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报文章：《今日的苏联》
【本刊讯】挪威《世界之路报》八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文章《今日的苏联》。摘要如下：
食物匮乏
食品十分缺乏的现象也反映在旅客的生活中，除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外，在其它地方无法获得肉类。面包的情况要好些，大多数日子可以得到。鱼总是坏的，无论如何根据挪威的标准来看是如此。
在莫斯科定居的外国人可以在特别的免税商店购物，价格异常低廉，最高级的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进去。在外面人行道上站着所有其他的人，向里面探视。当人们拿着外面的人无法获得的食物出来时，心中感到内疚。
黑市
苏联是休假便宜的国家，没有值得花钱买的东西。如果每周利用机会出卖一、两件衣服，就可以解决经济问题。随地，包括在莫斯科主要街道上，会碰到有人问你是否有旧衣服出卖，提出的价格通常是我国新货价的三倍，如果有比较时髦的东西，可达到六、七倍，但仍比苏联商店里的价格要便宜，特别是式样和质量不能同日而语。黑市交易活跃，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都在买卖，塑料口袋值一顿饭的钱，一双鞋子等于十四天的饭。今日的苏联不能吃饱
在这个大国好几个地方作较长的停留后，我试图找出苏联社会最通常的担忧的原因。
有这样一些：一切都缺乏，从食物到必需用品。此外，腐败，通货膨胀，对国家领导人和前途的怀疑，战争威胁，缺乏个人自由。
今天苏联的人们要经过艰辛的努力才能免受饥饿之苦。
最近十个月来，在集市上的肉类越来越少见了，在亚洲共和国，肉食几乎完全绝迹，在莫斯科，四个月以前还可以买到一点，但要排队几小时。今天根本看不到了。在饭店吃到的东西经常使人生病。
其他食物也不多。全国都严重缺乏家禽肉。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缺乏和昂贵。几乎得不到牛奶、黄油、干酪、鸡蛋和水果。
在排队行列中，可以听到烦燥的言词，这是忧虑和担心的结果。我一位朋友为买一公斤土豆排队两小时，另一位买一点肉排队两小时，然后为买一点水果和蔬菜又排队一小时。我经常听到有的妇女在排队时哭泣，有好几位高叫，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话，她们宁愿挨饿也不愿排队。有时有的人再也站不下去了就去饭店吃饭，但那里也要排队。
贫血，低血压，抵抗力弱是普遍现象，殡葬不断，以致没有那个人真正愉快，这种现象在巴库和埃里温这些小城市特别明显。
长期、广泛的匮乏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开始携带包袱来往。
从莫斯科到亚洲共和国的人携带柑子、咖啡、茶叶、服装、家俱。从其他共和国到莫斯科则带着水果、蔬菜，那些首都根本买不到的东西。
在几百公里的路程上载运着种种奇特的包袱。如果你坐在火车里，可以看到那些妨碍通道的包袱肯定属于黑市商人的。
有一次我从黑海休假地加格拉到第比利斯去，我和一个小伙子合住一个房间，他毫不掩饰他搞黑市交易的事实，他的行李中满载桔子，可以照官价三倍出售。当我们抵达第比利斯时，我立即被捕，在警察所，成排的黑市商人坐在那里。我旁边一位农妇高声哭嚷，说她根本没有想在黑市出卖她箱子里的东西。冲天的价格
我本人在半小时以后被释放。误会澄清了，但显然他们曾把我看为黑市商人。
尽管搞抽查，定期检查和经常逮捕人，在苏联特别是在高加索共和国，仍然存在活跃的黑市。在那里，合法的集体农庄商摊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黑市窝。每个集体农庄将产品的一部分卖给国家收购站，然后有权自由出卖其余部分。而每个集体农庄把最坏的产品，卖给国家，而国家又将最坏的东西交给公共商店，而其余的农庄产品交给商摊，以冲天的价格出售。举例说，在国营商店，西红柿一卢布一公斤。在集体农庄小摊上，西红柿质量好得多，但价格高达八卢布一公斤。
党僚
象其他商品一样，国营商店的柑子价是一个半卢布一公斤，但私营的是四个半至五个卢布，家禽肉在国营商店是五至六个卢布，在商摊上是十至十五个卢布。还有蒜头、大米、蔬菜和肉类，都是如此。但在国营商店不是经常有一切商品。
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有物价控制，自然有，这里终究是苏维埃制度，但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区别。一桩轶闻可以说明我的意思：
