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1.26大饥荒后期合肥局长级领导的思想问题
按：红色标记系录入者所加。
这份档案很有内容，很详细地记述了1962年合肥市服务局、建设局、粮食局的局长级干部们的各种问题，包括以权谋私、人浮于事、不关心职工生活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局长们都在忙着弄吃的，自己动手养猪、鸡、鸭，比如：
服务局副局长蔡少荣每月都要拿出几十斤粮票买饲料喂猪；服务局副局長孙仁，去年十月一面救济，一面用50元买了两只小猪，其中27元一只的死了，他把头、蹄、下碎吃掉，把肉送给绿杨屯，又卖28元；
建设局14个局长中，应該有9人在局里办公可是局长办公室却时常空无一人，有的局长經常不到办公室，在家里养鸡、喂猪、搞家务；
粮食局61个干部养了59头猪，由於养了猪，有的干部連差都不愿出了。养猪就要盖猪圈，机关里好些基建材料（竹、木、芦席）都被拉走。党委书记夏明，用公家材料叫该局基建工人盖成的猪圈极其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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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市直机关党员、干部思想情况的报告
(1962年第5期)
市直机关自从貫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面貌有很大的轉变，并且继续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有个别单位目前还存在不少問题。最近我们重点了解了服务局、建设局、粮食局三个单位。在这一期的思想情况里，我們单独写了这三个单位的情况。我們写这篇报告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給市委了解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主要的）是
希望市委和市委有关部，能对此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这些情况，是我们通过这几个单位的党支部委員和小组长們了解的。一般都經过了核对。在座谈中，他們一致认为，这些問题过去已反映过多次，也未得到解决。希望我們向市委轉达他們的要求，予以彻底解决。
一、合肥市服务局：
服务局的主要問题，是领导作风问题。
該局共有局长、书記五人。根据多数群众意见，认为副局长刘玉圣比較正派，而副局长张仁浦，由於多病，不多問事，是“世外老人”。其他三个局長、书記都有不少毛病。副局长蔡少荣，今年春季，一次即从浴池部搞了24条浴巾（旧的），至今連钱都不给。今夏，蔡对財会科长单彩云（非党員）說：“我还沒有竹床睡哩！”之后，蔡即自己动手，一下子买了两張,直接搞回家去，并叫人家开成修补发票，在修补费中报掉。今年午季机关生产，原来研究时决定蔡参加修补科分配，刘局长参加財会科分配。后来由于修补科生产不好，未分到麦子。而财会科生产较好，分给刘30斤小麦，刘说：”我未参加劳动，不要”。而蔡听到后，却說：“你不要我要”。即将30斤小麦拿家去了。不仅如此，蔡拿到麦子后，連土带杂交給食堂，搞回25斤面粉。蔡去年借食堂30斤粮票，至今不还。最近蔡未經研究，就将浴池部经理調来秘书科当负责人。头天人到，第二天蔡即打报告要求救济30斤粮票（蔡現在每月都要拿出几十斤粮票买饲料喂猪）。今年十月，蔡和长江饭店秘书科长魯志德（上尉，1 9级）吵架，之后，蔡即心怀不满，竟自作主张，将魯調来服务局当办事员（已下通知，魯不来）。蔡平时对机关生产极少过問，一天蔡对人說：“我明天到肥东去”。行政科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局长到农場去解决问题，馬上到处想法，搞到了一部汽車，行政科长亲自跟随。結果没有到农場去，却跑到县里搞猪飼料。而对农场存在的問题，却根本不予解决。今年十月蔡又去旧货店，利用職权，花8块钱买了一件值16元的大衣，同时还花165元买了一只值250多元的手表。蔡买来后，将表把搞坏又退给旧货店，今年春，蔡批条子去修补材料商店，撒谎说：“銀行幼儿园需要毛巾、肥皂”。实际蔡搞了4条毛巾、6块肥皂拿回家去自用。