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第1版
法新社记者孔帕雷赞扬我国社会风尚
【法新社中国边境深圳十六日电】（记者：孔帕雷）北京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的出门可以不锁家门的城市。
住在北京的绝大多数外国人习惯于从来不锁门，那里也没有关于发生盗窃事件的报道。这个城市的安全是绝对的。你可以在白天或夜间在街上漫步而没有丝毫的危险。
可能落到你头上的唯一不幸，是碰上一批负责保证安全的民兵，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在闲逛可能感到诧异。但是在经过长时间谈话，这个外国人在显示了他的和平意图后，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往前走而不会再遇到困难。
如果你想在没有得到准许的地方，特别是对街道景象或过路行人照相的话，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些。在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发现突然被“群众”即过路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将要求你作出说明，有时候是十分详细的说明。
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最后出现一个警察的话，那么警察的作用一般是缩短说明的时间。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干预的始终是“群众”，而从来不是警察。警察如果能使他的观点占上风的话，总是起一种相当节制的作用。
警察不带哨子，他用手向你作表示。罚款是像哨子一样从来没有的。
海关官员也是极其礼貌的，其客气程度可以与瑞士的海关官员相嫓美。
公务人员整个来说是惊人地温和的。有一次在广州，邮局职员为了给我时间让我发完一条电讯，把营业时间延长了四十五分钟。
因此，当你在中国不间断地生活了一年之后跨越边界时，你不能不感到这条边界意味着什么——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琐屑事情方面。
当你走过罗湖——这条河把红旗和香港的英国国旗隔开——的桥梁只有几码路时，你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桥那边，你发现了差不多已经忘却了的东西，如交通拥塞、收小账、烟雾腾腾的旅店，还有那贪婪、商业上的穷凶极恶、你推我挤的人群、廉价的色情的东西、浅薄的公务人员，以及那个上帝——金钱。
住在北京的绝大多数外国人习惯于从来不锁门，那里也没有关于发生盗窃事件的报道。这个城市的安全是绝对的。你可以在白天或夜间在街上漫步而没有丝毫的危险。
可能落到你头上的唯一不幸，是碰上一批负责保证安全的民兵，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在闲逛可能感到诧异。但是在经过长时间谈话，这个外国人在显示了他的和平意图后，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往前走而不会再遇到困难。
如果你想在没有得到准许的地方，特别是对街道景象或过路行人照相的话，事情就可能变得更复杂些。在这样的时候，你可能发现突然被“群众”即过路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将要求你作出说明，有时候是十分详细的说明。
碰到这种情况，如果最后出现一个警察的话，那么警察的作用一般是缩短说明的时间。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出来干预的始终是“群众”，而从来不是警察。警察如果能使他的观点占上风的话，总是起一种相当节制的作用。
警察不带哨子，他用手向你作表示。罚款是像哨子一样从来没有的。
海关官员也是极其礼貌的，其客气程度可以与瑞士的海关官员相嫓美。
公务人员整个来说是惊人地温和的。有一次在广州，邮局职员为了给我时间让我发完一条电讯，把营业时间延长了四十五分钟。
因此，当你在中国不间断地生活了一年之后跨越边界时，你不能不感到这条边界意味着什么——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的琐屑事情方面。
当你走过罗湖——这条河把红旗和香港的英国国旗隔开——的桥梁只有几码路时，你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桥那边，你发现了差不多已经忘却了的东西，如交通拥塞、收小账、烟雾腾腾的旅店，还有那贪婪、商业上的穷凶极恶、你推我挤的人群、廉价的色情的东西、浅薄的公务人员，以及那个上帝——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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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1月18日，参考消息第4版
瑞士记者谈访问东德观感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里斯不久前访问过东德，九月十三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安于“现实”》的通讯，摘要如下：
近几年来，西方记者报道东德情况时基调有变化。以前往往大量报道种种压制自由的情况、困难和弊端，现在的明显倾向则是着重强调东德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它巩固的情况。
东德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个人自由有所扩大，并且有了国家观念的萌芽。与五十年代初期相比，较多的老百姓已不再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持那么拒绝的态度了。他们向往的理想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联邦共和国目前的制度。
东德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继续受到压制。老百姓对东德国家的赞成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听天由命，看到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改变政权状况而安于现状。现在，东德公民干同样的活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仍比西德工人少。由于现政权有种种可能对同党的意见相反的看法施加影响，人们在知心人圈予以外不说真心话，许多人被迫适应形势。
