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1976.12.3合肥铜陵路街道钱主任的“资产阶级法权”



1976.12.3合肥铜陵路街道主任的资产阶级法权
录入者按:××系原文所有,红色标记由录入者所加。
文革后期,城市招工、大学招生、军队招兵和知青下乡(即“三招一下”)成为城里有适龄孩子的家长们一致关心的问题,街道革委会主任在这些问题上都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尤其在知青留城问题上有决定权。下文中这位主管省城某重要街道的钱主任显然没有让手中的权力白费,甚至可以说使用到了极致:帮助妻子改善与单位领导关系,帮助妹妹分房、加入共党,帮助小舅子入共党、当干部,帮助亲戚调动单位、回城等等。
不过这位钱主任有一点值得敬佩,无论是对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还是精减下乡回到城市的人,他都不歧视,而能量才使用,这一点在当时的社会恐怕是很难得的。
~~~~~~~~~~~~~~~~~~~~~~~~~~~~~~~~

基本路线教育简报

城市专刊 二十
(内部材料·注意保存)

中共合肥市委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编  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 三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钱聚言为什么人做“好事”
    东市区铜陵路街道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钱聚言,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中被隔离审查了。对市委的这个决定,广大居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却有人说什么“老钱没问题,就是好事做多了”。钱聚言在这个街道工作已十年多,他为什么人做“好事”?做“好事”的目的是什么?铜陵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最清楚。他们在区委和驻街道宣传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学习,大批判,大检举,大揭发,剥掉了钱的画皮。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本质的是阶级关系。钱聚言为之办“好事”的,大致有三种人:一种是地、富、反、坏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种是头上有衔,手中有权的人;还有一种是有求于他的人民群众。这三种人反映了三种阶级关系:第一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第二种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第三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清楚地表明了钱聚言的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他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千方百计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服务。
    一、新老资产阶级的保护伞
    这几年,在钱聚言把持下的铜陵路街道,出现了一种“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奇怪现象,一些地、富、反、坏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非常“神气”、“吃得开”,仅被钱聚言安插在街道十一个企业中充当负责人、技术员、采购员,把持产供销实权的就有十五人之多,其中劳改犯和劳教分子就有十人汽车修配组所有骨干都受过劳改劳教处分。钱聚言对这些人,关怀备至,政治上给保护,工作上给重用,生产上给自由,工资上给优待。这些人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两三倍,个别人高达四、五倍。对此,革命群众强烈不满,钱聚言却冷冷地说:“这些人有能力,有技术,工资高一点合理。没有他们,生产搞不起来。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他还在大会上公开号召各生产单位的负责人都要向这些家伙学习。
    这些坏人在钱聚言的纵容保护下,气焰嚣张,大搞资本主义。他们偷工减料,抬高价格,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挥霍浪费,大挖社会主义墙角,把街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改变了社会主义方向。他们修建的房屋造价高,质量低;他们修理的汽车费用贵,一般要比国营工厂贵两三倍,连区委机关修车子也要敲竹杠,收九元六角钱一个工。有的刚修好的汽车,开到半路就跑不动了。尽管这些家伙诈骗国家和集体大批钱款,街道生产还是亏本,仅七四年一年就欠债四万多元。结果是穷了集体,富了这批坏蛋,把企业引上了资本主义邪路,部分地改变了街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基层政权的性质。
    为这些坏家伙办事,钱聚言十分热心,十分精心。四次判刑的出身地主家庭的贪污盗窃分子褚友传,一九七二年刑滿释放后,通过“关系”来到铜陵路街道。当时有人向钱反映:这人是劳改犯,不能用。钱不以为然地说:“我能掌握住。”于是,钱封褚友传为街道修繕队队长,月工资五十九元,把街道最大的、拥有一百多人的生产摊子交给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全权负责。国家在肥东兴建的一〇一工程是保密項目,他派这个反革命分子带人去搞建筑。而褚友传对钱聚言的庇护重用感恩戴德,经常用老鸡、茅台请他吃喝。有一次,一桌酒席褚就