之后，蔡又以給机关做沙发为由，从該店买了两丈平绒回家給小孩做衣服。该局規定，旧貨店的布料，一丈以上的，交紡織品公司，零碎的交修补商店。布衣，绸料留作特殊用埸。而蔡却經常批給熟人，拉拢关係。最近又批給卫太来、胡传干、边华林等人的卡机布22尺，绸被一床，被面两床。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和修补公司一个女统计员完紹丽的关係問题。此女现年21岁，由於不能工作，人事科将完调到旧货大楼当營业員，蔡反硬将完搞到局財务科来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經常混在一起，群众議論紛紛，并以此为談笑的资料。
这个局現在有五个局长、书記，办公室却經常找不到人。机关里的通讯員、事务长，差不多就要一个人为几个局长买飼料、办私事。有时有急信却找不到通訊員送。过去蔬菜紧张，食堂搞来的菜，时常是先滿足局長们的需要。而他們拿了菜后，只叫記个帐，有时連錢都收不上来。机关杀猪、做豆腐也得多分給局长們，最近分山芋，还先把好的选出来，分給局长、书記，然后才分給大家。在救济、看病方面，几个局长、书記表現得更为突出。据统计，这个局共46个干部，从去年四月局成立以来，共用去医药费9，700多元，五个局长、书记即占了三分之一（3，200多元）。这些钱大部份都是通过私人关係，从一个診所开的贵重补药。副局长蔡少荣，去年夏季一个月即开支了300多元，其中一笔即100多元。结果使机关医药费超支2，000多元，至今沒法解决。去年四月以来，这个局共用去救济金2，400余元，补助42个干部，其中12个科局长即补助了1，300余元，比其余30个一般干部补助的还多100余元。副局长孙仁，一人即补了560余元，最多的一次即补280元。副局长蔡少荣，6口人生活，140余元的收入，去年也救济60元。据说他银行里有300元存款，現在又从互助金里借了125元。这个月发工资时，扣他3 0元，蔡知后很有意見，硬叫人去財务科取回。群众說，看样子又要要求救济了。副书记王世荣，群众反映他对人有意見，当面不提，背后议论。研究工作时，不拿主見，人家向他回报工作，他带听不听的，也不作结论。据说最近他在酒后对人說：“服务局搞得一塌糊涂，除了汪世韬外，一个人都不行”。而汪世韜这个人，却是个公认的最会逢迎拍马的人，在他身上有股最典型的商人习气。最近飲食公司一个科的全体同志写一張大字报贴到服务局，提該局副科长毕世山的意见（也是商人习气很重）。王看到后，不但不找毕谈话，反說人家是无组织、无纪律，找饮食公司追查是什么人写的。副局長孙仁，去年十月一面救济，一面用50元买了两只小猪，其中27元一只的死了，他把头、蹄、下碎吃掉，把肉送给绿杨屯，又卖28元。去年十一月四日，孙在反对“走后门”大会上說：“今后旧货店的布衣、布料，沒有通知，一律不准出售”。但孙自己却於当月廿七日去旧货店买了两丈藍布和二斤棉花。今年八、九月时，孙一面救济280元，一面杀猪180斤，并以2.80元一斤卖肉1 9斤。副局长蔡少荣，去年九月后去修补商店做皮鞋三双，不给钱，商店經理說，局长能做，我还不能做呀！也做一双。保管員說，局長、经理能做，我不能做呀！也做一双。做鞋工人說，你們都能做，我們也来做，不仅自己做，还給亲戚朋友做，共做了9 1双，都没給錢，直至去冬，財会科发現，通知蔡后才給两双钱，至今尚有500多元未能收回。
上述問题，給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他們說：“我們以后也不要学习了，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不通，因为学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这个局的几个党支部委員們，都表示不愿当支委，只图把本身工作做好，认为这些情况他們已反映过多少次了，也未得到解决。副局长刘玉圣要求市委派工作组去，认为老是这样零打零敲，既不解决問题，还会起副作用。办事员陈輝（党員）說：“现在参加工作的，有几个是为革命的，都是为了生活”。有的还把这些現象归纳成五个“地”：即上班后讲吃讲喝是花天酒地；开后門是钻天入地；有问题不解决是怨天恨地；调动工作是谢天谢地；工作无头绪是暈天轉地。办事員王澤川（非党員）說：“过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是鱼水关係；現在看不出这种关係了。特殊化、走后門，很多都出在党員身上”。
二、合肥市建设局：
