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批复）
总号沪国防工委(66)字第017号 机密程度 机密
主送 中共3516工厂工作队队委
中共3516工厂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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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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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总后工厂管理部党委
（共印 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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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1页 中共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办公室1966年 1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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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厂队委、党委报来关于钟勃儒同志停职检查的材料收悉。
经研究，同意你队委、厂党委的意见，停止钟勃儒同志党委书记的职务，进行检查，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其错误。
中共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
种勃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错误事实
文化大革命在我厂一开始，种勃儒同志就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害怕群众运动，从阻挠革命群众大字报开始，一直发展到最近违犯组织原则，擅自修改队党委和厂党委常委扩大会关于重点对象张兆传的批判斗争决定，引起了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队党委、厂党委及文化革命委员会分别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种勃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队、厂，二个党委及文化革命委员会分别成立了调查小组，对种的错误进行了调查，向厂党委作了汇报，并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现将种的主要错误事实及党委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丧失立场，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张兆传。
1.六月十一日，文化大革命转入内部，广大革命群众纷纷口诛笔伐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三日晚，官尚旭、李定国等同志在卫生科写大字报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张兆传的大字报时，种闻讯后，急忙赶到现场，百般进行阻挠，讲什么：张的问题已处理过了（实际并未处理），党委委员写是不是好，他是不是牛鬼蛇神，要好好考虑。后来看劝阻无效，第二天（十四日）晚上，他仍“不放心”，又分别派厂长张明吾、政治部主任吴炳琴等同志前来阻挠。（张厂长极力进行阻挠，吴炳琴同志因本来就有看法，当即提出不能阻挠，但种仍叫吴去，吴不得己去，应付一下就走了。）企图压制革命的大字报，但因写大字报的同志据理力争，坚持要写，这张揭发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张大字报才得问世。
事后群众极为不满，紛紛写大字报质問，有的同志写信給厂监委及市委要求严肃处理。后来国防工委明确指示：种是犯了立场性的错誤，党委会对他进行了二次分析批判，並責成在全厂大会进行检查。
2.种阻挠群众大字报不成，問题暴露后，群众揭发了張兆传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錯誤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种仍不认识。9月2日红卫兵大队部在第二号抄家行动方案中，根据群众要求決定要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分子张兆传的家。当红卫兵大队部负责人王士英、曹文九去向种勃儒同志汇报行动方案时，种的态度十分含糊，极不明朗，迟迟不表态，却反复給王、曹谈人民日报社论上讲的什么是仇敌，什么是吸血鬼等。时間拖得很久，汇报同志十分着急，最后，种竟指示紅卫兵負责人讲：“不同对象要区別对待，要讲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可以先礼后兵，是不是叫几个红卫兵到张兆传家去向他要，叫他自己把日记本交出来，如果他給了就算了，如果不給再抄。去的人不要多，二、三个，三、四个就行了”。红卫兵大队长曹文九同志根据种的指示，派了四位红卫兵去张的家向他“要”日记本，结果张給了红卫兵一本旧中国地圖和二本无关紧要的笔记本。紅卫兵看他給了，也就走了，結果什么也没有抄到。此事被群众得知后，更是议论紛紛，广大群众更加气愤，认为种这不是在搞阶级斗争，不是在革命，而是在给敌人通风报信。在这种情况下，9月11日革命群众又对张兆传进行了抄家，抄出了八本笔记，上面記载了大量的反动日记。
3.张兆传问题大暴露后，在工作队尚未进厂时，就着手整理张的材料。后来材料组把张的材料整理好后，厂文化革命办公室和政治部部务会议几次开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张应列为重点对象，进行批判斗争。每次开会研究种均态度不明朗，不是讲不具体重整，就是讲把过去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和現在的要分开，总企图把张的问题讲成是过去已处理了。（因在第一次阻挠张大字报时种就讲已处理过了）。9月5日工作队党委和厂党委常委扩大会最后讨论决定张以批判斗争对象材料上报。当材料组把材料送种签发上报时，种仍企图减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张兆传的罪行，在整个签发上报过程中百般刁难，寻找种种借口，迟迟不予签发，使张兆传材料上报出现了五上五下的反复过程。
9月8日，材料组把材料送种签发，种不予批示，其理由是：政治部两主任未审阅。将材料退回材料组。
9月9日吴主任阅后又送給种签发，种借口夏付主任没有阅，故又将材料退回材料组。
9月10日早晨夏付主任阅后，又送种签发，一直在种处压了十三天，于9月22日退回材料组。並提出了三点意見：（1）材料中有一段话没有标点（少了一个逗点）；（2）有两句话内容重复；（3）会议上决定是批判而不是批判斗争。