在整个东德都可以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据官方统计，最近十年间，工厂全日工的月工资已从五百三十一马克提高到七百十五马克。总的说来，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有保证的。大多数食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与西德的水平相当，但南方水果、龙须菜及其他特殊物品还很难买到。由于储备少，进口能力有限，东德的经济在例外情况下仍很脆弱。一九六八——六九年，一九六九——七○年，冬季特别长，供应就发生过很大问题，包括一般水果、蔬菜和土豆的供应。
东德是目前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其工业产值约为西德的四分之一。它对在困难起点上取得的这个“红色经济奇迹”感到自豪。能取得这个“奇迹”，主要是因为老百姓辛勤劳动，国有化政策比较温和（目前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是私营或部分私营）以及它通过东西德内部贸易从西德进口了现代化机器。
农业方面，一九六○——六一年集体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克服。许多农业社社员显然很赞赏农业社的工资和劳动情况。在机械化过程中，大面积耕作起了积极作用。
东德平均生活水平比捷、匈高三分之一，比苏联高一倍，但比西德低四分之一，原因之一是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联邦共和国低四分之一。
经济上的进展使许多公民对国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最后是欧洲人。尽管大力宣传德苏友谊，但几乎没有什么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虽然这里比起西德来，人们更感到德国对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是有罪过的，但仍然认为苏联部队大量驻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占领。除了专门显示友谊的集会以外，苏军与居民接触很少。在我们参加的一次舞会上，所有德国姑娘都拒绝同年轻的苏军军官跳舞。东德学校从五年级开始，唯一必须的外语课是俄语，但人们从俄语课记住的东西少得令人吃惊。
如果问起东德人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设想，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答案大致一样：一小部分人赞成统一社会党现政权；比这一部分人多一些的人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多的人追求西方民主；但是，如果能自由选择，人数最多的一批人则会主张一种既有言论和旅行自由，又保持国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模模糊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总的来说，这更近于西方民主的方案，而不是共产主义教育国家的理想。
东德国家对老百姓的全面控制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但统一社会党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盒，现在更多地采用谨慎小心的办法而不是暴力。几乎没有一个公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改变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表面上和内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现状。人们试图在可能的限度内过一种有内容的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要求。虽然还受到一定限制，许多人也就满足了。
东德生活表面上的正常状况却有一种谁都明白的明确界限。国家想通过教育、训导和讨论保持这种界限，但必要时也动用警察暴力。最近，平均每年判处政治犯罪三千起，大多数是企图逃跑，约百分之十五是“煽动”、“诽谤国家”或类似的罪过。由于批评占领捷克而公开判处的有七十起，多数是青年人。对自发的政治行动竟然害怕到了如此地步：东柏林洪堡大学学生自发地要求举行反对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示威，也公然遭到禁止。
在东西德边界上，一九六一年以来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逃跑时被打死。冒着极大危险越界逃走的，一九六九年有九百五十人，一九七○年上半年有四百人。在这一时期通过非法途径进入联邦共和国的有几千人。逃跑未遂的数目就更大了。一九六九年年初以来，有两万人（大多数是领养老金的）经允许迁居西德。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年中，有三百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的生活自由了一些，人们发展的可能大了一些，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老百姓感到自己形成了一个劳动集体，而且可以看到国家观念的萌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是巩固了，老百姓不再把它看成是暂时的东西。但这种正常化却是在墙后发生的，并且暂时还是建立在一种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就是：人们不得不看到，任何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企图都是毫无指望的。
近几年来，西方记者报道东德情况时基调有变化。以前往往大量报道种种压制自由的情况、困难和弊端，现在的明显倾向则是着重强调东德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它巩固的情况。