建設局的主要问题，是领导过多，人浮於事問题。
現在的建設局是原来的建筑工程局、城市建設局、房产局、市建公司等四个单位合併而成的。一个局里共拥有1 4个局長。他們的分工是：陈衡兼管全面，汪凱管全面，王海云管汽車公司，馬忠义管建华窰厂，刘守长、李孝友管房管处，孔幼軒兼市政公司党总支书記（名义上这个公司已撤掉），李云葵管生活，吳濤抓計划財务，程龙抓行政生活，戴铭抓市政规划，張坪抓市政工程，李文弢抓房屋调查（临时的），完成至今尚未分到。这些局长分到那个单位后，既是单位领导，又是局的领导。正局长陈衡，一身兼数職，有些具体事情，没法一一具体过問，而副局长之間，却誰也不听誰的話。局里的科室，更不好下去检查、布置局长的工作。形成了分兵把口，各管一方的現象。而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空架子。局里既没有党組，也没有党委，形不成核心，做不出决議。属于全局性的問题，誰也不愿多管。“屁大的事情都要问正局長”。以致使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上述14个局长进行了那么詳細的分工，恰恰就没有管局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机关党支部工作，造成机关极其混乱。去冬以来，該局丢掉14辆自行車，也无人过問。有三个青年竟将公家一张旧床打掉烧小鍋。办公室里有些面盆、水瓶也被人拿走。有几个家属竟用会議室养鸡、养兔，把会議室搞得—塌糊涂。局工会副主席张公为（党員）竟将党中央的絕密
文件抄寄給其在东北的反革命哥哥，组织干事張学芳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十月共貪污党費360余元。该局14个局长中，应該有9人在局里办公可是局长办公室却时常空无一人。有的局长經常不到办公室，在家里养鸡、喂猪、搞家务。实验室有三个青年，有一度时間，整天没事干，经常在办公室合伙燒饭。他們上班后，首先是研究下今天吃什么，然后就进行分
工，有的去办菜，有的起炉子，然后就关起門来在办公室精烹細煮了。该局設計室有30多个青年，长时間来思想极其混乱，闹个人主义，甚至有反动思想，一有风欢草动，他们即动摇不定。今年七月，蔣介石企图窜犯大陆时，有的人即說：“蔣介石是个軍事家，有一套专政经验。他临走时带走了一大批青年军，现在这些人都成有经验的军官了”。和我们报上宣
傳的蔣介石是胡子兵的說法針鋒相对。并說：‘国庆节每人增加一两油，二两肉是‘收买人心’”。还有人在学习时提出：“馬列主义中心移到中国，这种提法是否妥当？”认为在形势报告中說：“中国記者在阿尔及利亚受欢迎，苏联記者如何不受欢迎，这种驕傲情绪不应当有。苏联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威望还是高的”。还有人说：“报上登我們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們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这种話不应該自己讲，不谦虚。过去經济建設受损失，就是因为自己把自己讲得太好了”。有的说：“三面紅旗是不是象所讲的那样好，前几年的問題究竟出在什么地方！”他們中有些人对我們的报纸很少看，而对“参考消息”却极有兴趣。有人說：“我们讲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說我們是教条主义，到底誰是马列主义？”并说：“苏联青年要结婚国家就給他盖房子，人家也不吃25.5斤，我們还有什么讲的呢（批判修正主义）?”在学习十中全会公报时，有人提問：“你们说公报正确不正确呢？”并說：“从历史发展看，很难讲嗳！过去都說我们是正确的，后来历史証明还是有錯誤”。在討諭中有些人公开说：“我們現在已不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无所謂改造”。在红与专的问题上，认为“只要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貢献，就是紅的表现”。并宣扬五七年有一个工程师說的話：“你一个月給我三百块，不要我学习，不要我开会，你叫我設計什么，我就給你设计什么”。有人接上就说：“文化宫、文化新邨就是他設計的，你說他对社会主义建設沒有贡献嗎？”
