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11日参考消息第4版
营私舞弊贪污盗窃遍及苏联各地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八月十四日刊登该报记者哈里·特林博恩自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引题是《“额外”补贴》，正题是《爱钱的盗窃分子给俄国人引起了麻烦》，摘要如下：
阿塞拜疆的“纪念列宁”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们在帐本上弄虚作假，使集体农庄主席骗取了二万八千美元。
该农庄的会计也得了二万美元，其他负责人装进腰包的数目少一点。
这个农庄位于连科兰区。那个区的共产党第二书记非法地修建了一幢房子，然后用他的丈母娘的名义登了记。其他人也干着类似的勾当。
第一书记由于“‘私人生活作风不正”而被解职了。这些是一次重大舞弊案中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在这次舞弊案件中，发现位于里海海滨的巴库以南一百二十英里的这个区有大批党、政和农庄负责人都有营私舞弊活动。这些钱据说被用于购买公馆、汽车和高级生活用品。
阿塞拜疆的“纪念列宁”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们在帐本上弄虚作假，使集体农庄主席骗取了二万八千美元。
该农庄的会计也得了二万美元，其他负责人装进腰包的数目少一点。
这个农庄位于连科兰区。那个区的共产党第二书记非法地修建了一幢房子，然后用他的丈母娘的名义登了记。其他人也干着类似的勾当。
第一书记由于“‘私人生活作风不正”而被解职了。这些是一次重大舞弊案中的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在这次舞弊案件中，发现位于里海海滨的巴库以南一百二十英里的这个区有大批党、政和农庄负责人都有营私舞弊活动。这些钱据说被用于购买公馆、汽车和高级生活用品。
分赃计划
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一项分赃计划的一部分。这项分赃计划甚至使该区的最下层的农业工人也得到了飞来横财。据说，一个摘西红柿的工人干了一天的活，就得了一千多美元。
这一切所以有可能发生，是因为在账目上和党的指示上弄虚作假，而当地的执法机构和法院的官员则假装没有看见，或者就参与了这个计划。
显然，这些弄虚作假的手法已经复杂得足以同历来逃往巴西的最狡猾的资本主义盗用公款者的手腕较量。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经过长时间的艰巨的检查账目的工作以后，它还只是揭发了这一舞弊案件的皮毛。
这次舞弊案件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
——在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城，农民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出售私人园地上产的水果，而数百吨国营农场的产品却腐烂了，或者用来喂牲口，因为没有卡车运到市场上去。农民们把所有的卡车都用来运输他们自己的产品。
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这是一个牵涉面很广的一项分赃计划的一部分。这项分赃计划甚至使该区的最下层的农业工人也得到了飞来横财。据说，一个摘西红柿的工人干了一天的活，就得了一千多美元。
这一切所以有可能发生，是因为在账目上和党的指示上弄虚作假，而当地的执法机构和法院的官员则假装没有看见，或者就参与了这个计划。
显然，这些弄虚作假的手法已经复杂得足以同历来逃往巴西的最狡猾的资本主义盗用公款者的手腕较量。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经过长时间的艰巨的检查账目的工作以后，它还只是揭发了这一舞弊案件的皮毛。
这次舞弊案件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
——在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城，农民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出售私人园地上产的水果，而数百吨国营农场的产品却腐烂了，或者用来喂牲口，因为没有卡车运到市场上去。农民们把所有的卡车都用来运输他们自己的产品。
偷肉到黑市去卖
——罗斯托夫一家罐头厂的四十六名职工偷了价值数千美元的肉，拿到黑市去出售。
——莫斯科梁赞铁路的九名工人抢劫了一货车又一货车的黄油、白兰地和糖果。
这个单子可以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因为这些例子代表着一种遍及整个苏联的巨大的地下运动。
官员们把它叫做“私有制倾向的表现”，或者叫做“敌对的私有制心理”。这种活动是犯罪行为，正如它在任何社会中都会算是犯罪行为一样，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名称。
因此，这件事情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
最近几个月里，像共产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大人物就曾多次亲自出面，要求严格“劳动纪律”，清除那些使这个国家很难弄的经济的力量遭到削弱的“盗窃者”。
过去一年中，地方和州一级加严了对付盗窃者的法律，最近在全国一级也这样做了。然而，在这一阵阵的谴责声中显然也存在着一种认识，那就是，这种“私有制的倾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的反映，这种情绪击中了克里姆林宫的各种政策和计划的要害。
因此，政府对这个问题十分奇怪地表现了惊人的容忍和谅解的精神。对这种事情的反应常常是出于一种遗憾和沮丧的心情，而不是出于一种愤怒的心情。在谴责盗窃行为的时候经常哀伤地呼吁人们要有“良心”。
——罗斯托夫一家罐头厂的四十六名职工偷了价值数千美元的肉，拿到黑市去出售。
——莫斯科梁赞铁路的九名工人抢劫了一货车又一货车的黄油、白兰地和糖果。
这个单子可以没完没了地开下去。因为这些例子代表着一种遍及整个苏联的巨大的地下运动。
官员们把它叫做“私有制倾向的表现”，或者叫做“敌对的私有制心理”。这种活动是犯罪行为，正如它在任何社会中都会算是犯罪行为一样，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名称。
因此，这件事情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
最近几个月里，像共产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大人物就曾多次亲自出面，要求严格“劳动纪律”，清除那些使这个国家很难弄的经济的力量遭到削弱的“盗窃者”。
过去一年中，地方和州一级加严了对付盗窃者的法律，最近在全国一级也这样做了。然而，在这一阵阵的谴责声中显然也存在着一种认识，那就是，这种“私有制的倾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的反映，这种情绪击中了克里姆林宫的各种政策和计划的要害。
因此，政府对这个问题十分奇怪地表现了惊人的容忍和谅解的精神。对这种事情的反应常常是出于一种遗憾和沮丧的心情，而不是出于一种愤怒的心情。在谴责盗窃行为的时候经常哀伤地呼吁人们要有“良心”。
令人迷惑的问题