9月24日材料组根据种的意見进行了修改后，又送給种签发，这时种还不肯签署，叫把材料先給工作队队长看了再說，材料又一次退回材料组。
9月27日材料组同志見种连续四次不予签署，张晓忠同志便写了一張条子連同材料一并交給马队长。条子上說从9月5日至9月27日连续四次呈种政委签发均被退回，马队长见条后，十分气愤，当即在条子上附言：催种勃儒同志迅速办理。至此，种勃儒同志才在十分不愉快的情緒下，签上“打印上报”四个字，而且連日期未签。就这样，这份上报材料前后历时21天（从9月5日二个党委讨论后算起，以前还不算在内），上下反复五次，並在种把原队党委及厂党委常委扩大会决定批判斗爭，改为批判的情况下，才同意打印上报的。后来有的委员发現打印上报材料上把原来队、厂二个党委决定为批判斗爭改为批判，当即便找有关委員核实情况，追查责任，发現是种叫改的后，不少委员均向吴主任反映了这一情况。后来吴主任向联络员及沈队长作了汇报。此事引起了沈队长的重视，认为这是个原則問題，队党委立即召开了会议作了慎重研究，并向国防工委作了报告。同时决定马队长亲自找种談话，在谈会中，种讲“斗爭”二字是不是我划的记不清了，至于后边修改意見我当时记得党委决定是批判，叫束如海同志去查一下会议记录，根据党委决定修改上报。企图推卸责任。根据調查我們分析修改党委决定不是别人而是种勃儒。因为：(1)束如海同志作为一个具体經办人員，没有上级指示他自己不敢擅自修改党委决定，况且束如海同志一开始就积极主張对张进行批判斗爭，从他一贯对张的态度分析，修改决定不可能是束如海的主张。（2）种虽讲记不清“斗爭”二字是不是他划的，但是根据调查，别人均没有划，而且别的同志在材料上进行修改不是红钢笔就是原子笔，从未用过红铅笔。而材料上“斗爭”二字是红鉛笔划的，别人又没有插手，因此基本可以肯定是种改的。（3）种从阻止写张的大字报开始，对张的问题一貫右倾，在討論張的材料时他总是不明朗，並且他已有过記得党委决定是批判而不是斗争的想法。因此，修改决定的想法和种的一贯思想是相吻合的。
二、思想一貫右倾，害怕群众革命，严重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种勃儒同志的錯誤不仅表现在对待张兆传的问题上，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表现了严重的右倾，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1.阻止群众召开声討大会。
当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上进入声討“三家村”高潮时，我厂广大革命职工情緒激昂，紛紛要求开大会声討“三家村”黑帮分子的罪行。不少同志向种建议要考虑群众情緒，应立即召开大会。但种对群众要求置之不理。甚至还有同志向他汇报下边要求也不愿听。此时下边意見很大，几个厂領导又再三催他，上边領导也积极支持，但种仍按兵不动。后来在一次常委扩大会上討論开声討会时，大家一致认为应当馬上召开。在会上种还坚持不同意召开，讲什么要开大会我不讲话，誰能讲誰讲，我不敢讲。当时別的同志再三说服他，並讲解放軍报上已发表了宣传要点，更好讲了。但种却讲：前几天还可以讲，現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就更不好讲了，你能超过报上的水平吗？
总之，以种种借口阻止召开声討大会。虽然群众要求强烈，同志們热情建議，上级领导积极支持，但种始終一意孤行，坚持己见，终使声討大会没有开成，致使党委当时对运动领导处于被动，严重地脫离了群众，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2.丧失立場为惡霸子孙辩护。
原保卫科长张富英的祖父是一个负有血債的惡霸分子。(1947年复查时被当地群众打死)。其伯父（后为继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被管制三年）。张富英长期隐瞒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在四清运动中问题並没有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当官尚旭、李定国同志对种讲要写大字报揭发此问题时，种讲：“张富英祖父是不是恶霸性质还没有定。”宫、李当即讲：“李純之同志亲自去调查过，有調查材料，並且張富英在下楼时也作了检查。”种又讲：“他自己檢查是对的，从材料上看是不能說明問题的。他的祖父问题是民事糾紛，还是阶级报复呢？”宫、李讲：“他伯父被捕，張富英利用职权写信包庇历史反革命又如何解釋呢？”种又一口咬定张的伯父没有問题，是公安局捕錯了。后来不是放了吗？关于張富英祖父及伯父问题组织反复调查，情况完全属实，这些情况种是知道的，但是他並不以阶级观点对待这問题，反极力为恶霸子孙辯护，更严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把他当成骨干分子使用，和他一起研究抄家等重大问题。
3.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群众实行打击报复的龚徐宝（三車間主任）的材料处理上，同样采取了节外生枝，百般刁难，迟迟不加签署的极右作法。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根据群众反映，四清工作队留厂观察组就对此問题进行了调查，材料写好后，种看了就讲材料有问题，不經党委讨論就上报，这作法是不对的，要重新調查，后来厂又組織人进行了调查，在8月22日时論论龚的材料时，种借口材料上讲的一次会議时間不对，要再作调查，后来这份材料又经过了一个半月上下反复五、六次，直到10月6日上午种去国防工业党委开会，确定要坚决完成斗批任务，並要抓紧进行时，种才勉强簽署同意打印上报。
根据上述初步归納的几个问题，就足以说明种勃儒同志的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种勃儒同志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场偉大斗爭，在领导上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处处“怕”字当头，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先是阻止召开声討大会，继而阻挠革命的大字报，犯了錯誤后，仍不吸取教训，在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仍頑固地坚持资产阶級的反动路线，害怕群众起来革命，寻找种种借口，設置障碍，压制群众运动，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严重的阻碍了运动的发展。鉴于目前运动发展情况及种的錯誤的严重性，我們认为种勃儒已不能再继续领导运动。根据群众要求，经文革委員会、厂党委及工作队党委的反复研究，一致认为种勃儒同志应当立即停职反省。同时应继续发动群众彻底揭发种的问题，待问题彻底弄清后再作处理。上述意見是否有当请批示。
中共三五一六工厂委员会
1966年11月1日
（印）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16工厂 委员会
报： 上海市国防工业党委。
抄： 总后工厂管理部党委、第二生产管理局党委。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 A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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