应该是因为内容敏感而不敢署真名。小字报提到：
“为什么宪法上写明的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无人敢问津？为什么人民在党的方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上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美国尚有“盖洛普民意测验”，可有谁问过我们的态度？国家领导人个人观点、经历、倾向等统统在铁幕之后，人民无从了解，又何从谈起主宰自己的命运。”
为此，作者提出三条要求：第一，广开言路；第二，除弑君（按：这个词用的很有意思）、叛国及确有实据颠覆人民政权、图谋不轨者执行枪决外，取消政治犯待遇；第三，创刊《民意报》，不分党内党外，不论方针、政策、邻里纠纷、毒蛇美女、香花毒草尽予发表，人民推心置党之腹，群众挖隐私送党之耳。

出处：1978.12.1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773期
转自维也纳大学东亚研究系网站https://pekinger-fruehling.univie.ac.at/index.php?id=196068&L=2

1966.11.27合肥财贸工作情况和初步意见

根据1966年1月到10月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运动给合肥的商品销售带来一些变化：大众化的商品、糕点糖果、经济饭菜销量大，素色棉布、针棉织品、解放式布胶鞋、暖水瓶、烟酒、食糖、水果、蔬菜、蛋品销售同比分别增长10%到100%；在比较高级的消费品中，一般都讲求实用，不图外表。呢绒的品种虽多，但购买者较少，同比减少1/3，而毛绒质量越好越好卖，经常脱销。除少量苏修手表和怀表外，好的手表和半导体收音机一到货就卖光。缝纫机畅销，同比增长1/4，自行车销量增加8.3%，现在合肥平均十四人就一辆自行车，上海每70人才一辆。政治运动所需要的纸张、笔墨、油漆、颜料、三针、红布、彩旗等销量大增，供应不足，时有断档。六至十月份，共供应纸张646.6吨，同比增加72%；供应红布一万八千米，同比增加八倍多；彩旗供应7900面，增加十倍以上。断档的部分原因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有些土纸该多进不敢进，怕卖不掉。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05-0049-004

1980.11.26合肥《组织工作》转载中组部“坚决地逐步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

中共中组部将干部年轻化解释为年富力强者做领导，但鉴于当时各级领导组成普遍老化，仓促之间无法完成更新换代。那么近期目标就是1982年前实现省部级班子平均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地级常委班子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县级常委平均年龄45岁以下，为此特别规定61岁以上者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再提拔为副省长、省委副书记、副部长。中组部承认，即便是这种年龄要求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也是偏大的。不过有特殊需要，本人身体又好的情况下，年龄大几岁仍然可以提拔，只是一个班子里这样的例子不能多。根据去年底的统计，全国省委正副书记的平均年龄是62岁，地级常委的平均年龄56岁，县委常委平均年龄49岁。为此，省部级班子只要选出两三名、地县级班子选出几名符合条件的中青年干部，就能实现各级领导平均年龄满足年轻化的初步要求。中组部特别指出，要防止左的影响，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出身的青年干部纳入选拔视线，不被家庭出身或历史上某些问题所束缚，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按照四化需要建设领导班子。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2-02-0191-020

1962.11.25张北县基层干部和统战对象对于中印边境战争的看法

张北干部和统战对象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中共舆论宣传，少数人对于获胜却后撤想不通，认为是白白牺牲，太软弱，还让美国掺和进来；有人讲不能只在边界打，要打到印度国内、打到新德里，印度才能接受和平谈判；也有人主张让步，把西南草滩给印度得了。
有意思的是，此次战争明明是毛泽东为了转移国内经济困难的视线，张北某教师却评论到这是印度尼赫鲁要摆脱国内经济困难、祈求美国援助而挑起的战争。

出处：张北县档案馆，1962年

1978.11.24日人民报《情况汇编》第758期：西单和王府井一般性大字报动态

西单贴大字报的区域已延伸近两百米，王府井大街的大字报也蔓延甚广。这两个大字报区都是从早到晚的人潮涌动。日人民报的记者还特别注意到“许多外国人也挤进人群进行抄录、照相。有的照相后挤出人群当场显影。他们大多数懂汉文，会写汉字，说汉话。有一些不懂汉字的外国人，还带着中国翻译。”
至于“一般性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外地来人的告状和申诉，但标题往往耸动惊人。日人民报记者特意摘录了一些和军队有关的大字报内容，比如要求军方退出占领的校舍、曾被指责为攻击王洪文的某人要求平反。