花了六十多元。褚友传知道钱聚言要盖房子,便利用修缮队长的职权,从街道建筑工地明拿暗偷建筑材料,并带领工人加班加点,无偿地为钱盖房子、筑围墙,营造安乐窝。从而褚友传更加受到钱的赏识,为非作歹的胆子也就更大。他贿赂腐蚀干部,假造职工名册,多报工时,冒领工资,不到一年时间,就贪污了九百八十余元。大投机倒把犯史培生,一家六口人原来下放在农村,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家倒流城市。钱聚言对史培生体贴入微。史一家没有住处,钱就下令把街道生产单位租用的房屋腾出来给他;史没有事情干,钱就想方设法介绍他家三个人去做临时工;史培生没有户口,领不到工资,钱聚言便代他去领工资,史贩卖油纱,收购单位要证朗,钱给他写;史搞投机倒把,在蚌埠、淮南、长丰被扣押,钱出证明或打电话为他作“保”;史搞长途贩运,钱给写路条,要人“给予方便”;在市区几次政治大清查中,钱都向派出所打招呼:  “这一户不要查”。后来干脆给他写了一份长期有效的“终身证明”,证明史培生是国家干部,因受反动路线迫害,被强迫下放,现正在甄别上调,请有关方面照顾协助等等。史培生拿了这个“通行证”,往返于徐州、蚌埠、淮南、巢县、肥东、肥西等地,大搞投机倒把,几年来获取暴利四千八百多元。对钱聚言的保护,史培生感激涕零,经常送钱送礼,表示报答。对此,钱聚言夫妇并不满足。常以各种名义公开伸手。一次,钱的老婆对史说:  “老钱为你户口的事找了很多人,办一桌饭就花掉二十块。要办好一个户口没有一二百块钱是不行的。”史培生心领神会,送礼更勤。钱的老婆用一块上海表换来史培生的一块梅花牌手表;钱家还经常要史代买鱼虾等副食品不给钱;钱的老婆还借故索取了一百三十斤粮票、六斤油票。广大群众对钱聚言与这些坏家伙相互依存、狼狈为奸的关系,看得十分清楚,大家一针见血地指出:  “钱聚言是史培生的保护伞,史培生是钱聚言的摇钱树。史培生在外边搞投机倒把,钱聚言就从史身上捞油水。”钱聚言包庇的不只是—个褚友传,一个史培生,他与街道上的一个江湖郎中、政治骗子、反革命分子余云华打得火热,并拜倒在这个坏家伙的脚下,认其作“干父”,认他的老婆(一个逃亡地主婆)为“干娘”。他还把一个表现不好的国民党上尉军官,安排到危险品车间搞保卫,提工资,说什么“明牌货,责任心强,不会出庇漏”。
    钱聚言在检查中承认:“这些人听话,好使用,为自己谋私卖力。”“这些人所想的、所做的,所走的路,和我所想的,所做的,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我们是一条道上的马车。”
    二、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
    钱聚言的家里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在办公室里也是迎来送往,应接不暇。这些来找钱聚言帮忙、办事的,有一些领导机关的干部,有大、小工厂的领导,有街道、派出所的一些实权派,有农村社队的一些负责人……钱聚言和这些人在一起,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凭借手中的权利,以权谋私,互相利用,大搞歪门邪道,成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土。
    一是以支农为名,以物易人。几年来,钱聚言从一些工厂和单位搞了大批机器设备、钢材、木材、煤炭、水泥和电线、电杆、电焊条等重要计划物资,打着“支农”的旗号,给有关社队,作为交换条件,谋取私利。他给他岳父家乡的公社搞了一批钢材、木料,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一要给他内弟入党,二要让他内弟当干部,三要照顾他下放的亲友优先上调。果然不久,他的内弟入党了,当上了大队民兵副营长,后又当了大队会计并抓大队副业;钱要求照顾的一些下放知青,也都先后被招工、征兵调走了
    二是互相利用,等价交换。—个厂的负责人找钱聚言帮忙解决两个孩子留城做工、参军问题,钱聚言满口答应,全都照办。钱聚言的妹妹就在这个厂工作,钱聚言趁机向这个负责人提出要为他妹妹解决入党问题、住房问题和困难补助问题。结果时间不长,钱的妹妹就住上了新房,拿到了救济,连她的老婆婆也被安排了工作。XX局有个中层干部,小姨子在大连是下放对象,想把户口迁来合肥逃避下放钱为他办事特别热心,谎称是自己的表妹来肥替他带孩子,于是户口迁到了合肥在钱家挂户,以后又出力给她当上了正式工人。招工复查时,还三次出假证明,欺骗工厂。钱聚言的力不是白出的,他的亲戚在山西工作想调来合肥,他又托这位干部帮忙,人调来了,一家五口的户口也迁来了
    三是主动帮忙,放线钓鱼。钱聚言的老婆在XX厂工作,表现不好,钱为了讨好她的几个领导,以便今后工作好干,并能当上党员,就主动出谋献策,帮这个厂的几个有关干部解决了小孩留城问题,影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三、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
    “三招一下”(招工、招生、招兵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钱聚言替人“办事”最忙的时候,也是他敲竹杠发横财剥削群众的机会。几年来,在铜陵路街道仅钱聚言一人就把应当上山下乡的三十个知青定为留城;为十二个已经下放在农村的知青“优先”上调回城;还为廿一个倒流知青及部分社员安排在街道企业或壮工队做临时工。有时“忙”得他个把月不上班,坐着小汽车,来往于城市、农村和各单位之间,拉关系,开后门,弄虚作假,违反政策,破坏了上山下乡、“农业学大寨”这些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钱聚言自己却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有些居民群众因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为了眼前利益,想把孩子留在城市,只好去找书记;也有的居民群众生活困难,想早一点为子女找到工作,也只好去求书记。钱聚言给他们的回答是“研究研究”,过几天再去找他,还是“研究研究”。后来大家明白了,“研究研究”,就是“要烟要酒”,于是有求于他的居民群众,就只好送钱送礼,受他剥削。据钱自己初步交待,他吃过人家七十六桌酒席,收过一百多斤糕点、糖果,四十多斤好酒,一百多包香烟,还有许多鸡鱼肉蛋、服装衣料等物。每逢“三招一下”或过年过节,给钱送礼的人不断,请钱赴宴的人要挂号,钱聚言趁机索取了人民大批财物,吸吮了群众的血汗。新中服装厂一个工人,为了托他把孩子从农村调上来,送礼数十次,花钱一百多元,还无偿地为钱聚言一家和他的亲友做了二十多件料子衣服。有一个女社员是通过钱的关系进城做工的,几年来,她白天在厂里做工,晚上帮钱家做家务,长期受钱奴役,精神十分痛苦。原十二中的初中毕业生卫XX,原定下放对象,家长想把孩子留下,求钱帮忙。于是母女俩长期给钱家当佣人,洗衣浆衫、烧锅做饭。
       
    剥开画皮看本质。从钱聚言以上所办的这一桩桩“好事”中,铜陵路街道的广大干群认清了钱聚言,他虽然出身于贫农,参加革命也较早,但这些年来,他变了,他对新老资产阶级那样温情脉脉,他对资产阶级法权那样爱如至宝,他对劳动群众那样冷酷无情,他以权谋
私,在资本主义道路越走越远。

出处:合肥001-28-0017-01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