东德在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个人自由有所扩大，并且有了国家观念的萌芽。与五十年代初期相比，较多的老百姓已不再对统一社会党政权持那么拒绝的态度了。他们向往的理想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不一定是联邦共和国目前的制度。
东德在许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民主继续受到压制。老百姓对东德国家的赞成态度，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听天由命，看到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改变政权状况而安于现状。现在，东德公民干同样的活所得到的实际工资仍比西德工人少。由于现政权有种种可能对同党的意见相反的看法施加影响，人们在知心人圈予以外不说真心话，许多人被迫适应形势。
在整个东德都可以看到，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提高。据官方统计，最近十年间，工厂全日工的月工资已从五百三十一马克提高到七百十五马克。总的说来，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有保证的。大多数食品按人口平均的消费量与西德的水平相当，但南方水果、龙须菜及其他特殊物品还很难买到。由于储备少，进口能力有限，东德的经济在例外情况下仍很脆弱。一九六八——六九年，一九六九——七○年，冬季特别长，供应就发生过很大问题，包括一般水果、蔬菜和土豆的供应。
东德是目前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其工业产值约为西德的四分之一。它对在困难起点上取得的这个“红色经济奇迹”感到自豪。能取得这个“奇迹”，主要是因为老百姓辛勤劳动，国有化政策比较温和（目前还有百分之十五的企业是私营或部分私营）以及它通过东西德内部贸易从西德进口了现代化机器。
农业方面，一九六○——六一年集体化造成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克服。许多农业社社员显然很赞赏农业社的工资和劳动情况。在机械化过程中，大面积耕作起了积极作用。
东德平均生活水平比捷、匈高三分之一，比苏联高一倍，但比西德低四分之一，原因之一是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联邦共和国低四分之一。
经济上的进展使许多公民对国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但大多数人首先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最后是欧洲人。尽管大力宣传德苏友谊，但几乎没有什么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情感。虽然这里比起西德来，人们更感到德国对苏联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是有罪过的，但仍然认为苏联部队大量驻在这里实际上是一种占领。除了专门显示友谊的集会以外，苏军与居民接触很少。在我们参加的一次舞会上，所有德国姑娘都拒绝同年轻的苏军军官跳舞。东德学校从五年级开始，唯一必须的外语课是俄语，但人们从俄语课记住的东西少得令人吃惊。
如果问起东德人对理想的国家制度的设想，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答案大致一样：一小部分人赞成统一社会党现政权；比这一部分人多一些的人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同样多的人追求西方民主；但是，如果能自由选择，人数最多的一批人则会主张一种既有言论和旅行自由，又保持国家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模模糊糊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总的来说，这更近于西方民主的方案，而不是共产主义教育国家的理想。
东德国家对老百姓的全面控制基本上保留下来了。但统一社会党政权为了自己的目标和利盒，现在更多地采用谨慎小心的办法而不是暴力。几乎没有一个公民相信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改变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表面上和内心里都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现状。人们试图在可能的限度内过一种有内容的生活，自觉不自觉地降低了要求。虽然还受到一定限制，许多人也就满足了。
东德生活表面上的正常状况却有一种谁都明白的明确界限。国家想通过教育、训导和讨论保持这种界限，但必要时也动用警察暴力。最近，平均每年判处政治犯罪三千起，大多数是企图逃跑，约百分之十五是“煽动”、“诽谤国家”或类似的罪过。由于批评占领捷克而公开判处的有七十起，多数是青年人。对自发的政治行动竟然害怕到了如此地步：东柏林洪堡大学学生自发地要求举行反对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示威，也公然遭到禁止。
在东西德边界上，一九六一年以来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在逃跑时被打死。冒着极大危险越界逃走的，一九六九年有九百五十人，一九七○年上半年有四百人。在这一时期通过非法途径进入联邦共和国的有几千人。逃跑未遂的数目就更大了。一九六九年年初以来，有两万人（大多数是领养老金的）经允许迁居西德。从一九四九年到今年年中，有三百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东德的生活自由了一些，人们发展的可能大了一些，经济状况比以前好了一些。老百姓感到自己形成了一个劳动集体，而且可以看到国家观念的萌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家是巩固了，老百姓不再把它看成是暂时的东西。但这种正常化却是在墙后发生的，并且暂时还是建立在一种动荡不定的基础上，就是：人们不得不看到，任何根本改变国家制度的企图都是毫无指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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