埃里温一个集体农庄商摊经理名义上每月得到工资是一百五十卢布。一次一位党僚向这位经理借一千卢布，经理听错了数字，打开皮包而拿出十万卢布。所有集体农庄经理看来都是富翁。衣服也通过黑市大量出售，但多数是暗地进行。本国出品的衣服、鞋子等等通常质量低劣，对从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进口服装有大量需求。
商店经理，配销中心负责人，工厂经理都能从黑市贸易中得到大批款项，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贿赂党和国家的代表——特权阶级第一代。苏联少数批评声音中一些为人熟知的腔调
近时期来，苏联的情调变得阴暗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即将同中国打仗。更多的招兵，召集预备役
——包括十八岁的姑娘
——以及越来越多的军事演习，加上目前对华关系中的紧张调子和报刊广播加强宣传，——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人们的怀疑心理：要同东方人口众多的邻居公开冲突。
有些人批评政府花费过多的钱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而对本国社会性事业花钱过少。
其他一些人批评对宇宙探测用钱过多。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国家缺乏这么多日用品却花费成百万卢布到空间去。
这种情绪有多种表现，去年在塔什干有二百人左右为面包和改善生活状况举行示威，大多数参加者遭逮捕。有些人不敢说话，有些人悄悄骂人。
宗教人士和知识分子发动一个地下运动，从书籍和刊物中表达自己的愿望。甚至还有不少人想要恢复沙皇制。
苏联许多人对不断增长的腐败现象和下降的道德感到不安。
大家排队上厕所
四家共住五个房间，一个洗澡间和一个厨房。邻居之间的话互相都能听到，大家要排队上厕所。一个苏联笑话简要地描绘了情况：一只母鸡和一个跳蚤在苏、波边界相遇，跳蚤从波兰来，它问母鸡：“你为什么离开本国”，母鸡答道：“我奉命每年生六百个蛋，我办不到，因而外走。”然后问跳蚤为什么到苏联去，跳蚤答道：“在我们那里每个房间只睡一、两人，听说苏联经常十人一间，我想那可太好了”。
苏联主要经济学家私下并不掩饰苏联存在厉害的通货膨胀。勃列日涅夫自己承认，为了改善情况，采取了一些经济措施，但一般市民对改善情况并无特别的信心。
苏联平均收入是一百至一百二十卢布，最低是六十卢布，幸亏房租一般在十卢布左右，而教育和医疗费完全免费。其他物价都很高。
一个白面包，名义上是一公斤，但分量不断减轻，要付三分之一卢布，鸡五卢布，一双鞋子五十至六十卢布，一套服装一百五十至三百卢布。而当这些东西只有在黑市上以再加数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时，就不难理解这些对苏联市民来说是多么昂贵了。因此居民们对公家的诺言，对社会主义光明前途的漂亮言词是十分怀疑的。全国是一座监狱缺乏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困惑所在。有时突然解除职务。最好的朋友之一忽然在毫无解释的情况下被逮捕。下一次轮到谁呢？墙里有窃听器，担心邻居告发——这一切使得这个国家变为某种监狱——而难以幸免。
普通人从宗教中寻求安慰。莫斯科一次无神论会议上的一个报告说去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特别是农村，在那里宗教头头比党领导人更有权威。在莫斯科，教会的影响也上升。星期天上午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农村，可以发现教堂内挤满妇女，男人们在附近咖啡馆喝咖啡，这也是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
共产主义的实践
苏联笑话——关于共产主义实质。
先引一句话：众所周知，赫鲁晓夫规定一九七○年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刻，到那时将进入一切人什么东西都能充分获得的时代，货币将取消。
但请听：一天，一位老人来到一家商店，他问老板有多少啤酒。老板回答说：“二百桶”。老人全部都买下了，并说：“现在啤酒都属于我了，我要把啤酒留在你的店里，并送给你的顾客喝。”
当人们听说免费供应啤酒，他们就蜂拥而来，互相拥挤，争夺和殴打，打破盘子和窗户，把家具毁坏了。
整个商店都打烂了，啤酒也被抢光，人们便离去，而只剩下老人和老板在废墟上。
老板说，我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你把我弄成这个地步？
老人回答说：“我年纪很老了，我活不到实行共产主义的年代了。但我想在死前看到一次，到底它是如何实行的。”（文中小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