出处：https://pekinger-fruehling.univie.ac.at/index.php?id=196068&L=2

1961.11.22中国人民银行反映鸡西市银行干部制止挪用流动资金遭到市人委压制

中共中央批转人民银行党组关于鸡西银行干部制止挪用流动资金受到压制的反映

1961年12月4日

现在将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鸡西银行干部制止挪用流动资金遭到市人委个别负责同志的压制的反映》转发给你们。

从这个材料来看，鸡西市个别负责问志无视中央和国务院历次关于停止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的建设的指示，仍在计划以外扩大非生产性建设，乱拉物资和资金，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尤其是对银行干部如实反映情况，认真贯彻政策，坚持制度的正当行动施行压制，更是不能容许的。请黑龙江省委和鸡西市委对此事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处理。

类似鸡西市的情况，其他地区也可能有，请各地加以检查，如有发现，应当坚决制止。国家规定的财政银行制度，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和维护。各级党委对于银行施行信贷监督的正当权力，一定要坚决支持，对于一切坚决向违犯财政银行纪律现象作斗争、忠心耿耿维护国家财政的人，一定要给以鼓励。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才有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

附：中国人民银行党组

关于鸡西市银行干部制止挪用流动资金遭到市人委个别负责同志的压制的反映

1961年11月22日

据黑龙江省银行反映，鸡西市修建市人委办公大楼，由于拨款不足(据反映，省里已给拨款十五万元，只准用于搞三千米平房的维护费；但市里却搞了六千米的二层楼，所以拨款不足)，于七月份从市水泥厂拿去二百九十八吨水泥用于修建市人委办公大楼。银行发现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企业是违犯财经纪律的行为，给水泥厂停止了贷款，并向市人委写了报告(抄给了省行和区行)。市计委余主任看到报告后，找银行行长说：有些事，市里可以解决，为什么哪里都反映，这样做很不好，市里不好办。在同一天里，市人委办公室那主任又打电活给银行说：“听说，市人委修建办公大楼动用了些企业生产物资，违背了你们银行规定了！市人委办公室主任(即那本人)叫企业拿出物资，他们敢不拿吗?你们给企业停止贷款不对，应当给恢复……”市银行基于上述情况，无奈打电话给区行说：“关于修建市人委大楼动用企业生产物资问题，请不要向地委反映了，由我们市里解决吧！”

但是，已经挪用的生产物资，不但未归还，反而于八月份又从市砖厂、物资局拿去红砖四十万块、钢管一千八百公斤，用于修建市人委大楼。前后挪用企业生产物资五万多元。银行信贷科又向市人委写了报告，但副行长胡××同志不敢签发，亲自拿着报告去请示孙市长问可否报告。回来以后，把抄给省行和区行的字样抹掉了；只报给了市人委。但是，已经挪用的物资，迄今既未退还，也未给钱。

鸡西城子河煤矿去年修建小高炉打算挪用流动资金，银行驻矿办事处信贷员曹××同志请示市行，市行表示不同意。但城子河公社党委书记(兼矿长)王××同志听到后，却责成银行说：“先给钱，出事由公社党委负责。”以后市行又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第一书记打电话给城子河，才制止了该项挪用。从此以后，银行办事处就常因此事挨批评。在今年六月份以前，公社财贸部郭部长在财贸部门学习会和工作会上，批评银行四五次，说银行“不服从党的领导”，并让信贷员在财贸职工大会上作公开检讨；曹××同志认为自己坚持了党的政策，没作检讨。今年二月份，曹××同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郭部长知道后，说曹××同志不够条件——因为他“不服从党的领导”，因而未被评上先进工作者。

中共中央文件Z837-16

出处：《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497、498页

1974.11.21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

国务院批转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

（国发[1974]119号　1974年11月21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国务院同意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是一项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的工作，请你们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做好计划，逐步实行，慎重处理。对少数情况特殊的外国人坟墓、公墓，需处理时，报国务院审批。

　　附：

外交部关于清理在华外国人坟墓的请示

（1974年11月16日）

国务院：

　　近两年来，外国驻华使馆和其他外国人不断要求查找，察看在华外国人坟墓。

　　外国人在华坟墓的状况，近些年来变化很大。据京、津、沪、黑龙江等九省、市初步调查，文化大革命前夕，外国人坟墓约有5万多座，分属英、法、美、德、意、日、苏(俄)及亚非拉40多个国家。除一部分是国际友人、苏联红军和朝、越等国烈士外，大部分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华官兵、传教士以及外侨、外商、外国驻华机构人员及其亲属。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激于义愤，摧毁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一些其他外国人坟墓。目前，已平毁的外国人墓约60％，有不同程度损坏的约30％。保存较完整的约10％(主要是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友好国家的外侨及苏联红军、朝、越等国烈士墓)。