这一切引起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经过五十二年来不断地宣传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大公无私”思想和盗窃是资本主义贪婪欲望的表现的道理以后，这种倾向在苏联怎么还会如此地明显呢？
政府在报纸上和讲话中，至少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答案——那就是，保证人生安乐舒适的东西不足，苏联公民是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却无法得到。
这一切引起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经过五十二年来不断地宣传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主义大公无私”思想和盗窃是资本主义贪婪欲望的表现的道理以后，这种倾向在苏联怎么还会如此地明显呢？
政府在报纸上和讲话中，至少对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答案——那就是，保证人生安乐舒适的东西不足，苏联公民是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这些东西，但是却无法得到。
缺少货物
正是由于得不到这些东西，而且其他消费品又不足，所以一个通常正直的公民才会去偷一桶油漆来修饰一下他的灰暗而狭小的公寓房间，而这些偷窃的人则用这些钱去买汽车或立体电视机这些高价的东西。
《劳动报》最近注意到了盗窃行为与消费品不足之间的联系。它说：“……我们必须指出：商店里买不到的一些必需品的缺乏，也促成了他们（个人）的盗窃行为。”
政府报纸《消息报》最近承认，盗窃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工人的一种不公开的额外补贴，但是它没有提供统计数字。
正是由于得不到这些东西，而且其他消费品又不足，所以一个通常正直的公民才会去偷一桶油漆来修饰一下他的灰暗而狭小的公寓房间，而这些偷窃的人则用这些钱去买汽车或立体电视机这些高价的东西。
《劳动报》最近注意到了盗窃行为与消费品不足之间的联系。它说：“……我们必须指出：商店里买不到的一些必需品的缺乏，也促成了他们（个人）的盗窃行为。”
政府报纸《消息报》最近承认，盗窃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工人的一种不公开的额外补贴，但是它没有提供统计数字。
根深蒂固
有时，这种“私有制的倾向”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以致有些公民似乎认为苏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让多夫的一个人被带到当局面前，要他解释他为什么违反苏联的法律，把他设法搞到的两所房子中的一所租出去，以及他为什么要高价出售自己种的蔬菜。
据说这个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就恼火起来了，他告到了更高的当局那里。不知道后来对他和他的控告是怎样处理的。
由于分到了好处，由于采取官僚主义的草率态度，由于繁文缛节，以及由于明显的偷懒，许多负责检查苏联生产的货物和劳务的使用情况的男女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但是，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参与了他们本该防止的那些活动。报纸上一再抱怨这种事情。
关于莫斯科地区商店检查员的工作，《劳动报》说：“该是更多地注意检查员的工作的时候了，因为有的时候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保护苏联商业不受盗窃者之害呢，还是保护盗窃者不受惩罚。”
另一次，偷窃分子顺利地偷走了价值将近四万美元的各种消费品，因为检查员在盘点货物时只是看一看偷窃分子提供的清单而已。
在这些偷窃分子被抓住以后，人们则抱怨说对他们的处理太宽大了，特别是在所谓的同志法庭上。
这些法庭很容易就把干坏事的人放了。因为一个法庭的成员也闹不清楚他自己在什么时候也会以同样的罪名被带到这种非正式的法庭上来；而到那时，他也会希望得到他现在对干坏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体谅的。
甚至在纪律很严的苏联军队里，也存在着对盗窃者很宽大的倾向。苏联最高法院最近驳回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减轻对一些被控偷酒的军人的惩罚的一项决定。
有时，这种“私有制的倾向”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以致有些公民似乎认为苏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让多夫的一个人被带到当局面前，要他解释他为什么违反苏联的法律，把他设法搞到的两所房子中的一所租出去，以及他为什么要高价出售自己种的蔬菜。
据说这个人听到这样的问题就恼火起来了，他告到了更高的当局那里。不知道后来对他和他的控告是怎样处理的。
由于分到了好处，由于采取官僚主义的草率态度，由于繁文缛节，以及由于明显的偷懒，许多负责检查苏联生产的货物和劳务的使用情况的男女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但是，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就参与了他们本该防止的那些活动。报纸上一再抱怨这种事情。
关于莫斯科地区商店检查员的工作，《劳动报》说：“该是更多地注意检查员的工作的时候了，因为有的时候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保护苏联商业不受盗窃者之害呢，还是保护盗窃者不受惩罚。”
另一次，偷窃分子顺利地偷走了价值将近四万美元的各种消费品，因为检查员在盘点货物时只是看一看偷窃分子提供的清单而已。
在这些偷窃分子被抓住以后，人们则抱怨说对他们的处理太宽大了，特别是在所谓的同志法庭上。
这些法庭很容易就把干坏事的人放了。因为一个法庭的成员也闹不清楚他自己在什么时候也会以同样的罪名被带到这种非正式的法庭上来；而到那时，他也会希望得到他现在对干坏事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体谅的。
甚至在纪律很严的苏联军队里，也存在着对盗窃者很宽大的倾向。苏联最高法院最近驳回了列宁格勒军区军事法庭减轻对一些被控偷酒的军人的惩罚的一项决定。
（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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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洛杉矶时报1970年8月14日的报道原文见下
Capital-Loving Thieves Give Russ Trouble
Trimborn, Harry. Los Angeles Times (1923-1995); Los Angeles, Calif. [Los Angeles, Calif]14 Aug 197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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