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0.18上海民众和基层官员的思想问题

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代表略去的原文。

下文摘自1963.10.18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加强思想教育问题的座谈纪要》，其中所罗列的所谓思想问题一般都是关于涨工资、涨物价、找工作的议论，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市民比较关心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还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而“反动”言论是要通过专政和阶级斗争来对付的，所以在这份报告里也就没有提起。

报告的结尾提到，资本家郭琳爽（原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过春节从储蓄所提出一万元存款作为发节赏，引起该储蓄所某干部的羡慕，这倒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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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思想教育问题的座谈纪要

                                          

十月十四日、十五日，我们召开了四次座谈会，分别就工厂、商店、里弄、机关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和思想工作问题交换了一些意见。兹将座谈会反映的情况和问题扎要整理于后。

一、思想教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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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

（一）由于经济形势好转，职工中议论经济生活，要求生活改善的思想比较突出。有的职工认为苦了三年了，应该改善改善了，而且现在形势好，工农业生产都发展了，确实有条件。一部分职工流露出希望“四加一跌”的情绪（增加布票、油票、粮票、钞票，物价再跌一些）。

  在一部分职工中，对最近部分商品价格调整的反映比较集中。由于在这方面没有进行及时解释，有些人对物价政策有怀疑，认为“国家困难时调整想得通，现在形势好转也调整想不通。”有的还和工资调整联系起来，说是：“一面加工资，一面涨物价，一手出，一手进，羊毛出在羊身上。”“工资还没加到手，支出到先增加了。”特别是有些没加到工资的更感到“吃亏”。认为“加工资的可扯扯过，我们没加的生活反而要降低”。有些低工资的认为“国家困难时期卖高价我到没影响，现在国家形势好转了，调整价格（包括肥皂等计划供应商品）我到受影响了”。感到想不通。

对日本工业展览会要在上海展出。在职工中传说也很多。如什么“一百元一套，三样东西”，东西便宜等等。

（二）在里弄社会青年和居民中，看到经济好转，不少人对解决自己的出路和就业问题，抱有过急过高的希望和要求。近一时期，里弄地区中，有关招工就业问题的传言和议论也很多，传说上海生产要大发展，要增人。有的说上海要招工二万人，有的说三万人，有的说到年底，要全部安排了，议论纷纷。静安区还发现谣传说，西湖边上的和尚没有接班人，要在上海找二三百名高中毕业生。最近街道办事处、劳动部门等有关单位，对来信来访每天接应不下，接待室从早到晚挤得满满的。卢湾区济南路街道党委前几天对来访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结果在会上一些社会青年大发牢骚，竟说“我们的社会是怪社会”，“毕业也是失业”。有的家长甚至说，“我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就是没有职业的缘故。”

  比较突出的是一些退工人员（包括家属工和徒工）听到传说后，要求“复工”的呼声很高，情绪很强烈。他们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分挑了单子，现在好转了，招工要先招我们。

  在社会青年中，对到外地去到农村去的想法少了，都要求在上海安排工作。现在较多的人打算“轧上电车，再找位置”，即首先争取在上海有安排，然后再考虑职业的选择。还有一部分人，不仅要留在上海工作，而且职业也要挑选得“称心”一点。据闸北区开封路街道党委最近对西藏里委会九十四个社会青年的摸底了解，大致有五种情况：（1）觉悟较高，愿意服从国家需要，哪里都肯去的，只有四人，占4.2%；（2）只要在上海有工作，什么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愿去外地和农村的，有五十六人，占59.6%；（3）不仅不肯去外地和农村，就是在上海安排工作也要拣拣挑挑，如不干商业，不干建筑业，甚至不愿干体力劳动的，有十五人，占16%；（4）认为在上海就业希望不大，但不愿到外地和农村去，只想在上海找个对象结婚就算了的，这类女青年有九人，占9.4%；（5）有流氓阿飞习气、道德品质败坏，不够安排工作条件的，有十人，占10.6%。据妇联在黄浦区广东路街道北海里委会一个户口段五十九个社会青年的调查，愿意到外地去和农村去的竟一个也没有。