据說在这个室里，誰会討便宜，誰就受尊敬，誰对公家忠誠老实，誰被看成是傻瓜。这里有的女干部因有孩子，經常不上班，而另一些女干部即非常嫉妒，有两人特地从上海把孩子接来自己带。資料保管员张九娩，由於平时能坚持原则，經常受到一些人的讽刺。有一次技术員程瑞珍找张领办公用品，由於程前两天才领了，張即不同意。而此人却蛮不讲理的和
张打起来。就这样旁人反说張的不是。技术员李德輝(党負)调动工作去省里，好几天都不去报到。人事科长問他什么时候能去，他先是撒谎說工作未交待好，后又說有私人事未搞好。当科长同意他处理私事，可先去报个到时，他又傲墁地说：“那我还要考虑考虑”。科長正在和他继续說話，他却拔腿就走了。
三、合肥市粮食局：
該局主要是机关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这个局的领导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也不了解群众思想。上班时只談工作，下班后，各归各家，忙自己的孩子，猪鸡鸭。他們各人都有小家小灶，不管食堂办得好坏。炊事員們由於领导不管，特殊化，老爷作风，非常严重。他們在打下班鈴后才开飯，有时1 5分钟就关門，来迟了就吃不到饭打不到开水。过去搭杂粮时，他們不吃山芋餅，不吃混合馍。另蒸米饭和小麦面馍自己吃。食堂杀猪，自己已飽餐，还要各带一份回家, 90多人吃饭，四个炊事员和一个事务长，还经常把粥飯弄餿。餿了的饭菜，第二頓烧热了又给大家吃。有人提意见，他們反說："誰叫你們上頓不买呢？这顿不卖完，下顿还叫你們吃，反正都是你們的”。据说有一次卖的粥糊酸的实在不能进口，有人倒给猪吃，猪也不吃。又有一天早晨下面条头子，上面漂了一层虫，捞掉一层又一层。早上未卖完，中午掺些山芋粉、大麦粉做成馒头卖，大家知道了又未卖掉。晚上又做成菜包子，才骗过去。最近有一次早稀饭，据说里面有十几样东西，有锅巴、剩飯、剩发糕、剩大馍、剩山芋、剩菜，也有油和盐。群众說，吃到嘴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简直和猪食一样。这里的十七个科局長干部，只有两个人有时在食堂吃饭，其余的人极少到食堂去。只是食堂有好东西（净米饭）卖，他們的家属即一轰而来，当卖杂粮、馊饭时，就苦了那些单身汉了。所以这个食堂直到现在还剩了很多杂粮。买五分錢饭，还要搭配二分发糕，发糕里还有高粱粉。食堂如此，机关集体生产也是如此。由於机关生产未搞好，去冬今春該局干部没有粮食补助，連加夜班都要饿着肚子干。今年秋季每人分100斤山芋，还要交三块錢和五斤粮票。群众说这对他們一点好处也沒有。而这些粮票收到食堂后，就钻到来往客人的肚子里去了。
和这些集体福利事业的情况相反，这个局干部的养猪、养鸡却搞得非常热火。该局现有的61个干部，即养了59头猪，有許多单身汉都养猪。有的一人养两头，还养鸡鸭。由於养了猪，有的干部連差都不愿出了。同时有些家属，由於养猪、种菜；互相影响，时常为此而争吵，又影响了干部的团结，养猪就要盖猪圈，机关里好些基建材料（竹、木、芦席）都被
拉走。党委书记夏明，用公家材料叫该局基建工人盖成的猪圈极其讲究。由於领导搞，大家就都要搞。群众反映：“书记为首，局长带头，科长动手，办事員就跟着走”。
附：
㈠今年四月，粮食局领导未通过市委，和肥东粮食局私拉关系，将肥东局十几个干部以照顾爱人为由(这些干部的老婆於58年从农村来粮食局做工)，調来合肥市粮食局。最近肥东有群众给李葆华同志写信，經李任之同志批给范渦河同志处理。范批粮食局党委查办。但該委张副书記却将此信压了很长时间后，叫党委秘书殷正群同志向来信办公室假报，說此事已作了处理，实际这些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至今仍依然如故。
㈡該局副局长李正，今年七月打报告要求財贸部同意将李素户口从农村迁来合肥。财贸部未同意，李又叫人保科副科长王家文找公安局馬副局长取得证明迁来，并安排到米厂做工，而该厂原被减下来的老工人却无法安插。由於領导带头，該局现在有几个干部都提出要迁家属户口。办事员顾成保，最近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据说粮食局干部找公安局很好办事）已将其父母、孩子从寿县迁来合肥。
中共合肥市直属机关委员会
1 9 62年11月26日
出处：合肥001-01-018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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