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黑体字系原文所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是略去的部分原文。
“偷听敌台”这个词本身就有点意思，中共当局显然认为偷听敌台是不对的，那难道说公开听敌台就可以了吗？当然，中共有些人是经过批准后专门负责监听敌台的，可这种行为也是要保密不为人知而非光明正大的吧。
总的来看，在当时的环境下，静安区烟糖公司在处理所谓“偷听敌台广播”问题时下手还算是轻的，很可能是因为偷听的人不少，以至于对一些看起来情节很严重的人的处理也不很严格，比如“对那些因对现实社会不满而偷听敌台广播，听的时间长并有较多的扩散，但还不是反革命宣传的人，只要能主动交代，接受群众批判，深刻检查，得到群众谅解后，作为政治错误处理”和“对那些立场反动，长期偷听敌台广播，肆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象，发动群众开展批判斗争……对彻底坦白交代，认罪伏罪，有悔改表现的人，虽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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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主席的思想处理人的问题
静安区烟糖公司党总支、革委会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先后揭发了一批偷听敌台广播的人……。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根据偷听敌台广播的人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处理，认真地落实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的政策。……
从片面到全面
偷听敌台广播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情节有轻有重，罪行各不相同。如何用党的政策来正确处理这些人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有的同志以为“偷听敌台只是听听而已，没啥了不起，何必小题大做”。这是一种对帝、修、反利用广播进行反华宣传的阴谋认识不足而产生的思想片面性。由于这种思想上的片面性，结果对偷听敌台问题不当一回事，一放而过，影响了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有一个案例对我们教育很深。在清队中，有个反动资本家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偷听敌台广播的问题。思想上的片面性使我们只着重审查了他的政历问题，而把他偷听敌台广播的问题忽略过去了。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个反动资本家所在的中心店广大群众，以偷听敌台广播为突破口，揭露了他大量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把这个帝、修、反的应声虫揪了出来。……我们……认识到……偷听敌台是一种表面现象，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敌台广播是帝、修、反进行反华宣传，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的反革命手法。有的人由于偷听敌台广播，中了帝、修、反反革命宣传的毒，逐步地陷入了反革命的泥坑。隐藏在群众队伍中的帝、修、反别动队，则利用敌台的反革命宣传来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因此，对偷听敌台广播的人的处理，必须严肃、认真，决不能敷衍了事。
在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以后，部分同志产生了另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他们认为，偷听敌台广播活动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凡偷听敌台广播的都是反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偷听敌台的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显的阶级敌人，另一种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由于这种思想上的片面性，在处理偷听敌台广播的问题上，曾一度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对偷听敌台广播的人要作具体的分析，其中一部分是属于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不能笼统地都给化为反革命。因此在处理时，必须慎重、恰当，决不能扩大打击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问题，分清敌我，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团结、教育犯错误的人，狠狠打击一小撮敌人，深挖帝、修、反别动队。……
普遍性和特殊性
……偷听敌台广播，其结果都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是它的普遍性。但偷听过敌台的人，并不一定都是坏人，这是它的特殊性。……有些同志……或者只看到偷听敌台广播所造成的破坏性，来一个“一律打击”；或者看不到偷听敌台广播中的阶级斗争，来一个“一律不究”。……我们对于偷听敌台广播的人，逐个地做了具体分析，总的来看，是属于犯错误的多，坏人干坏事的少；一般收听多，听后进行扩散的少；因觉悟不高而收听的人多，出于反动立场蓄意收听的人少；偶然或时断时续地收听的人多，一贯收听的人少。
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是毛主席历来教育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在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在处理上注意了以下四个区别：把偶然收听与一贯收听的人区别开来（这是时间上的区别）；把因觉悟不高而收听的与出于反动立场蓄意收听的人区别开来（这是动机上的区别）；把听后没有扩散或少量扩散的人与那些恶意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的人区别开来（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破坏程度上的区别）；把主动交代、愿意悔改的与抗拒交代、屡教不改的人区别开来（这是态度上的区别）。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对情况就有了一个“底”，处理就踏实了。
变坏事为好事
……偷听敌台广播这件事，从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性来说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就能更好地“清楚隐患，教育后代”，坏事也能变成好事。但有的同志……不懂得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因此，他们在处理偷听敌台广播的问题上，重组织处理，轻思想教育。这种做法与“一打三反”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不相符的。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一定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我们在对偷听敌台广播的人的处理过程中……狠批了帝、修、反利用敌台广播搞反华活动的罪恶阴谋；狠批了刘少奇“三和一少”，认敌为友的投降主义路线…。…那些犯错误的人，他们也纷纷在小组会上斗私批修，做深刻检查，并与那些蓄意偷听敌台广播，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做坚决斗争。
要使坏事变好事，还要……对偷听敌台广播的对象，分清敌我，区别情况，加以不同的处理。…我们…对那些由于觉悟不高而收听敌台广播，听的时间短，听后没有扩散，在这次运动中能主动交代，斗私批修，认识较好的人，不予追究。对那些由于怀疑党的政策，特别是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有抵触情绪而偷听敌台广播的人，进行批评教育，经过帮助教育有认识的，免于处分。对那些因对现实社会不满而偷听敌台广播，听的时间长并有较多的扩散，但还不是反革命宣传的人，只要能主动交代，接受群众批判，深刻检查，得到群众谅解后，作为政治错误处理（按：这部分人的处理的若干政策问题，仅供参考。重视思想教育，转变其思想和立场，以教育这部分人，也教育群众的做法是好的。）这样做的结果，及时挽救了一批人，对深入开展对敌斗争作用很大。对于出于反革命目的，一贯偷听敌台广播，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小撮敌人，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和悔改表现作出不同的处理；对于一小撮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集中力量狠狠打击。……
要使坏事变好事，要从“不树敌过多”这个战略思想出发，认真地做矛盾转化工作，尽可能地从敌人营垒中多拉出一些人来，促使敌人营垒进一步分化瓦解。……在这里，决定的条件，从我们来说，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有效的政治瓦解工作；从对象来说，就是要接受党的政策，认罪伏罪。我们对那些立场反动，长期偷听敌台广播，肆意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对象，发动群众开展批判斗争，同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看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促使其转变反动立场。对那些经过批判斗争，彻底坦白交代，认罪伏罪，有悔改表现的人，虽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
出处：工人造反报，1970年10月15日第393期，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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