由于上海要招工的传说纷纭，引起了有些已去新疆或农村的青年的家长，产生懊伤情绪，有的责怪里弄干部前一时期对他们的动员时说过今后上海不会招工，使他们“吃亏”了。还有些人认为“还是老油条便宜”，那是动员去外地不肯报名，现在反而有了在上海就业的机会。一些去新疆报名而未被批准的青年，现在“理直气壮”对里弄干部说，这次上海招工就非批准他不可了。里弄干部对这些问题感到压力很重。

（三）一部分干部和职工在调整工资中，仍然暴露形形式式的个人主义思想。

 静安区反映：有些十八级干部要争取提到十七级，说是“政治（指政治待遇）经济双丰收”。 有些十八级以下的干部认为调整名额有45%，两人中有一人调整，一定要争，说：“这表现了领导对我的看法。”有些职务高，级别低的埋怨说：责任大、批评多、级别低。有些年纪老的担心七年调整一次工资，等到下次调整，自己已经退休了。有些工作调动多的业务不熟悉，不能调整工资……。上海机床厂反映，由工人提拔的干部，吃亏思想仍很多，说：“早提不如晚提（晚提的级别高），晚提不如不提（工人晋级，工资增加数大于干部升级）。”

一部分职工在调整工资中也存在盼高思想，有的人对“部分调整，逐步提高”的方针感到不满足，有的人表示这次调整工资一定要争一争。认为“月评月奖是眼前利益，调整工资是长远利益”。“评奖是轧电车，脱一班问题不大，调整工资是乘火车，脱了一班不得了，非轧上去不行。”有的甚至认为“情愿落后一时（争一争），却可得利一世。”

（四）一部分干部仍然表现革命干劲不足，存在按步就班，畏惧困难和得过且过，被动应付的思想。南市区反映，某些基层干部说：“前几年初当干部时，总希望多参加些会议，多听一些报告，以能参加党召集的会议为荣。听报告都积极作笔记。而现在最好少参加些会议，听报告也不高兴作笔记了。”有的还在会上打瞌睡。

还有些干部不安心工作。在部份单位还相当突出。商业一局反映，局党委组织部十六名干部，除部长外，都不安心机关工作。其他各处也都有不少人不安心。有的是羡慕基层、公司有劳保、奖金，说：“即使工作吊儿郎当也有三等奖。”有的是因为在基层可以当领导，只要动嘴，在机关名义上是科长，实际上是“无科之长”，只能作具体工作，自己要跑腿、动手。有的是因为在基层提拔，提级机会多。也有的是因为感到机关工作要求高、政策性强，不容易做。有的认为机关工作缺少实际锻炼，日久变成了只会说，不会做的人。商业一局处长级干部中也有这种思想。财务处长就因工作上常受领导批评，想回到交通大学去教书。杨浦区委反映，工厂车间支部书记一级干部不安心工作的情况也有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有当干部吃亏的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看到现在规定支部书记由党员选举，任期三年，产生了临时观点，而且怕当三年干部后再回生产荒疏了业务。
    在职工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和女工，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感还没有很好树立起来。机床厂有800多个青工（其中三分之二是女青年），不少人对学文化积极性不高，认为当个工人，有这点文化也就可以了。有的人学技术比较积极，但目的是为了好增加工资。特别是女青工不关心国家大事更突出，她们搞的都是琐琐碎碎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只想找个好对象，嫁个好丈夫，生活可以过得舒适些。

国棉一厂有些女工（多数是老工人）也不大关心国家大事，不愿意学文化、学政治、开会。一下班就向家里跑，她们认为现在是“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太太平平过日子”，“老老实实搞生产”就行了。