　　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对外国人坟墓未进行清理，现在，有些外国人公墓现场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墓碑丢失，或已种上庄稼。也有些中国死人埋进外国人公墓。因此，近年来，我们对外国人要求察看坟墓，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均予婉拒。长此下去，对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鉴于外国人在华坟墓成份复杂、年代远近不一，又已大部破坏，我们考虑可按“八国联军墓应平毁，外国友人坟墓应予有条件的保留”(1966年9月外交部通报)的精神，对外国人在华坟墓做一次清理。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市，具体意见如下：

　　一、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坟墓，应予平毁，清除现场痕迹。

　　二、外国神父、牧师、修女墓，除个别身份较高、影响较大者外，一般已破坏者，应予清除；保存完整者，也可暂不处理，待以后用地需要，借机平掉。

　　三、国际友人、知名人士及其亲属，苏联红军、朝、越烈士及其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外国烈士，解放后外国驻华机构人员(包括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及其亲属的坟墓，应予保护。已损坏者，酌情从简修葺。修整后加强管理，防止破坏。

　　四、上述三项以外的其他一般外国人坟墓，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无人办理登记、祭扫或查找的，作为无主墓，已破坏者，予以清除，保存完整者，可暂不处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有代理人办理登记、祭扫或查找的，作为有主墓，暂予保留，如因用地需要迁移，应按一般迁葬手续办理。

　　五、施工中挖出的无主外国人尸骨，应立即深埋，不得随地乱抛，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六、平毁外国人坟墓或公墓，应报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并抄送外交部备案，但平毁对外影响较大的外国人坟墓或公墓，需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提出意见，报国务院审批并抄外交部。平毁外国人坟墓，事先要做到周密准备，注意当地外国人反应，并做好完备的记录备查。

　　七、开放城市和地区，凡属应保留的外国人坟墓，清理后一般可允许外国人察看，不便让外国人观看的坟墓或墓区，应立上禁区标记。要求查找已清除的外国人坟墓，可告查无下落，如要求察看，可视情婉拒。

　　临时来华访问的外宾和旅游者要求察看坟墓，由接待单位商省、市、自治区外事部门审批；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其他常驻我国机构人员申请察看外国人活动范围以外地区的坟墓，由管理申请的单位商省、市、自治区外事部门审批。

　　八、今后，在华死亡的外国人，一般应按我国现行做法，实行火化，骨灰也按我国现行管理办法处理。在尚无火化条件的地区死亡的外国人，暂依当地中国居民习惯做法处理。

　　根据宗教信仰死后不行火化的外国人，可按其宗教习惯处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研究执行。

出处：《人民检察院法律法规库》

http://122.115.40.151:903/detail?record=16029&ChannelID=30104&randno=6193&resultid=885 
按：该规定仍为现行有效的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并未被撤销。

1958.11.20北京通州区农村在大跃进时强迫男女分开集中居住

出处：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卷（1958）

1965.11.18合肥庄墓公社四清工作队转发某村冬季保养耕牛的做法

毛时代生产力很落后，耕牛依然是很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份文件提到饲养员要以哺育小孩的精神伺候好耕牛，在冬天时要做好牛屋、御寒防冻，天冷时烧火驱寒；勤喂草料、勤饮水，饲料要好，水要清、不凉；勤打扫搞好卫生防疫，拉屎就要掏掉，撒尿就要接住，保持清洁、干燥。

出处：合肥市档案馆001-18-0097-014

1958.11.17中共北京市委批示处理关于郊区幼儿教育的所谓谣言

大跃进时人民公社化把各色人等都集中起来，北京郊区有的农村把幼儿强行集中到幼儿队、托儿所。此举引发民众忧虑，各种传言都有，比如“苏联缺男孩子，要把咱们的孩子送到苏联”、“两个月以上的孩子就不让吃妈妈的奶”。为此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不要强行一律办托儿所，要以自愿为原则，而且要解决幼儿队的房屋、炉火、传染病预防等问题。另一方面，共产党还谎称谣言制造者都是地富、反动分子等阶级敌人，要求打击造谣破坏的反动分子，以此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出处：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卷（1958）

1978.11.15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天安门事件被捕人员的处理情况

从1976年4月2日至9日，北京市公安局因天安门事件共拘捕388人，但经过两年多审查后，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原来声称的两个“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也与事实不符。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样子也真够可笑的。其实吴忠提到的两个人李广德和侯玉良按原来中共标准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倒不冤枉，只是李广德确与天安门事件无关，而侯玉良确实是四五运动中出面代表民众与中共谈判的四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