商业职工中这种情况也存在，对开展五好竞赛劲头不大，兴趣不高。不少青年艺徒不愿做积极分子，他们认为积极分子太辛苦，落后要吃批评，中间最好。凯歌饮食店有的艺徒只注意学技术，目的为了向一级老师傅看齐，每月工资可拿104元。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有的商业职工认为“我们反正一个月45元钱，八小时搞好了算了，雷锋又没老婆孩子，死了算了，我们不能学。”

三、思想工作中的一些薄弱环节

（一）加强社会青年工作问题。

全市现有社会青年约十二万人（上半年还只有八万多人），其中共青团员约一万人。目前除了一小部分人在进行自修补习准备考学校、或参加里弄工作、或搞点临时性的劳动外，大部分都基本上无所事事，闲荡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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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10%左右的社会青年有流氓阿飞习气、道德品质不好，或犯有其他错误，这是目前工作中最突出的死角。这些落后青年中，有的因怕艰苦从外地逃回，家长歧视，浪落在外，受社会上坏分子引诱，有小偷小摸行为，这些青年悲观、不满情绪较严重，普陀路街道一个落后青年发展到公开在市委门口贴反动标语。这部分青年一般都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他们劳动教养或安排工作两头都不够条件，称他们为“三不要人”（安排工作不要，学校不要，公安局不要）。派出所一般不管他们，里弄委员会不找他们，也怕找他们（因为找这些人来参加活动，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些里委会和团支部也想组织他们进行学习，但又怕他们带坏其他青年；有些里弄把他们单独编组，但把坏的集中在一起也觉得不好。总之都感到缺少对待他们的办法。

四类分子的子弟也是社会青年中一个难处理的问题。除了部分表现较好的陆续安排出去之外，表现不好留下来的逐年增多。目前这类人约占社会青年的7%左右，他们一般情绪灰暗，顾虑较多。有的对几次安排都未轮到，就质问干部，说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不让他们有为革命工作的机会，还有部份人在家长的反动影响下，对我怀有仇恨，甚至进行反革命活动。虹口区虹镇街道有个社会青年才18岁，（父亲是反革命刑释分子）在今年国庆节前写了一封反动信给当地派出所，第二天又在派出所门前写反动标语。在拘捕后审讯时，他承认对现实不满，并说他等了五六年还捞不到工作，宁愿去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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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商店职工教育问题：

商店职工接触面广，且不少是和资产阶级做生意，受资产阶级思想、“香风”侵入很容易，而商业从业人员中私方人、小业主很多，他们对职工思想的影响也很大；商业职工不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旧意识也较严重；新招收的艺徒，不是也是其他战线上不要再转进来的，因此，商业系统的队伍无论思想和组织都比较复杂，有不少薄弱环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商店的情况。如有些服务性行业，旅馆、理发店、澡堂、旧货店等，人员复杂，思想工作也很差，谣言最多的也是这些地方。据南市全区旅馆业82个职工统计，就有76人有各种违法活动，有的与投机商贩勾结，有的与乱搞男女关系的人勾结。旧货商店职工自己搞投机贩卖的也很多，有的竟占到80%。在这些单位还有一些政治上比较复杂，对党有严重不满情绪的分子，据静安区了解，这些人要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如百乐商场针织小组23个职工，其中就有3人（一个是伪嵩山区副区长，一个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北京理发店32人中也有2个，这些人不断散布不满情绪，而在职工中却还有一定的市场。……

（三）干部教育问题

……各区反映，银行、税局的干部数量很大，但其中有很多是旧职员出身，觉悟低，与资产阶级接触的机会又很多，很容易受影响。静安区人民银行某储蓄所干部看到资本家郭琳爽过春节提出一万元存款作为发节赏之用，竟大为羡慕。有的有亲属在香港，经常通信，十分羡慕香港的生活。有的本人是高级职员出身，十分留恋解放前的生活。……静安区公成食品店公方经理与私方经理是娘舅关系，二人互相勾结，全店职工都是广东人，在公方经理领导下，总是互相说广东话，对上级机关下去的干部封锁情况。南市区雷达无线电行公方经理是一个混进干部队伍的资本家。……

1963年10月18日

出处：上海档案馆A22-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